二、革命因坚守而不朽
翻开书页，是以“告别革命”为主调的1980年代为开始的，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在跟过去那个时代告别，包括过去的那个 ‘我’，唯恐被这个新的时代所抛弃”的时代[8]，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带有光辉和牺牲意义的伟大革命开始被解构、马克思主义被风头无两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挤到了边缘角落、工农兵文学被伤痕文学从高台上无声赶下，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始终秉持革命理想并毫不动摇革命信念的人，其精神抉择既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又彰显出特殊的历史价值——他们以个体化的抵抗姿态直面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力量，在资本逻辑与精英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中，依然执着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这种看似“逆潮流而动”的精神坚守，不仅构成了对社会症候的深刻批判，更在盛行消解革命思想场域中保留了革命话语的批判性维度。这种“不识时务”的坚守，恰恰构成了对“这个新的时代”最深刻的批判与最珍贵的救赎。
宗达和宋乾坤共同的前妻安娜正是一个这样的人。安娜的身份具有多重维度的意义，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她来自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漂亮优雅的高知女性，受到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影响，与在英国留学的宗达相爱并结婚，从此不远万里投身于中国革命中。她经历了宗达的“叛变”、与宋乾坤的婚姻与离婚、文革期间的造反派生涯，直至被以“英国间谍”罪投入监狱。她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系列过程。从一开始在她的身上就承载了比本土男性革命者更加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阶级矛盾与文化张力，在文革结束后表现的更加明显，让她在过去与当下的对比中成为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博弈、革命理想与现实困境、跨国剥削与解放政治的浓缩隐喻。
安娜主动投身革命并主动接受革命的考验。可以说这种选择本身就是构成对“阶级宿命论”的反抗——安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压迫者的出身，却选择成为一个推翻压迫体系的战士。在文革中，作为享受特供待遇的外国专家，她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取消自己的特殊待遇要求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主动申请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安娜不仅选择取消自己的特供，更选择以彻底的方式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选择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源于她对革命理想的真诚信仰——她相信革命的意义在于消灭阶级差别，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因此，当她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专家”仍然享受着某种特殊待遇时，她无法容忍这种与革命理想相悖的现实，毅然选择了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的道路。
在五七干校期间，安娜经历了从知识精英到体力劳动者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对于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艰难的，对于安娜这样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然而，正是这种“向下”的流动，使安娜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人民的痛苦”和“革命的重量”。她在干校的劳动经历，不是一种象征性的“体验生活”，而是一种实质性的身份重构——她不再是那个站在革命外围的“国际友人”，而是革命队伍中一个普通的战士。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她对革命的理解超越了书本上的理论，深入到实践的层面。
更为可贵的是，安娜的坚守并非盲目的。她并非对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她看到了官僚主义的滋长，看到了特权阶级的形成，看到了某些如宋乾坤一样的“革命者”正在背离革命的初心。但她没有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将这些现象归结为革命本身的“原罪”，从而走向革命的否定；相反，她将这些现象理解为革命尚未完成的表现，是需要通过更彻底的革命来克服的障碍。这种“在否定中肯定”的辩证立场，使安娜成为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忠实守护者。
文革结束后，当主流社会开始了大规模的“告别革命”时，安娜的处境变得格外尴尬。她所信仰的革命理想正在被曾与她并肩战斗的人们抛弃，她所珍视的同志情谊正在被商品关系和权钱逻辑所取代。在许多人看来，安娜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她坚持的那些理想被认为是“极左”的，她守护的那些价值被认为是“过时”的。然而，安娜依然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了继续守护那份正在消逝的革命理想。
这种选择使安娜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是一个“没有祖国的革命者”，在自己的祖国她是“异类”，在她为之奋斗的第二祖国她也正在成为“异类”。然而，正是这种“双重异化”的处境，赋予了安娜一种超越性的视角：她能够同时看到资本主义的虚伪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异化，能够同时理解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的艰难性。这种视角使她成为了《Black & White》中颇具思想深度的人物之一，也使她成为了革命理想主义守夜人之一。
安娜与骆正在监狱图书室的谈话，是《Black & White》中思想含量最密集的段落之一。要理解这段谈话的意义，必须回到谈话发生的历史语境。
安娜与骆正，两个曾经的“造反派战友”，如今不约而同地沦为了囚徒。这种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为他们之间的对话提供了特殊的精神前提——他们都被权力扔到了边缘，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梳理和思考。
安娜在谈话中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精神分析，其坦诚程度令人动容。她回顾了自己如何被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吸引，如何将宗达视为“长着金子般眼睛的革命家”，如何从欧洲追随宗达到苏联、再到中国，如何将一生奉献给中国革命。然而，安娜的信仰经历了三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宗达的“叛变”，这使她失去了精神偶像；第二次是与宋乾坤的婚姻破裂，这使她失去了对党内同志的信任；第三次是文革的失败，这使她对自己毕生信仰的“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产生了困惑。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宝贵实验，是对革命‘第二天’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一次中国式解答，但不幸的是，它最终失败了。”安娜的这段话，既是对文革的定性，也是对自己信仰的终极拷问。她将文革理解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这一判断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左翼反对派色彩。
骆正对安娜观点的反驳——“毛主席一直是反对托派的！”——虽然显得有些无力，却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文革的理论基础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存在亲缘关系，而毛主席又一直反对托派，那么文革的理论合法性何在？这一矛盾正是安娜困惑的根源。
所以，他们的谈话中反复出现“失败”这个关键词。安娜说：“是呀，失败了，都失败了……”语气中充满了幻灭感。骆正则显得更为坚韧——他虽然在现实层面也失败了，但在精神层面从未认输。
安娜的失败感是彻底的。她不仅失去了宗达（叛变）、宋乾坤（离婚）、儿子宗小天（失踪），连文革这个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她准备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去。“我在中国度过了我一生大部分的时光，心里其实很舍不得离开”——这句话透露出她内心的矛盾：她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她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革命，但现实迫使她承认失败。
骆正的态度则不同。他虽然也经历了失败——被开除公职、被判刑、被社会边缘化——但他从未放弃追查叛徒的执念。“你呢，宝塔山同志？出狱后，你还要继续控告宋乾坤吗？”安娜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你还要继续做那个“不识时务”的人吗？骆正没有回答，但答案不言自明。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安娜的信仰是“理论先行”的，她是从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中“推导”出革命信念的，因此当理论遭遇现实挫折时，她的内心就容易产生困顿疑惑。骆正的信仰则是“实践生成”的，他是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中、在与敌人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信念的，因此更具韧性。
安娜在谈话中提到了儿子宗小天的“失踪”，这一细节将谈话与整部小说的家族叙事线索联结起来。
“我和宗达的儿子宗小天。我嫁给宋乾坤之后，曾让他改姓宋，我和宋乾坤离婚后，我又让他改姓了宗……宗小天是个脾气古怪的孩子，颓废而任性，甚至放浪，有点像他的父亲宗达。”安娜对儿子的描述，揭示了革命后代的精神困境——他们在前辈的光环与阴影下成长，既继承不了前辈的革命理想，也无法融入新的时代潮流。宗小天“带着一个叫顾影的女大学生”去邳镇安家落户，生下了宗天一和顾筝，然后“失踪”。他的“失踪”方式与其父宗达如出一辙——都是神秘消失，都是去向不明。这种代际的重复，暗示了某种命运的轮回。而宗天一的一生，更是在“叛徒后代”的阴影下挣扎——他努力想摆脱这个标签，却始终无法逃脱。
安娜在谈话中提及宗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叙事功能：它将骆正与宗达、宋乾坤之间的历史恩怨，与王晟、宗天一、顾筝这一代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正是通过这条线索，小说构建了一个跨越三代人的宏大叙事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谈话发生在监狱这一特殊的空间里。监狱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囚禁场所，也是精神意义上的“炼狱”——在这里，人物面对自己，进行自我思考。安娜和骆正作为“囚徒”，反而获得了某种“自由”——从权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这种悖论式的设定，赋予了这段谈话以深刻的哲学意涵。
包括安娜与宋乾坤的婚姻关系，也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宋乾坤是一个投机革命的典型——他参加革命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个人私欲得不到满足；他背叛革命不是通过公开叛变，而是通过在体制内的投机取巧和隐瞒钻营。而安娜对宋乾坤的态度——从最初的接受到后来的失望再到最终的决裂——恰如革命理想主义对投机主义的审判。这种审判不是通过言语完成的，而是通过安娜一生的革命实践完成的：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革命不是投机，革命是信仰，是需要用整个生命去实践的信仰。
与安娜的“异乡人”身份形成类比对照的，便是骆正——一个始终沉默却始终坚守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小说中的形象是复杂的：他是一个曾经被宋乾坤诬陷的“叛徒”，是一个在历史迷雾中无法自证清白的“嫌疑人”，是一个在主流叙事中被边缘化的“不合时宜者”。然而，正是这个被历史“遗忘”的人，成为了《Black & White》中的又一根精神脊梁。
骆正与宋乾坤的典型对比，构成了小说中最深刻的思想张力之一——既深刻暴露了在私有化浪潮冲击下道德秩序的崩解与溃败，又通过集体经济实践中那些虽艰难却未曾熄灭的尝试，暗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可能性。骆正出生于大江市胭脂路上的一幢木板房里，父亲是竹器店学徒出身的手艺人，母亲是竹器店老板的女儿。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手工业者家庭，属于社会底层。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劳动人民的艰辛有切身体验。他在东江高等师范附中读书时，受国文教员程子良的影响，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抗日先锋青年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这是一个底层青年被进步思想感召、自觉选择革命的过程。为参加革命，骆正背叛了自己的小市民生活，宋乾坤背叛的是自己的地主家庭——虽然都指向革命，但其精神内涵截然不同。骆正的背叛是一种向上的、朝向光明和正义的奔赴；而宋乾坤的背叛则如前文所述，夹杂着复杂的个人动机，其革命身份的获得，某种程度上是以“大义灭亲”递上的一张投名状。 这种差异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放大，最终演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态。
骆正是一个信仰纯度极高的人。他对革命的忠诚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是源于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在他身上表现得近乎偏执，却也因此具有了一种令人动容的道德力量。
书中有一个细节极为动人：骆正每年清明节都要去凤凰岛小龙山烈士墓园扫墓，给牺牲的未婚妻白雪献上一束玫瑰，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这一行为不仅是爱情的祭奠，更是对革命初心的坚守。他在白雪墓前发过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出卖你们的叛徒”。这个誓言支配了他此后的一生。为了追查叛徒，他不惜与位高权重的宋乾坤为敌，即使因此被开除公职、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
骆正在民众书店阁楼上那间贴满革命宣传画的小屋里度过的岁月，是一种近乎“殉道”的生活方式。他收留上访的凤凰岛村民，带领他们去省政府门口静坐，为此遭到黑三等人的殴打，头部受伤住院。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追问：“现在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呢，必须坚决斗争！”
骆正所代表的，是“真马克思主义”：那种将理论付诸脚下的土地、将信仰贯彻到每一个日常选择中的马克思主义。他的信仰不是口号，不是姿态，而是一种活出来的、经得起时间磨损的存在方式。
与之相对，宋乾坤则代表了另一种形态。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复合型人才，会写小说、会摄影、懂政治、善权谋。他的一生充满了审时度势的“转进”：从背叛地主家庭参加革命，到宗达事件后与安娜结婚、后又离婚，再到文革期间被打倒后复出，直至1980年代推动改革——每一次转型都精准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上。
然而，这种“精准”恰恰暴露了其信仰的工具性。即使对宋乾坤叛变革命的指控缺乏直接证据，但他在仕途上的种种表现——比如利用表姐夫洪虎的关系谋求升迁、在南湖别墅事件中违规审批项目——都表明，他的信仰更多是一种政治资本，而非精神支柱。
书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宋乾坤晚年开始修炼元极功，与江湖骗子出身的武伯仲“谈得很投机”。武伯仲对他说：“你当初背叛自己的家族，大义灭亲杀害自己的父亲，参加革命，原以为可以实现那个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并跟着那个D折腾了几十年，可今天，你看还有几个人相信那一套呢？”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宋乾坤的反应，但暗示了他内心深处的信仰危机——一个曾经以“大义灭亲”作为革命投名状的人，在晚年却开始怀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种精神困境，是机会主义信仰的必然归宿。
可见，宋乾坤所代表的，是“假马克思主义”：那种将革命视为个人晋升的跳板、将信仰当作装饰门面的道具的投机主义。他善于辞令，精于表演，却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信仰的空壳。
解放后，骆正成为了一名记者，后来因举报宋乾坤叛变嫌疑而被打入冷宫、甚至入狱，出狱后他开了一家旧书店，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不是没有机会“重返体制”——作为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地下工作者，他完全可以向组织“认错”以求复职，但他拒绝这样做。因为认错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对宋乾坤的指控是诬告，而这在他看来就是对革命的背叛。他的选择体现了一种近乎“不识时务”的固执，但也正是这种固执，彰显了良知对权力的不屈从。他在书店阁楼上收留上访者、带领他们去省政府静坐的行为，虽然带有某种“堂吉诃德”式的色彩，却是对真正的人民立场的坚守。
因此，骆正的“沉默”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在一个话语泛滥、人人争相表达的时代，在一个“思想解放”被简化为与过去决裂、与革命告别的时代，骆正的沉默不是无能、不是怯懦，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一种拒绝。他拒绝参与那场正在进行的“告别革命”的话语狂欢，拒绝与那些正在背离革命初心的人同流合污。他的沉默不是空白，而是沉甸甸的抗议；不是退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即“沉默同样震耳欲聋”。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骆正代表的是那种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辩论，但他们的沉默本身就是对时代最深刻的批判。”这种沉默，不是对历史的回避，而是对历史真相的守护；不是对现实的妥协，而是对现实最沉静的抗拒。
骆正与宋乾坤的恩怨，贯穿了小说的始终。骆正一生都在追查出卖东江省委和白雪的叛徒。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宋乾坤，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被开除公职、被判刑入狱、被社会边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骆正追查叛徒的动机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给牺牲的烈士讨回公道。“白雪，你放心，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出卖你们的叛徒”——这句话是对死者的承诺，也是对革命纯洁性的捍卫。
骆正对叛徒的追查虽然带有某种执念，但这种执念源于他无法容忍革命队伍中存在背叛者，因为这不仅是对烈士的亵渎，更是对革命本身的否定。他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革命理想的“清教式”守护。
和骆正相反，宋乾坤对叛徒的态度则充满了自我辩护的色彩。他在回忆录中强调宗达的叛变是“主动投敌”，并以此作为自己与宗达划清界限的依据。然而，小说通过白寿和的回忆录暗示，宗达很可能是被军统绑架而非主动叛变。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宋乾坤多年来以“宗达叛徒”为背景构建的政治正确形象，就面临崩塌的危险。同样，宋乾坤对骆正的“诬告”耿耿于怀，在《宋乾坤回忆录》中称骆正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但他始终无法彻底洗清嫌疑——文革期间他被当作“叛徒”批斗，晚年又因《宗达传》一书气得住院。这种反复被“叛徒”问题困扰的命运，或许正是他内心深处某种不安的外化。
所以，宋乾坤对骆正，从通过拒绝握手的公开表态让报社拟提拔骆正为农村部主任一事泡汤、让对方一直被人视为异类坐了十多年冷板凳，到宋乾坤在文革后期复出后又将骆正免职、文革结束后更是将其当作“三种人”隔离审查判刑入狱，这些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挟私报复，更是一种象征和一种结构性的隐喻：在革命队伍内部，投机主义者往往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因为他们不是在外部攻击革命，而是在内部以革命和改革的名义、用革命的语言、借革命的权威，一点一点地掏空革命的灵魂。宋乾坤对骆正的打击，正是这种“内部敌人”对真正革命者的迫害。而面对这一切，骆正体现了真正革命者特有的坚韧——他们不为自己辩护，不是因为他们理亏，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终将给出比任何即时性的辩解都更为公正的判决。这种相信，不是天真，而是一种经过苦难检验的信仰。
骆正在协助凤凰岛村民上访时被黑三等人殴打，头部受伤住院。他去世前，将民众书店的产权遗嘱留给了王晟，并让程国军转告：“书店，联络站……”这最后的话，将他的一生浓缩为两个词——书店是他的阵地，联络站是他的使命。他至死没有放弃对“叛徒”的追查，至死没有向权力低头。
宋乾坤则在得知骆正死讯后不久去世。他去世前曾让保姆陪同去民众书店门口“看了看”，但没有进去。这个细节极具象征意味：他终究没有勇气走进那扇门，面对自己与骆正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是非恩怨。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阅读那本试图为宗达“翻案”的《宗达传》，这既是对自己历史位置的焦虑，也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执念。
二人几乎同时离世，相隔不到半个月。小说通过这一“巧合”暗示：他们之间的恩怨，既是个人命运的纠缠，也是两种历史观、两种信仰形态的终极对决。骆正代表的是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坚守初心的理想主义；宋乾坤代表的则是那种善于适应、精于算计的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中，这两种力量始终并存，相互纠缠，共同塑造了历史的复杂面貌。
宋乾坤的问题不在于“坏”，而在于信仰的“不纯粹”。这种不纯粹使他能够在各种政治风浪中幸存下来，却也使他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而骆正虽然一生坎坷，却在死后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胜利——王晟继承了他的书店，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陈沂蒙代表的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存在——在体制内坚守革命理想的“改革者”。
张永峰认为，陈沂蒙是“继承了革命的优良家风和执行群众路线的高干子弟” [9]。他既是一颗“改革新星”，后又被称为“保守派代表”——但从书中的描写来看，他应该是“始终表里如一的社改派”，而不是如《省委书记》中马扬那样的“资改派”，因为他始终在改革中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将改革作为完善社会主义的手段。这也是我把他归在革命坚守者中的主要原因。
陈沂蒙和洪太行包括江海洋的对比，构成了书中又一极具张力的红二代命运对照。他们都是当年革命者的后代，名字 “沂蒙”、“太行”、“海洋”不是取自革命圣地就是很有大气感，光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和普通人的不一样——象征革命血脉的传承。然而，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洪太行把改革作为自己聚集权钱的工具，江海洋把改革当成自己扶摇直上的青云梯，陈沂蒙则是把改革当作完善社会主义的一个方式。这种分野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洪太行、江海洋等将父辈的革命功绩视为个人功名利禄的来源和资本，而陈沂蒙则是将父辈的革命理想视为需要自己继承的事业。
但革命理想的传承从来不在于血脉之间。陈沂蒙早在仕途起步的时候就在洪太行在9号院组织的那个沙龙上就说“尤其在制定重大政策时，不能仅凭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坐在办公室里写文件和搞实际工作是两码事，有时候文件政策里觉得无懈可击的条款，到了特定环境下就不一定合理可行”，他以自己到C县搞调研的亲身体会来做说明：“从建国那天起，老百姓就把党和政府当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和靠山，遇到困难首先找政府解决。所以我们的各级政府才叫人民政府，什么是国情？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搞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离不开这个具体的国情，要照顾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10]，却被江海洋等人冷嘲热讽，但他不做理会、不改其衷。这不仅表现出陈沂蒙有着好钢宁折不弯、好玉宁碎不曲的性格，也昭示着陈沂蒙在主政东江之后对处理东钢改制的态度；还预示着始终伴随陈沂蒙的困境——他试图在体制内推动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但他面临的是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他要面对洪太行所代表的权贵资本的围剿——这些人利用改革的机会大肆敛财，将改革变成了瓜分公共资产的盛宴；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来自工农群众的质疑——既然被称作“陈旋风”，那就必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伤害到工农群众的利益，即使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这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种“两面夹击”的处境，使陈沂蒙成了一个孤独蹩脚的“中间派”，他把左腿迈出向前进，右腿却不得不停在原地；更体现出强大的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主义时代给改革留下的又一政治遗产。
书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陈沂蒙的再婚夫人萧潇接受了杜威赠送的一套凤凰岛别墅。这一细节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困境：即使在主观上坚守革命理想，在资本逻辑无处不在的时代，保持纯粹是何等困难。陈沂蒙作为丈夫无法约束自己的妻子，正如他作为朋友无法完全阻挡洪太行、江海洋们的侵蚀一样。这种无力感不是他个人的软弱，而是结构性困境的表现——在一个资本逻辑日益主导的社会中，一个试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体制内改革者，注定要面对这种“孤军奋战”的局面，更注定会以悲剧收场。
陈沂蒙的仕途是从做“党内保守派”和“改革元勋”古首长的秘书起步的，在赴任东江之前他特意去了古首长家中看望听其嘱托教诲，古首长从如何看待资本家入 党谈起到从重读《邓 小 平文选》中感悟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的思考，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共同富裕问题列入党的工作重点”的时候了。听了古首长的一席话， “陈沂蒙觉得自己身体内某根堵塞的血管被疏通了，浑身的血液往上涌，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和激动，从内心里认同首长的这些话”，他也明白这席话“体现了一位改革元勋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深深忧虑” [11]，可见古首长是把陈沂蒙当作自己未尽事业的接班人的，陈沂蒙也没有辜负这位革命老前辈和改革引路人的言传身教和托付之重。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古首长负责审查过宋乾坤在解放前的涉嫌叛变案，因为疑点没有消除，他对提拔宋乾坤为省委书记进行了反对，也断了宋乾坤再升一级的可能，而陈沂蒙在叫停东钢并购中触及到了宋乾坤女婿白文的利益，这不仅表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社改派和资改派仍存在利益上的对立甚至斗争，也说明了不同时代的两代人处在历史转折关口中的殊途同归：共同奏响了在体制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曲挽歌。
有人说只要他愿意低头，以他的出身和能力，未必不能如江海洋一样得到体制和权力给予的升迁庇护。然而，陈沂蒙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的“不妥协的妥协”：他始终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可能地守住残存的社会主义遗产，尽可能地护住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对困境，他虽然无法阻止洪太行们的崛起，他至少延缓了他们的步伐，至少为自己的理想顶住重重压力放手拼搏过一次，这就是他的动人之处——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中，革命依然没有停止；也是他的警醒之处——不论是谁，搞阶级调和的革命摇摆者最终会被时代所抛弃。有评论者就指出，陈沂蒙“只要能够换个角度，眼睛向下，就能在当今的社会里找到无数的梁天和田青青；就会一步一步地积蓄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初心” [12]。
如果说陈沂蒙代表了体制内的坚守者，那么老校长俞解放则代表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坚守者。俞解放的形象，是《Black & White》中兼具悲剧色彩和理想色彩的人物之一。
俞解放是一个“革命遗孤”——他的父亲俞大海是革命烈士，他对为守护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墓园和凤凰岛村民们的家园始终坚持不懈地和聂长海等黑恶势力进行斗争，手捧着《共产党宣言》走向生命的尽头。俞解放并不懂得高深的理论，但他的坚守却是格外让人动容的。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但他却在用自己所能用的全部方式守护着革命的火种。他留给田青青的《共产党宣言》，不仅仅是一本老书，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他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给了下一代。
俞解放最终没能保住凤凰小学，也没能改变凤凰岛被强制开发的命运。曾经属于村民的凤凰岛被改造成了权贵名流的别墅——这本身就是资本逻辑压倒一切的象征。俞解放最后选择“守着陵园，枕首宣言” [13]，这个意象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他一生所求正如其名——只为解放。所以，他活成了“最后的倔强”，成了一个远去时代终结的又一个见证者。然而，他的精神没有死——它通过田青青、通过梁天、通过“马会”的青年们，继续传承下去。
俞解放的意义在于，他证明了坚守革命不一定需要权力和地位，但一定需要信念和行动。当改革大潮袭来，一在个太多人都忙着“向上爬”的时代，他选择了“向下走”——坚守在底层，坚守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人群中。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改革时代主流的批判，也是对革命理想的最好诠释。
俞解放当作自己女儿来疼爱的田芳是凤凰小学的老师。她还是王晟的学生，还可能会是王晟的恋人——如果王晟能够及时勇敢表达自己心意的话。然而，田芳最终没能和王晟互相表明心意，就在一次意外中陨落了，只留下了一本日记，留下了一个她深爱的侄女田青青，留下了一段从未开始的爱情。
田芳的形象，是中国文学中“奉献者”形象的延续。她“吃亏在前，享受在后，为了他人的安全和学生的学业，不惜放弃个人前途，也不惜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14]。这种近乎“圣徒”般的品质，在今天的文学中已经很少见到了——在一个强调“个人价值”的时代，田芳这样的“利他主义者”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使田芳成为了革命理想主义在普通人身上的体现。
田芳与王晟的关系，构成了小说中最动人的情感线索之一，他们之间也是难得的、唯二的、健康的感情。王晟对田芳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是爱她的，但他不敢爱她——不是因为爱的太浅，而是因为那时的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精神转型，还没有从那个“告别革命”的王晟变成后来的“走向觉醒”的王晟。田芳的陨落，某种程度上是王晟精神成长的催化剂——她的死亡让王晟意识到，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了。
田芳留下的日记，是《Black & White》中最动人的文本之一。在那本日记中，田芳记录了自己对王晟的感情，也记录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她不是理论家，不会用复杂的术语讨论革命；但她的理解恰恰是最纯粹的——革命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好的生活，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活着。这种简单朴素的革命观，恰恰是革命最本真的东西。
田芳的陨落，不是无谓的牺牲。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她“那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一种‘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境界的升华” [15]。她将自己的一切——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她的生命——都献给了她所信仰的事业。她虽然没有看到革命再起的那一天，但相信她播下的种子——她的侄女田青青和梁天们——将会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