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因背叛而失败
“谁是叛徒”是一直贯穿《Black & White》的一个问题，小说中没有白纸黑字的明确说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即使宋乾坤也是如此，即使我的观点是倾向于他叛变只是未公开而已。但这正是极可怕的，正如孔庆东所指出的那样，“被敌人抓去过，并不是说严刑拷打后他叛变了，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很简单，就怕敌人老谋深算，也没让他叛变，就把他放回来了”[2]。国民党“木马计划”执行者之一的白寿和的确没有让宋乾坤像宗达那样公开叛变，但他知道宋乾坤参加革命的动机只是出于个人私欲得不到满足而并非信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投机分子放在革命队伍里造成的危害和破坏远比一个公开的叛徒要大得多。一叶知秋、窥斑知豹，党内到底有多少宋乾坤？作者将这种背叛与革命战争年代敌人的“木马计划”联系在一起，揭示了革命事业遭遇危机的重要缘由就在革命者队伍内部，正如《红楼梦》中贾探春愤懑而又无奈的那句话所说：“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因此，“木马计划”这一颇具谍战色彩的符号，是《Black & White》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隐喻。
从“平反”复职后的宋乾坤在改开之中的所作所为就能看出他这样的投机分子是怎么背叛革命、破坏革命的。无论是将妻子罗伊安排为省外办副处长还是把女儿宋晓帆调回来安排到东江大学作家班或是拆掉孩子们的校园只为给自己在内的老干部盖别墅还是为罗宝昌、郎涛入仕升迁发挥影响都能看出其利用手中职权不断侵吞、鱼肉人民利益的铁打事实，哪怕他的叛徒称号并没有像宗达一样公开明确。而小说对其是否叛变并没有确凿写出而是给人一种真假难辨之感，这并非是说“历史经不起考究”，而是揭露出历史的真相：投机革命的参与者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公开的叛徒称号，其在革命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是对革命的一种背叛进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宋乾坤，正是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背叛者，但又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情节来描述他的叛变，这种暧昧性的处理，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投机主义者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长期潜伏而不被发现，他们不是通过公开的叛变来破坏革命，而是通过掌握权力后在政策层面逐步偏离革命方向。
从“木马计划”到“新马歇尔计划”，它们本身带有强烈的象征性和魔幻色彩，既是谍战叙事中的代号，又是对历史深层结构的隐喻。这种处理方式使严肃的历史批判获得了更具感染力的文学形式，也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在象征层面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使《Black & White》在坚守现实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获得了更为自由的表达空间。它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更具穿透力的呈现——当现实本身已经荒诞到超乎想象时，魔幻现实主义反而比纯现实主义更能逼近真实。因为它们揭示出革命遭到挫折不仅仅是因为外部势力的渗透，更是革命队伍内部投机主义的腐蚀。这使得《Black & White》超越了简单的“坏人叛变”叙事，而深入到对革命历史复杂性的探讨。宋乾坤式的投机主义者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缺陷，而是一种结构性存在的政治风险。
洪虎参加革命之前还只是一个大冬天只能穿草鞋的放牛娃，“三湾改编后，他跟着村里几个穷牛娃一起参加了红军，毛 主 席见他露在草鞋外的脚趾头冻得又红又肿，像胡萝卜，就叫身边的警卫员拿来一双布鞋送给他。从那以后，他就跟着毛 主 席干革命，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打到建立新中国。文 革期间，父亲虽然作为林彪的老部下受到牵连，被停职在家赋闲了好几年，复出后职务也没有再升迁，但他对毛 主 席的忠诚和崇敬从未动摇过”。对儿子洪太行搞的大院沙龙中对要从天 安 门上摘下毛 主 席像的言论进行严厉批评和驳斥，光从在80年代很是维护毛 主 席声誉这一点上看洪虎似乎和宋乾坤是不一样的人，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看一个革命参与者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参与者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以及对群众的态度是什么。洪虎的确在维护着毛 主 席的声誉，但他维护的是领导建立新中国的毛 主 席而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在无 产阶 级专 政下继续革 命”理论的毛 主 席，即他维护的是被阉割的毛 主 席和毛泽东思想，丢掉的恰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本质最核心的精神——“革 命无罪，造 反有理”。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3]洪虎这样的人在党内有不少，晚年的他们说着“毛 主 席比我们早看50年”的话不假，但他们除了说话之外可有对向右转的改革趋势进行过一点自己的努力抗争、他们又是怎么对待进行反抗群众和纵容甚至安排自己的子女占尽好处的？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洪虎会出面为洪太行以权谋私、走私倒卖的行为说情、到离休后的洪虎“变化真大，跟兵马胡同里的那些老头儿一样，操心起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来了”以至到去世前还念叨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事，这些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作为么？从这些事上至少可以看出洪虎的思想改造并不及格，比起马克思主义来，封建主义思想在他心中的占比更大。当然，党内像洪虎这样思想改造不及格的大有人在，他们都是“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他们带着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入了党，革命并不排斥其他阶级的人参加无 产阶 级运动，但“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4]。可本应在革命大潮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以不断接近直至达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但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自己的思想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否则就会损害到自己的“独立思想”。从洪虎的身上，也能找到革命失败的又一原因——思想不纯，即毛 主 席的那句话“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
洪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身份——宋乾坤的表姐夫，建国初宋乾坤因骆正举报而受到组织调查的时候洪虎保护了他、改开初对给宋乾坤强拆小学私建别墅的事情向他通气，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一点个人私情在其中的话明显是不可能的。从中可以看出，党内已经出现了建立在私恩私情基础上的利益小圈子，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类小圈子数量增多、范围扩大，彼此之间通过血缘、姻亲、同乡、校友等多重社会关系互相勾连、犬牙交错，形成结构复杂、密度极高且极具韧性和封闭性的利益关系共同网，它不仅覆盖面广，而且内部联结紧密精致，呈现出高度组织化与系统化的特征，成为几乎难以撼动、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盟，进而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决策和资源分配的重要力量。
路胜平是参加过珍宝岛战役并因此失去一条胳膊的战斗英雄，之后从前线转到后方到了6803厂做到厂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巴东差不多把路胜平当成了自己的偶像”[5]，却甘愿成为洪太行鲸吞、蚕食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的白手套甚至在身陷囹圄之后也愿意为掩盖洪太行的罪行上吊。对他的结局作者用了“英雄末路”为题，那这是一个怎样的“英雄”呢？
在路胜平看来，他就是“洪家的人”。他认为他“能在6803厂和飓风干出一番事业，全靠了老首长，也就是太行的父亲。我和太行这些年的合作，也全看在老首长的份上”、“我报答不了老首长，只能报答太行了。当然，太行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没有他，同样没有飓风的今天”，到临终他说的是 “我现在唯一觉得对不起的人是老首长”[6]。这些“恩谢私门”的话居然会出自一个文革时候的战斗英雄之口，它们哪里像一个共产党员说的，分明就是一个封建社会的高门豢养的家奴说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把党对他的培养、信任、提拔都看成是洪虎个人对他的私人恩惠并把对这种私恩的感激之情进行了父子相承进一步把报恩的对象从父亲洪虎转移到儿子洪太行身上。
此外，还有一个人和宋乾坤一样留下了一个是否主动叛变的悬疑。郎永良以宗达的《我的自白书》为例讨论人的信仰和自由问题写的论文在反右运动中被当成毒草受到批判，他的得意门生王晟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诸多，即使在搜集多方史料以后创作的《宗达传》也是充满波折。然而不论他是主动被捕还是被动投奔，都改变不了他本人从被捕到去世的八年时间除了那篇《我的自白书》之后再没有发表过任何言论的事实。要知道，宗达既是在中共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领导人，也是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多年的进步学者，这都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两种角色又会在他身上发生冲突，郎永良说宗达“每当政治和学术发生冲突时，宗达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放弃政治，坚守学术，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专业本分和操守”，这是否和宗达的“不满党内斗争”有关，或者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是导致宗达“不满党内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郎永良通过学术表达的信仰自由和革命的关系包括他后面所说的“摆脱无处不在的政治思维逻辑”以及老庄的“无为”思想所宣扬的也不是什么新奇见解而是当时的“新启蒙思潮”下的语调而已。“独具特色的‘学术策略’得以形成，以学术之‘求真’研究作为依托，以各种宣传手段作为策略。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就此借学术策略大力吸纳民间力量，更加注重争夺话语权并试图影响历史现实”[7]。
当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冲突时要在二者中做出选择对宗达这样一位没有摆脱传统文人思维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很困难，而这必然会影响到宗达的精神状态。所以，尽管宗达在被捕后并没有对党的事业造成任何实质性危害，但从他的《我的自白书》公开发表那一刻起可以说国民党逮捕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样一个份量不轻的领导人兼学者在世人面前对自己的过去公开认错了。另外他到黯然离世前的整整八年都没有任何文字发表，这便是一种与革命从分离到远离再到疏离的状态，从中可以思考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能不能彻底实现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起来以及如何结合的深刻课题。
无论是宋乾坤、宗达这样需要背叛自己的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才能参加革命的人，还是洪虎、路胜平这样看似无需背叛只需坚定自己阶级出身就能参加革命的人，都存在着能够在革命的道路上如何走、走多远的问题？稍有不慎，都有可能会从革命的参与者沦为革命的背叛者。革命似雷霆般激荡、如烈焰般焚毁着旧世界的腐朽躯壳，可总有些盘根错节的痼疾，纵使被革命的洪流猛烈冲击，仍如深埋地下的树根般难以拔除，只待时机稍露缝隙便伺机疯长、卷土重来。正因如此，在革命风暴平息后的岁月里，那些甘坐冷板凳、直面复辟暗流的坚守者，才更显其难能可贵——他们是在残剩余温里守护火种的守夜人，在旧势力反扑的寒潮中筑牢防线的卫道士，以沉默却坚韧的脊梁，扛住了历史转折关口最沉重的重量。
（未完待续）
《左评》（电子月刊）2026年第1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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