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年前的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家魏巍由此名满天下，红杨树扎根革命，坚持斗争的一生也从此注定。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75周年
一九五一年，魏巍从朝鲜归来，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时他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他会站在新世纪的门口，写下那篇沉甸甸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更不会想到，当他在那篇文章中回望整个二十世纪时，他念兹在兹的，依旧是同一个问题：谁在创造历史，文艺又该为谁而作。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贯穿其中的是一条根本的历史线索，那就是人民创造历史，阶级规定立场。而魏巍之所以值得我们今天一再回望，恰恰因为他是一个在这条线索上走到黑的人。
历史是谁创造的？这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英雄史观说，历史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几千年的旧文艺，几乎都在重复这个逻辑。可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命题，正是从这一史观出发的。毛主席劈头就问：“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列出的不是抽象的“人类”，不是含混的“国民”，而是具体的、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
魏巍的创作，从头到尾都在回答“谁为主体”这个问题。他不是把人民当作书写的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历史的主体来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有那样震撼人心的力量，不是因为他写了几个英雄故事，而是因为他在每一个战士身上都看到了历史的创造者。松骨峰上那个牺牲后还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战士，防空洞里那个一口炒面一口雪的年轻人，魏巍不是在写“感人故事”，他是在写“创造历史的人”。
这是根本的区别。把人民当作被同情的对象，写出来的是悲悯；把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体，写出来的是史诗。《东方》之所以获得茅盾文学奖，不是因为它技巧多么高超，而是因为它把抗美援朝写成了人民创造的史诗，从朝鲜前线到中国农村，从前线战士到后方群众，历史不是被少数人推动的，是被千千万万双手一起推动的。
魏巍说：“文艺工作者要认母。”母亲是人民。但“认母”不只是情感的归属，更是史观的自觉。承认人民是历史的母亲，就必然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作。
这不是政治表态，是历史观的自然延伸。那些今天还在写“精英叙事”的人，那些把底层写成愚昧、把人民写成背景的人，他们的问题首先不在技巧，而在史观。他们不认为人民创造历史，自然也就不会把人民当作历史的主角来写。从史观到立场，从立场到作品，这条线是贯通的。
当然，并非所有聚焦个体、内心世界的作品都与人民史观截然对立。关键在于作家站在什么立场上、以怎样的历史观来统摄叙事。
例如，高尔基的《母亲》以个人视角展开，却深刻展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过程，个人命运与阶级命运高度统一；聂鲁达的《漫歌》以诗人的个体声音歌唱整个大陆的被压迫者，将个人抒情与人民史诗熔铸一体。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个人，而在于是否将人民视为历史的隐性主体、是否在叙事中暗含了对压迫结构的批判、是否在个体命运的背后看得见阶级的脉络。
简单地将“个人叙事”等同于“背叛人民”，可能会误伤那些在形式上不同、精神上并未背离人民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确有大量作品将底层写成背景板、将精英写成唯一推动力——对这类作品的批判，依然是切中要害的。
人民不是抽象的。在任何阶级社会里，人民内部有阶级分化，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有阶级对立。文艺的立场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立场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回避这一点。毛主席明确说：文艺要为四种人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为什么首先是工农兵？因为在阶级结构中，他们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立场是不稳固的，是需要改造的。
魏巍的阶级立场，从他拿起笔的第一天起就是明确的。他是从晋察冀边区的战火中走出来的，是从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阶级搏斗中走出来的。他的笔下没有模棱两可的“人性”，只有具体阶级处境中的人。《东方》里的郭祥、《地球的红飘带》里的红军战士，这些人物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魏巍把他们放在具体的阶级关系中去写。郭祥不是抽象的英雄，是贫苦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他的勇敢不是来自抽象的“人性光辉”，而是来自他作为被压迫阶级一员的翻身觉悟。
阶级分析不是贴标签。它是让作家看到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具体的历史处境、具体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不经过阶级分析的人性描写，必然是空洞的、抽象的，写出来的只能是“一般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
魏巍晚年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回顾二十世纪时，用的正是阶级分析的框架。他把二十世纪理解为一个阶级搏斗的世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
他不是在念政治文件，他是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分析他所亲历的时代。在他看来，那些“告别革命”的论调，不是单纯的思想潮流，而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需要辨明：魏巍晚年被一些人贴上“极左”标签，但他的立场并非来自偏执，而是来自阶级分析。他看到的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劳动者的再度赤贫化、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这些在他眼里不是“发展的阵痛”，是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
他的“不合时宜”，恰恰是因为他坚持用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而那个时代的主流已经在“告别”阶级分析了。
文艺工作者的阶级立场，不是一次选择就一劳永逸的。阶级社会一天不消灭，阶级意识就一天不会自动产生。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改造。这不是谁强加的，是阶级规律本身决定的。魏巍用了一辈子去证明这一点。
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魏巍的创作生涯横跨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艺的生态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用人民史观和阶级史观的视角来审视这个转变，我们能看到更深刻的东西。
五十年代，魏巍写《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时人民史观在文艺领域占据主流。工农兵是文艺的主角，阶级斗争是文艺的主题。这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是革命胜利后阶级力量对比的自然反映。
但即便在那个时期，文艺战线上的两种史观的较量也从未停止，有人写革命队伍里的“阴暗面”，有人强调“写真实”高于阶级立场，有人主张文艺的“独立性”。
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较量发生了逆转。“告别革命”成为潮流，“纯文学”成为旗帜，阶级分析被当作“过时”的方法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精英叙事、个人叙事、欲望叙事。历史不再被看作人民创造的，而是被理解为偶然的、碎片化的、无规律的。魏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人。
不过我们也不否定，当时的创作有一部分确实带有去政治化、疏离革命的倾向，但也有像汪曾祺、史铁生等作家，他们不直接书写工农兵作为历史主体，但作品中依然有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
所以说，真正的要害在于：当“纯文学”从反抗教条走向彻底拒绝任何社会关怀，变成“私人写作”“欲望叙事”时，它才真正与人民史观分道扬镳。我们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他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写下这样的话：“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纪。”这个判断，只有站在人民史观的立场上才能做出。因为二十世纪的确见证了最广大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地站到历史前台，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
那些站在精英立场上的人，看到的是革命的“代价”和“失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看到的是被压迫者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壮阔历程。
魏巍终其一生没有放弃这个立场。他晚年的孤独，不是个人的孤独，是人民史观在一个精英叙事泛滥时代的孤独。他被边缘化，不是因为他写得不好，是因为他坚持的史观不再是主流。那些占据了话语权的文艺精英们，已经不再认为有必要回答“为谁写”这个问题了。
但历史本身会给出答案。当底层叙事重新浮出水面，当打工文学、新工人艺术在沉默中生长，当年轻一代开始重新追问“谁在创造历史”，魏巍的意义就再次显现出来。他不是作为“文学大师”被纪念，而是作为人民史观在文艺领域的坚守者被重新发现。
魏巍去世快二十年了。他交出的阵地，我们守住了多少？
今天中国的文艺生产，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网络文学、影视剧、短视频，每天都有海量的内容被制造出来。但有多少是站在人民史观、阶级史观的立场上创作的？有多少把工农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体来书写？有多少能够穿透表象，揭示阶级关系的实质？
不是没有。打工诗人写下的句子，比许多“专业作家”更有力量；民间记忆书写的历史，比许多“将相列传”更接近真相。但这些声音不在主流渠道里，不被资本青睐，不被流量看见。人民在写，但人民写的作品不被当作“文艺”，这本身就是阶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需要承认的是，今天的文艺生态并非铁板一块。
一方面，确实存在流量至上、资本操纵、人民声音被边缘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体制内仍设有面向工农兵题材的扶持基金、国家艺术基金、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等，虽然这些机制的效果和覆盖面有争议，但并非完全不存在。
问题不在于“资本之外没有渠道”，而在于这些渠道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远不及资本主导的内容。承认存在缝隙和可能，反而能让“坚守阵地”的行动更有抓手：既要批判资本逻辑，也要善于利用一切可用的空间。
人民的声音被资本刻意压制但从未绝迹，这正是当下斗争的实况。
魏巍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单单是具体的作品，更是他的史观和立场。他证明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可以不为市场写作、不为奖项写作、不为文学史地位写作，而只为人民写作。他不是不需要技巧，但他首先解决的是“为谁写”和“站在什么立场上写”这两个根本问题。
今天要做一个有人民史观和阶级自觉的文艺工作者，比魏巍那个时代更难。那个时代，至少主流意识形态支持你；今天，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在主导一切，人民史观本身就是反主流的。
这意味着选择这条路，就必然要承受边缘化的代价。但魏巍的晚年告诉我们：边缘不等于失败，沉默不等于消亡。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书写的，这个信念本身，就是支撑一个文艺工作者走下去的根本力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讲话提出的核心命题仍然有效：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史观理解世界？
魏巍用一生回答：为人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观。
他交出的阵地，他没有守完的战线，他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那八个字，继续革命、永不投降，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遗言，而是一代人的遗嘱，是所有拒绝放下笔杆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共同誓言。
红杨树没有叛变。
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作者：江桥和向日葵????，蔡和森同志的老家人。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