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法国著名汉学家、学者潘鸣啸以一部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著作《失落的一代》而在中国崭露头角，得到一些人的青睐、追捧，特别成为了国内某大学教授等的座上宾，令人匪夷所思，惊诧不已。
一个法国人，作为学术研究涉猎中国知青问题是他的自由，不管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效果如何，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中国公知把潘鸣啸和其《失落的一代》捧若神明，借尸还魂，大做文章，宣扬错误观点，混淆颠倒是非，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毒害不明真相的中国青年一代，问题就严重了。作为中国知青的亲历者，有必要站出来发声，严肃批判，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失落的一代》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作者使用这样的书名，不言自明就已经全盘否定了中国知青一代。全书洋洋洒洒近500页、30万字，涉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政策演变、生活状态及运动产生的后果等诸多方面。据说，作者采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系统方法，搜集资料、走访问卷、阅览专著等，用了十几年的工夫才于2010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翻开全书，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不难发现，作者绝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在做学术研究，而是预设立场，充斥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和唯心主义顽疾，从个人的偏好、观点出发找证据，以偏概全、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生拉硬扯，极尽歪曲污蔑、攻击煽动之能事。作者选择“中国知青”这个专题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要借此全盘否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对这场运动做的总结，阐明极权政府的局限性及跟毛泽东式乌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结果。”作者写作的目的不打自招，昭然若揭！
一、拙劣、卑鄙的研究手法
我们不妨看一看潘鸣啸的拙劣手法。
（一）预设立场、主观臆想
潘鸣啸是法国一所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在研究中国知青专题之前，早已形成了自己对中国的固有立场和独特观点，正是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研究中国的知青问题。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中国在他的“有色眼镜”下一切都改变了颜色，面目全非。
在本书《自序》中，作者毫不隐晦地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他说：“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现实幻觉基础上的。”“这个政府一直以来就禁止社会学研究，包括一切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研究”。
他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污蔑与攻击更是不遗余力，独树一帜。“毛泽东一类的空想家们与刘少奇一类的掌管实务的领导们似乎都能取得共识”。“毛泽东执着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他向他的政治对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文革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应该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倒是比较走运，但是不得不和他的对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 “带着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在这场运动中占首屈一指地位。”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怀古思旧情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被看成是培养青年的理想天地。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毛泽东一向心怀反知识分子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其实，毛泽东自从大跃进失败靠边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进行政治报复。”这些纯粹是主观臆断式抹黑。……不胜枚举，不一而足。看一看吧，毛泽东是空想家、威权式“魅力领袖”、心怀反知识分子情绪、个人利益，中国革命是民粹主义与乌托邦的结合。借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些是“多么绝妙的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啊！
作者所一贯持有、毫不隐晦的反对中国革命、中国政府、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立场，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二）强烈的西方立场、意识形态偏见
作者在书中处处充满了西式意识形态偏见。无需引经据典，就可以随心所欲，妄下结论。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含着镇压的杀机。”“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当矛盾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夺得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知青上山下行运动的动机是为了“降伏红卫兵”、保住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包含着镇压的杀机”，纯属凭空想象，无稽之谈。知青上山下乡从1955年就开始了，那时哪来的“红卫兵”？到1968年，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经毕业分配，中学“老三届”的红卫兵早已“退烧”、低潮，何用“降服”、“镇压”？
作者对写作的资料来源有专门的交代。他特别偏爱香港知青中的“偷渡者”和香港的报刊。他曾与偷渡者进长谈。“除了三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曾经有人说，移居香港的内地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的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我从未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我信得过他们。笔者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香港的报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
我们知道，中国1700万下乡知青绝大多数在大陆，而作者却偏爱香港的极少数几个知青偷渡者和香港报刊。作者放任自己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情感共鸣”，获得廉价的共同语言和可信度，并聊以自慰。香港的报刊“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换言之，中国内地的新闻都是不真实的、不可信的。其实，即使在香港的返城知青也不乏其人，北大荒的知青张载村、陈慧中夫妇（20年前大量反馈、资助他俩当年下乡的北大荒859农场）就是典型代表。俗话说：兼听则明。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哪怕是“反面的”又何妨？非不能也，实不愿为也！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我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大革命’与1978-1979年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作者对官方的消息、资料历来不感冒，唯独对“北京民主墙”“北京之春”的大字报、小道消息偏爱有加，情有独钟。作者不打自招，在中国文革、北京民主墙、北京之春期间又是用相机拍照大字报，又是搜集民间小报，混迹期间，忙的不亦乐乎，用心可谓良苦！
纵观全书，作者怀着阴暗心理，选择性失明，专注阴暗面。在他的眼里，中国混乱黑暗、一无是处。本来获得信息的渠道、手段十分有限，却又往往采取“鸵鸟政策”，注定了作者研究的局限性、片面性、极端性。
作者的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在他的知青研究中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问题是偏爱+偏见会得到什么呢？只会“得到歪曲的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这真是一套妙不可言的“缜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啊！
（三）主观唯心主义的恶习、顽疾
作者的唯心主义思维在本书中随处可见、洋洋大观。作者因预设立场、意识形态偏见，不从事实出发做结论，而是完全颠倒过来，从结论出发找证据，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列宁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些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他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他们就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以偏概全、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无中生有、似是而非，生拉硬扯，极尽歪曲污蔑、攻击煽动之能事，这就是作者在本书中唯心史观的真实写照。
书中作者罗织编造了许多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数据和事实。说什么，中国在文革期间同时存在知青上山下乡与农民进城的“双向迁移”。“1981年透露出来的1966-19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跟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几乎一样那么多’”，“这十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我们作为下乡知青、历史的见证者，我们的父辈、亲朋好友都在城市工厂、企业工作一辈子，从未听过见过这样荒谬绝伦的天下奇观。直至现在，我国北上广等大中城市的人口也是严格控制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农民被招工进城落户更是痴人说梦。这只能是作者的胡编乱造，恶意杜撰，不值一驳。
他说，“1962年底全国有2000万社会青年是当局要送去乡下的”。这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统计数字。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有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这种以讹传讹的把戏也在这里上演。“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过，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为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招工队队员补袜子。”真是奇葩，报告文学中的故事也可以拿来做实证？“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的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1968年在城镇基层单位耀武扬威多年。”这段叙述，除了蓄意抹黑，与知青下乡有一毛钱关系吗？
既然《失落的一代》是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专著，按道理应该把运动的基本统计、来龙去脉、政策措施、经验教训等都弄个一清二楚。但是他给你的确是一片混沌，十分遗憾，连许多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清楚，海市蜃楼，空中楼阁，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社会价值能有几分？
“1973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会议，……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不说是一项新的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的，都不得不下乡了。同样相悖的，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作者以为，似乎到1978年第二次知青会议才提出“病退、困退”等政策……，这些都与事实相去甚远。
其实，全国各地从1968年知青下乡时起，就允许留一名子女在身边。“病退、困退”的政策从1971年就开始执行，只是标准比较严格。说到“保皇派红卫兵头头”可以被军代表看好分配留城，更是独撰的笑话，闻所未闻，连望风扑影都不如！作者在“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一章中，除了道听途说、东拼西凑、歪曲混乱的政策以外，重点阐述了所谓“派系、权力斗争”，基本未涉及真正的政策演变。说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的心思不在这里，借题发挥才是他的本意。
“全国范围内，只有10%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出现这一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劳改营基础上建立起来，……”。这“10%的知青”的数字哪里来的？什么叫“解放军农场”？解放军农场从来没接受过知青；兵团农场与劳改农场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兵团组建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接管劳改农场。知青到兵团属于城镇户口，国家职工，是“吃皇粮”的。作者根本不了解情况，信口开河，瞎说一气，无中生有，在捏造的事实上做结论，实在荒唐至极！
综上所述，作者的研究手法不但谈不上“系统缜密”，而且十分荒唐、拙劣。作者的嘴脸不但卑鄙无耻，而且十分狡诈狰狞。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跳将出来自我打脸，与中国广大知青、全国人民为敌，不打自招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二、笑掉大牙的“历史悖论”
作者的专著取名为《失落的一代》。“自序”中解释说：“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轻人一样，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失去了求学机会。所以，也算是‘失落的一代’，或者说‘迷惘的一代’，但另一方面，也是‘思考的一代’。”表面看来，其解释也算合情合理。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借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暗藏杀机的”。
按图索骥，《失落的一代》无疑是这本书的主题，是写一代中国知青失落的前世今生，如何失落，结果如何？但作者却没有写中国知青本身，却“顾左右而言他”,书写了中国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二者虽然联系紧密，但显然不是一个主题，跑题了，是实实在在的名不符实。作者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而否定中国知青一代，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抹黑中国，同时怀有离间中国知青与党和国家血肉联系的险恶用心。
作者虽然轻描淡写给出了“失落一代”理由，并没有进行全面考察和论证，但毕竟武断地做出了结论，把这样一顶羞辱、诋毁、抹黑的帽子扣到中国知青头上，完全违背事实，我们完全不能接受。
作者说，“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似乎很同情中国知青。其实，知青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值得自豪的“共和国长子”,是以天下为己任，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理想主义一代，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一代。我们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不但没有失去，而且不断发扬光大。我们并不否认，在文革特殊时期曾中断学业，曾经彷徨和失落，有的甚至萎靡不振。但那只是“一瞬”不是“一生”，只是部分人，不是一代人。
同任何事物一样，知青上山下乡同样有得有失，衡量得失的标准不能完全以个人的好恶得失来衡量，必须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农村、边疆的生活比起大城市确实落后得多、艰苦得多，但那时知青们顾全大局，为国分忧做出了牺牲，也在磨砺中成长，培育人民情感，了解民情国情，传播城市文明，开发繁荣边疆。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例，56万知青成为兵团战士，担负、完成屯垦戍边使命，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无数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才，是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
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熟于七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知青一代肩上。习近平主席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如果说我们的前辈是建国创业的一代，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的一代。我们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先锋队、开创者，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主要是我们知青一代创造的，是我们开创了新时期新长征的新辉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启的。当时，中国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中国何去何从，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刻不容缓回答。我们党和国家选择了改革开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避免了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避免了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巨大风险和后果，使西方预言家门把改变中国颜色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青年身上的希望彻底破产。这种结果，无疑与这一代人的历史品格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正是这一代人，既有红色基因，又富于革新创造，既反对僵化又反对西化，继往开来，代表人民的意志，坚守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驾驭中国这艘巨轮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大风大浪的考验，保持正确的航向，驶向理想的彼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勤奋的一代人”。这是中国之幸，中国人民之幸。
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下一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是新老交替、自然接续的，不可能截然分开，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可绝对化、形而上学。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时代特征，有优势也有劣势，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历史的烙印。历史拒绝“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可能人为设计与理想化，只能尊重历史，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规律。
对这一代人的评价并非一种声音，也有一些否定、抹黑的杂音，特别是以潘鸣啸们为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失落的一代》，截取了1968年至1980年的12年历史，论定这一代人必然是“失落的一代”，显然极其偏颇、武断，难以成立。还有一些人以一些文革“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左行为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消极现象为证，否定这一代人奋斗、奉献、创造的主流，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按着他们“失落论”的论断，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谁创造的，又是怎样得来的？“失落的一代”怎能创造改革开放的辉煌？难道是外星人创造的吗？历史真的可以玩“穿越”吗？这是典型的“鸵鸟”政策、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悖论不合逻辑，不堪一击。
每一个尊重事实、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发现，深圳的崛起、中关村的创新、浦东新区的开发、中国航天的伟业等等改革开放的代表性杰作，都是这一代人的奋斗足迹和历史见证。从基层街道社区，到中央党政领导，这一代人都是党和国家的“四梁八柱”。直到现在，中国政界、经济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等各个领域仍然是这一代人主导的舞台。有些人也许会说，他们只是少数精英，代表不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的多数属于弱势群体，生不逢时，无所作为。此话差矣。任何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都是宝塔形的，都有底层、中层、上层，上层来源于中层、底层。也许，底层的许多人并不是人生的成功者，甚至他们在改革中经历了许多痛苦，做出了许多牺牲，但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拥护改革，是改革开放的“压舱石”，是人心向背的稳定器，保证改革开放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关键还在于，一个社会能否形成各尽所能，平等竞争，广纳贤才，英才辈出的体制机制，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迸发奔涌，这才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如果这个社会不能产生治国理政、改革发展的人才精英，而是庸才权贵当道，“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才是社会之大不幸，国家民族之悲哀！
“世界最勤奋的一代人老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毋庸讳忌的客观规律。但是，这一代人的优秀品质值得发扬传承，这一代人创造的改革开放的伟业必须充分肯定和褒奖，这是我们继续前进、取得更大胜利的基础。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绝不能让潘鸣啸一类歪理邪说所蒙蔽，在分享改革开放、繁荣、幸福生活成果的同时，必须饮水思源，铭记历史，汲取智慧和力量，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代更比一代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梦想成真！
潘鸣啸们一类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对我们奋斗历史的诋毁，是对我们尊严的藐视，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
知青的历史已经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里，是一部波澜壮阔、光辉灿烂的奋斗史、奉献史，绝不是少数人可以妄加定论、轻易否定的。我们每个重事实、有良知的知青有责任实事求是地书写自己的历史，维护自己的尊严，绝不允许少数人诋毁、歪曲和污蔑，鱼目混珠，混淆视听。说知青是失落的一代，失败的一代，被毁掉的一代，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知青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潘鸣啸是法国人，除了其主观固有的立场、观点外，要弄懂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绝非易事，受到客观制约限制，孤陋寡闻尚情有可原。但是，那些顶着中国知青桂冠的公知们则大不同。他们深谙中国国情，曾经共同奋斗，而今却闭着眼睛，昧着良心，与潘鸣啸们同台共舞，摇旗呐喊，沆瀣一气，干着“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的汉奸勾当，无疑是对自己历史的背叛，对国家民族的背叛。
现在，我们正阔步迈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大道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的崛起，这是一场新的长征和伟大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国“公知”们作为敌对势力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也不遗余力地呼应“颜色革命”，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提高警惕、丢掉幻想、坚决斗争，揭穿敌人及其代理人的阴谋诡计。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必然失败。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
（本文作者范学新，1947年2月生于哈尔滨，1966届高中三年毕业，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屯垦戍边，曾任连队指导员；1983年以后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工作，历任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长等职；本文于2022年4月2日完稿。）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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