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这里是子珩墨~
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最近，在后台的留言区里，我看到了一条让人深感生理不适、甚至后背发凉的评论。
有人在看完我们之前剖析旧社会地主阶级的文章后，跑来给我留了这样一段话：
“过去的地主，很多都是农民攒了一辈子钱买的地，好不容易想过点好日子就被上面收走了，所以地主是很可怜、很冤枉、很凄惨的。”
看到这种论调，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悲哀。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虚无主义了，这是一种极其下作的阶级背叛。
在这些替地主叫屈的“理中客”和“精神资本家”脑子里，地主阶级被描绘成了一群勤劳致富的田园牧歌式的受害者，而那场翻天覆地、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土地革命，反倒成了某种“暴政”。
既然有人非要给这具僵尸招魂，非要给吃人的封建地主阶级涂脂抹粉，那今天，我们就把历史的铁证摔在他们脸上。
我们就顺着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的一线走访，顺着浩如烟海的旧社会史料，好好扒一扒：地主的万贯家财，到底是怎么“攒”出来的？他们到底“可怜”在哪里？
一
“地主是靠勤俭节约攒钱买地的”，这是谎言中最无耻的一环。
在小农经济的残酷内卷下，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贫农，就算他不吃不喝干上八辈子，也绝不可能“攒”出几百亩、上千亩的土地。
地主阶级完成原始积累和土地兼并的唯一手段，就是吸血，用高利贷、地租和各种法外剥削，把底层农民一点一点吃干榨净。
在那个年代，村镇里最有气派的房子不是学校，而是当铺。当铺和高利贷，就是地主兼并土地的绞肉机。
农民遇到灾荒，为了不饿死，只能向地主借粮。这绝不是什么“慈善救济”，这是把脖子主动套进绞尸架。
在河南，一个农民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区区一百斤小米，约定秋后还两百斤。因为遭灾还不上，地主强行宽限到第二年，连本带利变成了三百斤。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农民还不起，四亩地被地主强行抵押吞并。因为失去了这四亩救命的地，这个农民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活活饿死。
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地主赚了四亩地，外加三条人命。
这，就是他们“攒钱”的方式！
在山东胶东和鲁北地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更是花样百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定额地租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贪婪。他们搞“涨地出租”，用八分地顶一亩地租给你，变相提高租额；他们搞“干拨工”，佃户除了交租，男的必须无偿给地主做长工、挑水扫院，女的必须去给地主做饭洗衣。
逢年过节，佃户自己家里揭不开锅，还得给地主送鸡送肉。如果交不上租？大年三十，地主的狗腿子就会冲进佃户家里，把仅有的一点过年物资抢劫一空，把佃户打得屎尿齐流，甚至活活把佃户家的小孩吓死。
“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这句带着血泪的山西民谣，就是地主阶级发家史的精准概括。他们最盼望的就是天灾人祸，因为只有农民活不下去了，他们才能用最廉价的方式，把农民祖祖辈辈的土地兼并过来。
二
如果说经济上的敲骨吸髓还在所谓“封建法权”的掩护之下，那么地主阶级在人身依附上对农民的摧残，则完全超出了人类道德的底线。
那些觉得地主“可怜”的人，根本不明白一个常识：在旧中国的乡村，地主不仅仅是富人，地主即是官府，地主即是王法。
他们掌握着宗族权、保甲权、甚至拥有私人武装（民团、保卫团）。佃户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和随意蹂躏的玩物。
在河南安阳，一个地主兼国民党民团头子，可以长期、公开、肆无忌惮地霸占强奸村里的农妇。农妇的丈夫眼睁睁看着，却连个屁都不敢放，更无处申冤，因为地主就是当地的天。
在鲁西，一个地主看上了佃户的妻子，故意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溜进屋里施暴。佃户稍作抗议，地主立刻勾结土匪把佃户绑架，然后假惺惺地出面“捞人”，逼着佃户借高利贷摆酒席感谢他。最后佃户还不起债，地主名正言顺地收走了他的地，还要他把老婆送来顶债。
谁家“契约关系”长这样？剥开皮看，全都是结构性的奴隶制！
穷人的女儿一旦因为抵债被卖进地主家当丫鬟，命运便如同跌入炼狱。长得好看的，随时面临被强暴、纳妾；玩腻了的，或者长得丑的，直接被当成货物卖到上海当妓女，或者送进血汗工厂。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仅不管，反而和地主沆瀣一气。国民党军官下乡，直接找地主要当地的“黄花闺女”供自己享用。地主便借着国民党军队的刺刀，更加肆无忌惮地祸害乡里。
当一个拖儿带女的寡妇，一年收不上两斤棉花，却被地主硬逼着交五斤棉花的地租，连孩子都被抓去当免费劳力，整天挨打受骂、恸哭流涕的时候，你们这些觉得地主“可怜”的人，良心难道被狗吃了吗？
三
当民族矛盾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碎大半个中国时，这群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们中的极大多数，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长衫，换上了皇军的黄皮，成了最残暴的汉奸！
因为对于地主阶级来说，只要能保住他们的土地和剥削特权，给蒋介石当差和给日本人当狗，没有任何区别。
在那个满目疮痍的年代，有一个叫穆世安的恶霸地主。日本人来了，他立刻投降，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来，谁回来就杀谁。
他强迫几千名农民流着血给鬼子修碉堡。当一个贫农偷偷回家看望妻子三花时，穆世安为了向主子邀功，把这个贫农五花大绑抓走，残忍杀害。
他把贫农的头颅砍下来，抠出双眼，挂在农民们亲手修筑的碉堡上。那个叫三花的女人疯了，抱着丈夫血淋淋的人头，三天三夜不松手。
还有一个叫王常盈的村长地主，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逼着自己的老婆和亲生闺女去和日军小队长姘居！而他的儿子，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仗着老娘和妹妹给太君陪睡换来的势力，在村里如恶虎般肆意强奸妇女，谁敢反抗，就拿日本人来威胁。
更有甚者，在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这些地主比国民党还要残忍百倍。
在安阳，落入国民党和地主还乡团手中的村庄，有四百多名男女老幼被活埋。在一个村子的土坑里，二十四具妇女儿童的尸体被挖出来，有的甚至已经被野狗啃食。
在秦德沟，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把全村二十八户人家，每家都挑出人来活埋或枪杀！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
面对这样一群嗜血的变态、民族的毒瘤、披着人皮的恶魔，你们竟然觉得他们在土地革命中被清算，是“冤枉”的？是“凄惨”的？
四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看待农民在土地革命和土改中，对地主阶级的暴力反抗？
有人总是拿着放大镜，去寻找大革命时期和土改时期的一些“过激”行为，以此来否定整场革命的正当性。
对此，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就给出了振聋发聩的历史定论，把这些伪善的杂音批得体无完肤：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那些在土改中爆发出的狂风骤雨，那些被挂在树上的劣绅，那些被愤怒的群众清算的恶霸，哪一个不是身背累累血债？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当几千年的压迫、几千年的屈辱、几千年的白骨积累到极点时，底层人民的怒火一旦点燃，就必然是排山倒海的。
你要求一群世世代代被当成畜生蹂躏的佃农，在推翻仇人的时候，还要温良恭俭让，还要讲究“程序正义”，这不叫文明，这叫拉偏架的伪善！
如果没有那场彻底的、甚至是暴烈的土地革命，中国农村的封建宗族势力就绝不可能被连根拔起，中国就不可能完成现代国家政权的基层构建，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工业化成果和现代文明，都将是无源之水！
跋
历史的时针已经拨到了2026年，为什么在今天，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突然冒出了这么多替地主阶级哭丧的声音？
真的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吗？
不，是因为在几十年的岁月流转中，某些资本的逻辑、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傲慢，正在隐秘地与旧社会的“地主思维”发生着共振。
那些在键盘上敲下“地主很可怜”的人，绝大多数明明自己就是个每天挤地铁、背房贷、被KPI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苦逼牛马”。
但他们被某种慕强心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叙事深度洗脑，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幻想着，只要自己足够“努力”，总有一天也能成为收租的地主；所以，他们本能地去维护地主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牌坊。
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异化。
你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不去共情那些被逼得卖儿鬻女、被塞进猫虐待、被砍下头颅的阶级兄弟，反倒去心疼那些锦衣玉食、骄奢淫逸、杀人不眨眼的剥削者？
这就叫“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
只要阶级社会的土壤还在，只要吃人的资本增殖逻辑还在，地主阶级的幽灵就不会彻底消散。他们会换上西装，会戴上金丝眼镜，会用更文明、更隐蔽的词汇（比如“优化配置”、“福报”）来继续敲骨吸髓。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被麻痹了，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甚至开始同情起那些喝血的庞然大物，那你这辈子，就真的只能永远跪着了。
莫忘世上苦人多。同志们，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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