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潘汉年在抗战期间秘密会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分析讨论文章很多，这些文章中历史虚无内容的要害，就是把中央政治局对潘汉年案件的主导作用完全屏蔽隔离，把中央政治局对案件进行及时处理的权利、采取组织措施必须具有的时机，完全排除在分析内容之外。本文针对这些文章屏蔽或没有进行分析的历史虚无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
潘汉年案件的最大教训是什么样的问题？
中央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毛主席号召全党高级领导干部向党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并劝诫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不交代，以后一旦发现，罪加三等。
据此次全国党代表会议，某罗同志最近发表的网文中有下面这一段话：
"在这种背景下，潘汉年同志向华东组组长陈毅同志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同志转交中央。后来公安部对潘汉年实施批捕。现在我们不清楚，党中央对潘汉年得出“不可信用”结论的依据，和批捕潘汉年的依据是什么？肯定有他的道理。"
笔者认为：潘汉年案件的背景是从潘汉年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去见汪精卫那一天就开始，并不是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开始，也不是从会议期间，毛主席号召全党高级领导干部向党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开始。罗同志对潘汉年一案的背景描述明显是不正确或错误的。
罗同志接下来又写道：“潘汉年同志向华东组组长陈毅同志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同志转交中央。”
笔者认为：上面这一句话中，潘汉年明确认为自己是在不得已情况下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这一句话里是不是就包含有一个大大的问题——即：李、胡二人挟持潘汉年必然就具有极不正当的企图。读者或罗同志显然都不会认为：他们三人去见一个日本人扶持的汉奸头目会有什么正当的好事情吧？潘汉年的上级组织和中央政治局也必然具有依据这一发生的情况及时行使相应职责权力，立即对此事件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进行实时的行政和人事处理。潘汉年私心重重、胆大妄为地犯下未立即据实报告和静悄悄隐匿三人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重大错误，实际就是故意隐匿屏蔽中央政治局及上级组织及时对其行使组织措施具有之权利极的端错误行为。
罗同志明确表示不清楚为什么逮捕潘汉年，难道连中央政治局及上级组织应该及时享有的组织处理权利和组织措施都没有想到过吗？潘汉年与胡均鹤却共同将这种应该及时行使的权利和组织措施屏蔽隐匿到1955年。
三人见汪精卫以后，又发生李士群被毒死，潘汉年继续与胡均鹤保持了长期的秘密合作关系，这也是网络读者众所周知的一个极不正常情况。这里所说的极不正常情况，就是指：潘汉年与胡均鹤二人共同长期隐匿会见汪精卫的情况下，二人长期进行的欺瞒性合作。笔者为什么认为是欺瞒性合作？因为，中央政治局获知他们会见汪精卫的情况时，必然会立即把潘汉年调离上海，决不会允许或让汪精卫与日本人有再次利用潘汉年的机会。尤其是李士群被毒死后，胡均鹤仍然被日本人重用任命为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的情况下。
是不是非常地奇怪？你潘汉年不是认为胡均鹤与李士群不正当挟持了你，你怎么还与胡均鹤保持了长期的秘密合作关系？胡均鹤若与潘汉年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约定，他也不应该对三人会见汪精卫的情况守口如瓶。1954年胡均鹤被公安刑警逮捕后，肯定也没有承认他挟持你潘汉年去见汉奸汪精卫，否则，到八几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要给他胡均鹤平反。潘汉年认为胡均鹤与李士群不正当挟持了他，不就是一句明明白白的谎言吗？
换一个思维方式来分析：汪精卫接见他们三人后，没必要，也不可能对周佛海和日本高管人员一直保持守口如瓶，这是不是形成一种极其可怕的情况——李士群、胡均鹤、汪精卫、周佛海、日本高管人员、潘汉年这个圈子里，都知道了汪精卫会见三人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政治局、饶漱石却被静悄悄地屏蔽隐匿在鼓里！这个圈子里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其他事情发生？李克农能够向当时的党中央提交出这个圈子里，秘密策划的令人可信的调查报告吗？
潘汉年要是立即忠诚实在地向中央或上级组织汇报了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和上级组织还会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继续让他潘汉年与胡均鹤这个也见过汪精卫的挟持者保持长期的秘密合作关系吗？尤其是日本人也已经知道了会见汪精卫这件事的时候。读者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获知这一情况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对这么大一个问题的案件不会感到震惊吗？多个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会不闻不问，也不经过一番充分研究，甚至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就由毛泽东一个人出面，做出逮捕潘汉年这个高级干部的决议吗？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彭真等多个政治局委员对潘汉年案表现出毫不关心，是绝无可能的！这么多老资格政治局委员就如此不负起自己的责任吗？除非他们对这件事就是一无所知。后来由某老资格政治局委员一个人所谓“登高一呼”就为潘汉年所造成的这些大是大非疑难问题平反了，原来的那些政治局委员都已经去世了，就没有人可以反对他一个人了吗？天理昭昭！天理昭昭！
无论如何，中央政治局都不会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第二个类似潘汉年这样恶劣行为的后来者（胆大妄为到长期屏蔽、隐匿政治局知情权，使政治局丧失组织措施实施权力和及时处理的时机。）——无论他过去的功劳有多大。政治局做出逮捕潘汉年这样的高级干部必须是具有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政治局绝不会做出感情用事的决定！也绝不可能仅仅是毛泽东主席一个人就能拍板决定的事情！后来给潘汉年平反的那些人，倒是把毛泽东主席影射成了一个独裁者一样！“什么大笔一挥，此人从此不可信任”，目前的许多论述文章表现出这种包藏祸心的影射目的，否则这些文章的分析内容就根本不应该、也不会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主导作用完全彻底地排除在外——就好像中央政治局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罗同志的文章提出要纪念潘汉年，也包含纪念笔者分析的这些问题吗？读者根据笔者前面分析的这些问题，能够得出“潘汉年案件是新中国第一冤案”的结论吗？这是不是也在影射中央政治局集体制造了第一冤案。难怪刘伯行同志拍案而起，发表了那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潘汉年一案，是冤案吗？”。
潘汉年见汪精卫究竟交谈了什么难以启齿的问题？
汪精卫接见潘汉年三人之前，是在1937年西安事变后由欧洲返回中国国内的。那时候，潘汉年正在代表中共中央与宋子文、陈立夫、张冲、顾祝同、邵力子等许多个国民党高官进行秘密谈判接触。由于蒋介石对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的不信任，谈判过程中的许多细节问题汪精卫、何应钦他们并不了解，因为蒋介石没有让任何亲日派人员参加到谈判中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和周恩来。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潘汉年和周恩来的谈判代表身份，尚未投靠日本人的汪精卫他们这些国民党高官，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这样的前提情况下，汪精卫见到潘汉年三人必然会询问国共多轮谈判过程中他所不知道的许多细节问题，这就是潘汉年当年事先可能没有及时想到的一个大难题。汪精卫询问的显然会有许多不能告知的保密问题，尤其是面对一个投靠日伪的汉奸头目时。以后潘汉年在面对罗瑞卿、杨奇清这些公安部领导人及其他审讯人员时，能够主动交代和谈到这个问题吗？现在看到有关潘汉年案件的分析描述文章中，都没有涉及或故意避开了这一重要相关内容。这样的问题，没有给予汪精卫满意可信的回答，他能够让潘汉年全身而退吗？这就是潘汉年见汪精卫后，为什么没有立即报告上级组织或党中央的最重要原因。因为，他根本无法向党中央、饶漱石说清楚，汪精卫到底问了哪些涉密问题？他又是如何巧妙回答？并能够全身而退的。党中央也不可能绝对相信一个私自去见汉奸头目的人。这就是那些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立下过大功劳的功臣们，能够从潘汉年那里吸取的最有价值的教训！这也是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醒世道理。
汪精卫见潘汉年必然也对他有所要求，不难想到：最起码的简单要求就是提供共产党方面的情报信息。潘汉年是如何回答汪精卫呢？读者有没有思考或想到，他有没有被汪精卫作为反向利用对象呢？罗同志纪念潘汉年是否也需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克农提供的调查资料内容中，能够帮助潘汉年回答这些问题吗？毛主席去世后，许多老干部非常感情用事，在潘汉年这类问题上，糊里糊涂，从来不提也不思考这些大是大非的内容。
潘汉年到了延安后，针对国民党媒体已经刊登“中共与日本人秘密谈判接触”的谣言报道，毛泽东当面询问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向组织提出时”，他又一次坚决否定和屏蔽了秘密会见汪精卫的事情。到这时为止，汪精卫、周佛海、国民党、日本人、潘汉年三人圈子里，全都已经知道了会见汪精卫这一件事，他还在坚决否定和屏蔽此次会见。是否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汪精卫一定向潘汉年提出过涉及不允许回答的某些保密问题，他那时的回答也一定获得了汪精卫的某种认可。否则，怎么解释他能够在会见汪精卫后全身而退呢？读者是否能够判断认为：毛泽东主席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任”之判断，是轻率或没有充足的道理呢？
潘汉年问题是怎样发展得严重起来？
我们已经知道：李士群被毒死以后，汪伪撤销了“76号特工总部”，接着又成立了一个“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子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以后，“政治保卫局”又分别设立了专门管上海地区的第一局，专门管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这里面的变化情况，虽然饶漱石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解放后，公安部领导人到上海检查工作时仍然提出了疑问：即李士群与胡均鹤以前关系是非常之密切，李士群被毒死，胡均鹤反而得到日本人重用。联系到他以前叛变到国民党，又投靠日本人的经历，胡均鹤这个人的关系非常可疑。
读者有没有想过：饶漱石要是知道潘汉年与胡均鹤秘密去见汪精卫的事情，他还会同意潘汉年与日本人任命的政治保卫局第二局局长胡均鹤联系和接触吗？饶漱石难道不会报请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将潘汉年调离上海，结束他们之间的联系吗？因为谁也不敢保证，汪精卫以后不会再次派人去见潘汉年，发生不可预测的反向利用情况！也就是潘汉年继续与胡均鹤接触，有可能就具有双料间谍的行为。解放后，在不知情情况下，饶漱石还批准了胡均鹤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这也是饶漱石、高岗案发后，不可避免地要首先重新审查胡均鹤的诱因（虽然在1951年已经解除他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的职位）。
汪精卫以后究竟有没有派人再次去秘密会见过潘汉年，中央政治局与潘汉年案办案人员不可能以后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这也必然是隐匿会见汪精卫事件，潘汉年后来一定会要面对的严重质询和审查问题之一。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此事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几百名国民党潜伏特务，协助破获了许多特务潜伏的电台。无疑是立下了大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些个功劳也许根本不应该由他去实现；因为，潘胡二人不刻意隐匿会见汪精卫之事实的话，饶漱石和中央政治局一定不会让潘汉年继续留在上海。解放后，胡均鹤也不可能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
将潘汉年撤离上海，一方面是保护了他的安全，同时也可以防止日伪汪精卫对他的威逼利用。实际的事实确是：中央政治局连采取这样简单组织措施的权利都被长期屏蔽和隐匿。是可忍孰不可忍！读者是否能够继续容忍？并且大力学习宣传潘胡二人这样的合作方式，让更多的后来者像他们一样去立下这类似的“不世之功”呢？我们的后来人，能够这样稀里糊涂、继续不分是非对错的工作和生活吗？
1951年，由于前面提到的某些问题，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一个可疑的人物，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就因为胡均鹤问题做出过检讨，不久又被接受停职检查，同时免去了胡均鹤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并且不准他继续再穿军装。这是在饶漱石和潘汉年都没有发生问题和受到严重怀疑情况下处理的。下面是上海市公安部老干部王征明一段与此相关的论述：
“1951年，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到上海来检查镇反工作，调阅两个案卷，认为犯人按罪行可杀，扬帆不以为然，转报潘汉年，潘看了材料，也表态不要改判了。这样便产生了分歧意见（我因当时专责清理特情，未问其详）。杨奇清结束检查工作，给上海公安局作报告，我到六楼会场，发现扬帆未来参加，赶忙到五楼扬帆办公室，请他去。他说他这里有事不能去了，我怎么劝他也没有劝动，这件事中，扬帆有些傲气。”
从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潘汉年与杨帆早在1951年就与上级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发生了严重矛盾，杨奇清认为应该枪毙的两个犯人，他们继续维持原判，没有枪毙。杨奇清给上海公安局作报告时，王征明去请他这个上海市公安局长，他也没有去。1955年，潘汉年隐匿见汪精卫一事案发，杨奇清极有可能认为：当年应该枪毙的两个犯人是受到了潘杨二人的包庇。杨奇清认为应该枪毙的两个犯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最后是如何处理的？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材料。给潘汉年定性为叛徒，与这两个人有没有关系？也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材料。
潘汉年隐匿见汪精卫案的审查，却一定是不能排除罗瑞卿和杨奇清这两个关键人物之参与的，案子最后的定性过程，二人也必然是关键人物。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潘汉年一案是冤案，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是要听取罗瑞卿和杨奇清二人组织的全过程审查报告的。难道这两个人组织并签字认可的全过程审查报告，会故意罗织一个潘汉年冤案吗？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想到，在北京一下车就被扣押起来，这也就是饶漱石案件发生后的时间。胡均鹤被关押期间有没有透露或说出去见汪精卫的事情？这些当年的办案审讯材料内容一点也没有透露。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毛主席号召全党高级领导干部向党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并劝诫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不交代，以后一旦发现，罪加三等。毛主席这一句话中：“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不交代，以后一旦发现，罪加三等。”——这些斩钉截铁、敲山震虎式的语气分析可以知道：毛主席显然已经认定，最少有一个交代者是有罪的，否则不会有“罪加三等”，只给“最后一次机会”的说法。由此可以反推出胡均鹤至少已经透露了会见汪精卫的某些情况，潘汉年根据毛主席的讲话也判断出胡均鹤已经牵连到他自己，他已经无法再继续隐匿和屏蔽三人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事实。支持此判断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媒体刊登所谓“中共与日伪秘密接触谈判”的谣言时，面对毛泽东的当面询问，他都坚决隐匿屏蔽会见汪精卫的情况。若不是判断得出，被逮捕关押之胡均鹤透露了会见汪精卫的秘密，他必定会继续隐匿屏蔽下去。
【文/张保平，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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