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常以一种杂糅了神权统治、国家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矛盾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要想理解这种令人费解的“叠加态”，单纯依赖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视角往往无能为力。
本文跳出传统的分析框架，拾起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作为分析入口。 作者犀利地指出，无论是巴列维王朝那场急功近利的“白色革命”，还是霍梅尼治下教士主导的“神圣经济学”，本质上都未能逃脱亚细亚村社传统的深远阴影。旧有体制下的特权阶级不过是换了面貌，继续以共同体名义垄断社会剩余产品。这种缺乏现代产权保护与合理资源配置的残余模式，最终将伊朗拖入了高通胀与高失业率的经济泥潭。
然而，古老的公有制传统注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死敌吗？文章末尾以以色列“基布兹”的成功实践作为对照，不仅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破局思路，更留下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叩问：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博弈中，那些深陷“亚细亚阴影”的地区，究竟该如何找寻属于自己的突围之路？
伊朗资本主义：亚细亚传统的阴影
作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胜利者，霍梅尼在伊朗国名的选择问题上曾发生过一件趣事。民主派和温和派倾向于加上“民主共和国”作为后缀，伊斯兰左派则倾向于加上“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凸显其意识形态性质，但霍梅尼则认为，所谓“伊斯兰”一词本身就已经包含民主的含义，所以新的国名后缀只会是“伊斯兰共和国”，而且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其经济和政治体制呈现出一度让外界观察者疑惑不解的、混沌的叠加态。在经济领域，伊朗国有企业曾一度掌握全国生产总值的八成，在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头十年使用着类似于苏东阵营经济名词中的“五年计划”，优先促进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在进行类似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而在政治领域，掌握全国实际权力的伊斯兰教士统治又与文官政府的差额选举和民主宪政同时并存。在这里，如果不去结合伊朗的亚细亚村社传统，而单纯以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视角去划分伊朗的经济和政治体质的话，那么伊朗只会是一种同时表现出”西方资本主义、苏联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传统”的难以理解的怪胎。
亚细亚村社传统
对亚细亚农村公社的一个最常见的误解，便是以为在独立农民家庭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之后，小农的土地私有制就可以自动发展起来并取代掉村社的公有制传统。但正是这种“占用即所有”，“私有制可以靠私人占有轻轻松松兴起”的理念，本身就是亚细亚农村公社的所有制观念的体现，或者说一种在缺乏罗马法框架约束下的地区所自然形成的误解。
任何一种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其最鲜明的标志便是看其私有制上层建筑是否发展到了与古代罗马法同等地位的高度。但是在大致以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疆域为范围的地区之外，除非有外界输入，基本没有地区自行演化出以罗马法为标准的土地私有制。
对于许多古代民族而言，土地只属于君主或者共同体所有，它们以特定年限或永久的方式让与私人耕种利用，这一观念构建了封建体制，也是许多古代东方政权的政治组织基础。但是这一观念却不被罗马人认同，罗马市民对其所有的土地拥有完全的、排他的所有权，这种具备完整权能的所有权被称之为“市民法所有权”或“奎里蒂法所有权”(Dominium ex iure quiritium)。“罗马法上的私有土地及土地物权的发展”，2015.5.13，中国土地法制研究网
马克思为这些没有演化出土地私有制，但又已经演化出鲜明的阶级分工的地区的生产方式取了一个名词，“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种既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农民也并非受奴隶制和农奴制束缚和压迫的生产方式还曾一度让欧洲的一众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无法理解。
在东方帝国统治下的农村，无论王朝如何更替甚至乃至于随后欧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殖民，亚细亚村社及其传统一直以惊人的生命力维持着存在。在一个农村公社中，农民们或者还维持着集体农耕和产品共有的习惯，或者已经为个体家庭划分出耕作份地，同时按照份地肥瘦为村社或者其他农村公共组织缴纳实物地租。但即使在后者，农民们相互之间依然还在一些事物上维持着取有余而补不足、集体优先、成员相互扶助的平均主义生活传统。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正是在这种孤立农业村社基础之上演化出阶级分工，阶级分工的基础是当社会劳动生产率还未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其经济管理、政治、科学艺术等公共事务注定只能以少数人专门享有剩余产品的形式发展分工。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主要是村社中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一些通过自己掌握优势生产资料也获得了剥削他人劳动的地位；村社的长老和无论是由推举还是任命产生的管理者，出于尊重长者的传统和管理村社公共事务的原因掌握村社一部分剩余产品，而其他社会团体，如皇室宗亲、官僚、地方总督、宗教组织、军队、学者、商人团体，也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村社贡献的剩余产品，有时还会侵占公共土地。在此之后，剩余的剩余产品才能用于满足村社自身内部的公共开支需要和保险储备。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矛盾正是在于，它既要不借助罗马法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而是让特殊团体掌握产品贡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阶级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从事有益于集体的公共事业，如公共工程、教育、婚姻生育、医疗、慈善；同时又要强调传统道德的约束，不能让这个阶级私占社会剩余产品，或者索取村社超过一定限度的剩余产品，破坏了社会再生产。因而，在这种类型的社会往往表现为一开始因为实行均田改革而出现政通人和的景象，随后因为各种原因的朝廷税收加重、特权人员侵占公共用地、高利贷的利滚利而导致在村社框架下的小农破产，随后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运动推翻旧王朝的“王朝周期律”景观。
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有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产品地租和前一形式的区别在于，剩余劳动已不再在它的自然形态上，从而也不再在地主或地主代表的直接监督和强制下进行。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是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十七章第五节，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十五卷）
将波兰和罗马尼亚公有地被侵占为私有地的情形，转化为土地私有制还未真正确立起来的情形，便是在亚细亚村社中经常发生的案例。同时高利贷和税收不仅仅会使那些真正拥有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小农破产，也会让那些处在村社庇护之下的小农难以为继：
古代土地公有制的残余，在过渡到独立的农民经济以后，还在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保留下来。这种残余在那些地方成了实现向比较低级的地租形式过渡的借口。土地一部分属于单个农民，由他们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则共同耕种，形成剩余产品，它部分地用于公社的开支，部分地作为歉收时动用的储备等等。剩余产品的最后这两部分，以及最终全部剩余产品连同生长这个剩余产品的土地，都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的自由农民，有义务共同耕种这种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这样就变为有义务从事徭役或交纳产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不仅是被掠夺的公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农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十七章第五节，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十五卷）
这也正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们对包税人和商人持有敌意态度的原因。在伊斯兰教法中，还直接禁止了发放贷款收取利息的行为。在伊斯兰教法中的许多规定，本质上是出于维护亚细亚生产方式得以生存的“农民条约”，例如富裕者不得积累超过一定数额的货币，必须为公共事业缴纳更多的“天课”，要以行善积德、兼济弱者作为为人处事的准则。同时，在伊斯兰教法中还有一部分条款，是继承自建立在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逐渐从母权制转变为父权制的地区的宗教，如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使得伊斯兰教同时还表现出维护男尊女卑的家庭分工，即由男性从事主要社会生产劳动和掌握主要决策权，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和婚姻生育义务，再由男性进行转移支付的性别分工形式。这种分工模式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尚且可以维持再生产，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结晶化。
白色革命的性质
在世界历史上，不只有资产阶级在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在欧洲的专制主义时代，君主们为了补充国债和打压旧土地贵族势力，就会有意识地扶持资产阶级的发育进程；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路易·波拿巴作为法国小农的“民选皇帝”，也帮助法国的资产阶级初步进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开拓殖民地的任务；俾斯麦虽然出身于容克地主阶级，但作为德国普鲁士的首相也协助了未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打赢了王朝战争进而统一了德意志国家市场，同时出台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措施以缓解来自工人阶级方面的社会压力。
伊朗的末代国王，默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从1963年开始，为了达到“使伊朗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工业势力强国”的目标，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被统称为伊朗的“白色革命”，具体措施如下：
1.土地改革计划与封建制度的“废除”：政府从封建地主处以合理的价格购得土地并以低于市场价30%的折扣售给佃农，用于购买土地的贷款可以以较低利率在25年内付清。这使150万的曾经只比奴隶好一点点的佃农家庭可以拥有他们曾耕种一生的土地。考虑到每个佃农家庭的平均人口为5人，土地改革计划带给九百万人自由，占伊朗人口的40%。
2.森林与牧场的国有化：推行了许多法令，不仅是为了保护国有资源并停止森林与牧场的破坏，更是为了进一步地开发与耕种它们。超过九百万的树被种植在26个地区，创建了环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70,000英亩的“绿带”。
3.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制造厂与工厂将其股份出售给旧封建地主，从而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工厂主阶层，并能帮助使国家工业化。
4.分红制：针对的是在私有企业工作的的工业工人，给工人与员工他们工作单位的净利润20%的股份，并保管其他因高生产力或成本减少所产生的奖金。
5.给女性以选举权：女性原本没有话语权并受伊斯兰传统的压制。这个政策广泛地被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所批评。
6.成立识字军团：有高中文凭并需要服义务役的人员，可以选择在山村从事扫盲以代替兵役，类似农村支教。1963年，伊朗约2/3的人口是文盲，其中1/3的文盲位于首都德黑兰。
7.成立健康军团：使公众健康服务贯穿伊朗的山村与农业地区。在3年中，约有4500个医疗小组被训练；近一千万病例被军团处理。
8.成立复兴与建设军团来教授村民以现代方式耕作与畜牧：1964年到1970年的农业生产由此在吨数上提高了80%，在价值上提高了67%。
9.成立公平议事厅：5位年老的村民会被所有村民选举充当仲裁者以解决小的违法以及冲突行为，任期3年。1977年在伊朗全境分布着10358个公平议事厅，为超过一千万的民众服务。
10.国有化所有水资源：引入项目与政策旨在保护并利用伊朗有限的水资源。许多大坝被兴建，至1978年，还有5个大坝正在建设中。这些措施使受灌溉的土地面积从1968年的两百万英亩增长到1977年的560万英亩。
11.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现代化与重建：借助于复兴与建设军团的力量。建设了公共浴场、学校与图书馆；安装水泵与发电机以运转水和电力。
12.教学改革：通过使课程多样化以满足现代生活的必需，提高了教学质量。
13.工人在联合企业拥有股份的权利：成立超过5年的工业单位被转变成为公共公司，原国有企业的股份的99%或私营企业股份的49%将会被优先出售给原来的工人，然后再面向大众出售。
14.价格稳定化与1975年的反对不合理暴利活动：工厂和大型连锁店的拥有者被大量罚款，有些甚至被关押或吊销执照。外国跨国公司被强制制裁，一些被故意囤积以抬高价格的货物被没收并以固定价格向消费者出售。
15.免费义务教育以及每天免费的一顿饭，覆盖从幼儿园至14岁的所有儿童。1978年，有25%的伊朗人在公共学校有登记就读。同年，有 185,000 男女学生在伊朗的大学就读。除此之外，超过100,000学生在国外就读，其中50,000位学生在美国的院校登记。
16.提供贫穷母亲免费食物，同样也提供给所有两岁及以下的新生儿。
17.引入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该政策针对所有伊朗人。国家保险制度在退休时期提供最高100%的工资。
18.租/购住宅产权的稳定合理的价格 (1977)。控制地价以及各种形式的土地投机行为。
19.引入控制腐败的措施：在官僚体系内。成立了帝国检查委员会，由行政机构的代表与被证明诚实的民众组成。
其中，措施1、3、5、6、7、8、11、12、15、16、17基本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常见的改革措施，用于创造资本家阶级、形成一个身体和教育素质足够投入到工业化的男女劳动力大军，同时为工业化进程提供足够的农业原料、稳定的生产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
1963年巴列维参观新建学校
同时，作为亚细亚传统的遗留，国王理应对全国公共用地拥有“所有权”，这一点体现在措施2、10中。而为了维护村社的再生产，避免官僚和地方特权人员侵害公共利益，巴列维在地方让当地民众自己选举公平议事厅，并且在官僚体系中设立帝国检查委员会，以希望能控制官僚腐败。其次，作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传统依然保留有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这一点体现在措施4和13中，即将国有和私有企业的利润分发一部分给工人，并允许面向公众出售企业股份，
但作为一个亚细亚王朝的君主，巴列维显然不怎么了解自己国家农村中的村社和农民，将在欧洲消灭地主的典型措施借用到了伊朗。措施1虽然给了将近9百万曾经无地的伊朗佃农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在伊朗，由于缺乏像西北欧国家几乎普遍存在的罗马法体系传统，在给伊朗的无地佃农确立土地私有权利的同时并没有同时确立其社会义务，导致旧的村社传统被瓦解，暴露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的农民经常不得不再次将土地抵押给高利贷商人，其中的公共事务如维护对农业耕种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坎儿井，因为缺乏村社公共管理人员的维护而遭到损坏，村庄的生产力开始衰退。(Mackey,Sandra,The Iranians : Persia, Islam, and the soul of a nation,New York:Dutton:229,1996[2009-6-23])同时，由于农村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同时农村妇女因为生育义务的传统还在维持着高生育率，在伊朗农村的失业人口开始逐渐增加。
巴列维给农民发放土地证
与此同时，白色革命的许多涉及到了教育、妇女、婚姻生育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触及到了什叶派伊斯兰教会的势力范围，同时在改革措施中，将原先贡献给教士阶级的土地租金收归国有，教士俸禄改由国家统一发放的举措进一步削弱了教士阶级的实力。这其中，就有一名名为“霍梅尼”的教士对此次改革进行了最为尖锐的批评。
1960年代的伊朗经济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始而高速发展，但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并没有真正惠及到伊朗所有的平民，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成为当时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石油价格快速上涨虽然也促进了伊朗石油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升。同时由于石油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力和利润率的提高将会以牺牲其他部门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经济繁荣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始终没有对应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而在农村还存在大量维持着自给自足生活习惯的小农，造成社会经济通货膨胀的同时大量民众失业或者收入水平低下。最后，巴列维本人奢侈的生活作风，以及对市场价格粗暴的人为干预，进一步加剧了伊朗民众的不满情绪，推动了一批伊朗商人团体倒向伊斯兰教士阶级。巴列维堪称失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改造外加后续一系列政治事件，促成了随后70年代伊斯兰革命的爆发。
教士资本主义：后霍梅尼时代的神圣经济学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反映出了当时伊朗人民在冷战期间多种意识形态激烈竞争的情形。在霍梅尼的构想中，由伊斯兰教士阶级组成对民主宪政政府的“法基赫的监护”的倡导，以及对巴列维王朝随意干预市场和奢侈生活作风的批判，使得霍梅尼得以收获到来自商人团体的资助以及当时伊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支持。
1979年纽约时报呼吁：“相信霍梅尼”
就在革命成功之后，伴随着两伊战争，霍梅尼也开始了对激进左派和民主自由派的清洗，恢复被巴列维王朝削弱的伊斯兰教会势力，然后在伊斯兰左派保护本国工业和国有化口号的掩护下，将国内大部分产业重新国有化并攫取其大部分利润用于宗教人员事务的非生产性开支。直到两伊战争结束，以及霍梅尼的去世，伊朗的改革派才得以在政府中伊斯兰左派、城市自由派和宗教保守派等多股势力角逐中站稳了脚跟，于1991年开始推动伊朗的“五年发展计划”。
但伊斯兰革命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伊朗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经济性质，而只是将统治阶级从巴列维王朝的成员更换为伊斯兰教士阶级。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依然还得持续，但伊斯兰的旧教士阶级与巴列维相比，显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大工业——这个在人类历史刚刚出现不到两百年的新兴事物，而更加显得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反映在GDP增速图的是，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增速少有超过5%的年份；到了90年代，与同样靠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亚洲国家——韩国、土耳其相比，伊朗的经济增速更显得缓慢。在1976年，伊朗的名义人均GDP还是2000-2300美元，是当时韩国的三倍左右，但到了2025年，伊朗名义人均GDP只增长到4000-4800美元，人均劳动生产率方面更是无法与韩国相比。有伊朗改革派大声质问：“为什么伊朗在过去20年间，以1975年的油价获得了超过4千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还是跟非洲国家差不多？”
伊斯兰革命后直到2008年，伊朗石油产量都未恢复到革命前的峰值
90年代的伊朗并非是缺乏投资的国家。改革派的代表，总统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于1991年开始推动“五年发展计划”，旨在振兴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提高经济增速、缩小政府赤字和贸易逆差，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加强重工业和修建基础设施，同时促进出口工业的发展。
但伊朗的“五年发展计划”并不同于苏联的“五年计划”。首先，伊朗亚细亚村社以及相关产业的剩余产品大部分被当地宗教特权人员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伊朗缺乏像苏联五年计划中同步推进的“工农剪刀差”和“农业集体化”，这使其无法集中利用农业剩余产品优先投入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只能借助于外债。其次，伊朗没有像20年代的苏联或者60-70年代的海湾国家一样积极引进吸收欧美先进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效率。考虑到伊朗工业出口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国际竞争还要求伊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必须高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这使得伊朗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推行结束后，外债大幅攀升的同时，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情形依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缓解。
伊朗的进出口总额、外资数量和债务情况
在推动“计划经济”的同时，伊朗还在推行着类似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模式”。首先是伊朗改革派和自由派都期望做到的，通过政治改革促进经济竞争力，即通过一系列措施去解决伊朗经济中存在的国企垄断权、过度补贴、劳工保护、资源错配问题。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来自伊斯兰左派，倒不如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现代表现形式，即一个君主或者剥削阶级借由共同体的名义侵占公共剩余，同时缺乏由成文法所规定的私人产权保护体系，在这种情形下，伊朗私人资本没有胆量进行持续性投资。伊朗的第五任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就曾呼吁：“法律一定要是法律”（The law must be the law）。
为了缓解由政府财政承担大比例工业化投资的处境，伊朗还企图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吸引外资投资，但自由贸易区对于伊朗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影响实在是尴尬，其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10.5倍，同时还招致了伊朗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批评。
其次，伊朗的市场价格在常年的巨额补贴和资源错配下已经被人为扭曲，无法反映市场真实供求情况。在1993年的选举中，拉夫桑贾尼曾经呼吁减少人为的补贴以便市场价格恢复原貌，从而让资源真正得以配置到商品短缺的领域。但拉夫桑贾尼忘记了，即使伊朗市场价格、利率、汇率体系实现了自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配置资源的方式也不是按照产品的市场价格，而是要看具体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落差，在伊朗工业体系中利润率最高的石油工业会一直抽取其他工业的积累资金，同时由于教士阶级垄断了相当一部分利润使其无法进入平均化过程，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去按照与增长的社会需求相匹配的规模扩张生产能力，“持久性的通货膨胀”只会继续得以维持。与此同时，由于较低的经济增速，整个国民经济也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容纳正在增长的新生人口，使得伊朗同时表现出“高通胀率、高失业率”的经济特征。
伊朗石油收入与支出、各类补贴占财政开支比例情况
即使在21世纪头10年，伊朗进行了所谓“国企私有化”的计划，但这项计划整体实际操作依然带有浓厚的亚细亚传统色彩，没有发生实际意义上的股权市场交易。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只是通过左手倒右手，将其收益从政府手中转移到革命卫队的各类资金管理公司，尤其是养老金。伊朗方面宣称中低收入家庭以及私人阶层将在这次私有化计划中获益，但实际只给一千六百万伊朗居民发放了每人220美元的一次性分红。（Suzanne Maloncy,Iran`s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336）
最后，在伊朗农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由于农村亚细亚传统的复辟，半自给自足的农民工人和从事家务劳动的伊朗妇女使得适龄人口中的劳动力比例进一步减少，同时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一部分社会必要劳动由无偿的农业和家庭劳动补足、农村劳动力相较于就业岗位过剩而产生的产业后备军效应，劳动力市场价值进一步降低，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狭隘化。农业劳动者在政治领域也缺乏民主表达的渠道，农村发展的迟缓使其无法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农业原料，资本积累的内循环无法形成滚雪球的效果。
因此总结而言，伊朗亚细亚传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可以简单表示为：
1.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阻碍了社会剩余产品的全国性集中，特权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更是加剧了这点；
2.国内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其剩余产品无法向满足国内需求的产业部门进行配置；
3.缺乏私有制、失真的价格、不完善的自由市场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大量的财政补贴使得国内资本无法得到充分进行有效市场竞争从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农村消费市场的狭隘以及农业的缺乏投资，使得工农业结合和资本内循环的程度无法得以加深。
这一系列环节相互连接并且相互促进，对伊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恶性循环的影响。
当然，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伊朗四十多年神权统治期间对于教育、医疗、慈善事业等社会公共机构也进行了大幅度拓展，女性识字率从1976年的只有24%提高到2006年的77%，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入学比例也有所增加，为教士阶级培养了属于自己的掘墓人。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如婴儿死亡率，从1976年时的10.7%降低至2009年的2.59%；平均寿命预期从57岁上升到了72岁。
成功的案例？
到这里，必须提醒读者一点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无法独自完成工业化，但关键在于是否实质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通过政治民主和一系列法律建设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在亚洲，确实有这么一个国家——以色列，其传统农村公社实现了这两点。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集体”，以色列的基布兹用中文语境来理解可以理解成“集体农庄”。由于圣经中“土地不得出卖”的教条，基布兹实行财产公有、集体劳动和按需分配的制度，同时还有住房补贴、社区食堂“大锅饭”、水电费货币补贴、半价教育和医疗。在基布兹中的男女可以通过自由恋爱结婚，并且不是互称“夫妻”而是互称“伴侣”。在政治领域，基布兹采用直接民主选举制度，定期选举产生管理日常事务的委员会。
到1985年以色列基布兹通过占全国35%总耕地面积，创造了全国40%的农业总产值和40%的出口农产品。在应用先进技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后，基布兹还发展了诸如塑料和橡胶、金属及机械、木器、食品等本地加工工业，甚至还投资了计算机、电信产品和太阳能设备的研发，形成一种地区工农业生产综合体，其中一些工业企业甚至比普通工业企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年代，基布兹用占以色列全国2.8%的人口生产了全国生产总值的12%。（李光，以色列基布兹研究，2006.5）
基布兹所面临的问题，与那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合作社企业类似，即因为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基布兹自身的经济绩效依然还需要经由货币形式的价值核算，基布兹业并非彻底消除了阶级分工，内部拥有不同技能的成员、以及基布兹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更加重要的是，到了1990年代智力经济新浪潮中开始涌现出诸如计算机和软件等新兴产业，在基布兹中从事这些新兴产业的智力劳动者同传统产业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在加深。
但同时，在基布兹的集体生活氛围中成长的以色列青年，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追求于物质刺激，他们更加异想天开，合作的资产不是用土地也不是用工厂，而是在用自己的知识、技能、热情，共同构建着全新的基布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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