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精英现代化”到“普惠性现代化”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度美化，将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描绘成“把现代化从特权变成普通人的权利”的典范，并断言其“普惠性现代化”是抵抗西方封锁的“根本原因”。这种论调，不仅脱离伊朗社会现实，更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存在严重偏差，将神权封建资产阶级统治包装为“人民现代化”，不能不进行严肃批判。郭文的核心论据是伊朗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并将其归功于“普惠性现代化”。必须承认，与巴列维王朝时期相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基础民生方面确有显著改善，许多数据也得到了国际机构认可。然而，郭文对这些成就的解读存在严重问题：巴列维时代的民生指标在全球本就处于落后水平，伊朗是在一个极低的基数上起步的。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伊朗人均GDP在2012年达到约$7,000后，受制裁和内部问题影响长期停滞，近年甚至有所回落。这表明“普惠”并未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大量研究表明，伊朗的贫富差距巨大，约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公平分配。因此，这些民生改善更应被看作是低起点上的“补课”，而非“普惠性现代化”的成功。郭文还将伊朗体制包装为“兼顾大众利益与宗教正统性的平衡发展”，这更是严重美化了其神权统治的本质。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是拥有最终决定权的“监护者”，统帅武装力量，并有权任免关键职位。这本质上是以宗教权威压制人民主权，是“教士寡头”统治下的有限博弈，而非“多元平衡”。伊斯兰革命后，大量资产被转入120多个宗教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垄断了石油、金融等关键行业，享受免税特权，形成了新的“教士资产阶级”。据报道，仅少数教士阶层就控制了全国大部分财富，而普通民众月收入常低于250美元。这哪里是“普惠”，分明是新的权贵集团在吸血。郭文对伊斯兰革命后左派和独立工会的遭遇只字不提。事实上，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立即系统性地镇压了左翼力量，将革命中重要的社会改革诉求压制在体制内，以维持神权统治。郭文承认伊朗在性别平等方面存在问题，但将其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仍需长期演进”。但事实上，伊朗法律中存在大量歧视女性的条款，如女性证言效力仅为男性一半、离婚权明显偏向男性、继承权不平等。这些是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制度，而非“文化差异”。女性受教育水平全球领先，但高学历女性失业率却超过40%。这并非“个人选择”，而是法律限制、社会歧视和性别隔离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神权体制通过宗教基金会向底层提供福利，同时赋予男性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女儿的绝对权力，以此作为“精神补偿”。这种“用性别压迫换取阶级安抚”的统治术，是神权统治的重要支柱。如究竟何客观看待伊朗？笔者认为，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应首先肯定伊朗革命在民族独立和打击旧权贵方面的历史作用。但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未建立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以宗教为外壳的封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其所谓“普惠性现代化”因体制、阶级局限及外部制裁，已陷入高通胀、高失业和贫富悬殊的困境。其性别压迫和封建神权统治，更是与现代文明的本质追求完全对立。因此，对伊朗的评价，既要看到其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面，也要坚决反对将其包装成“普惠现代化”的任何企图。
郭松民先生在舆论场上被视为民族主义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近期一系列文章和言论，打着反对美以帝国主义的旗号，为伊朗神权统治阶级张目，涂脂抹粉，完全摒弃了左翼基本的阶级立场，在惯有的认知误区中越陷越深，堕入了一种非理性的境地，其在网民中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应该引起左翼和所有人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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