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汪怡彤，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韩文龙，汪怡彤.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及其对“内卷式”竞争治理的启示[J].经济纵横，2026（2）：59-72.
目 录
一、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及其当代意蕴
（一）许多资本与竞争
（二）垄断
（三）竞争的国际扩展
（四）利润率下降规律
二、马克思竞争理论视角下“内卷式”竞争的表现及成因
（一）“内卷式”竞争的表现
1.供需维度：低水平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
2.价值维度：从长期价值创造到短期价格博弈。
3.空间维度：逆向淘汰机制在全行业范围的扩散。
4.制度维度：政策执行偏差与惯性相交织。
（二）“内卷式”竞争的成因
1.许多资本间竞争强制规律对“内卷”趋势的加剧。
2.垄断竞争对“内卷式”竞争的加速效应。
3.世界市场势力分割对“内卷式”竞争的外在压力。
4.利润率下降规律对“内卷式”竞争的强化循环。
三、马克思竞争理论对“内卷式”竞争的治理启示
（一）利用竞争强制规律，强化创新竞赛的积极效能
（二）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三）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市场需求
（四）保持合理的利润空间，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摘要：“内卷式”竞争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需加以综合整治。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以许多资本与竞争、垄断、竞争的国际扩展以及利润率下降规律为基本框架，系统揭示了资本竞争的一般性表现。审视当前“内卷式”竞争的具体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供需维度的低水平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价值维度的短期价格博弈、空间维度的逆向淘汰机制在全行业范围的扩散、制度维度的政策执行偏差与惯性相交织。在马克思竞争理论视角下，许多资本间的竞争强制规律加剧了“内卷”趋势，垄断竞争对“内卷式”竞争产生加速效应，世界市场势力分割对“内卷式”竞争形成外在压力，利润率下降规律对“内卷式”竞争形成强化循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要利用竞争强制规律，强化创新竞赛的积极效能，保持合理的利润空间，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市场需求，营造公正、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关键词：马克思竞争理论；“内卷式”竞争；过度竞争；恶性竞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阻碍要素流通、分割市场空间的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必须从源头加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竞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要以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为指导，在中国化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分析工具，理解“内卷式”竞争的基本表现与成因，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积极作用，因时因地制宜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一、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及其当代意蕴
1858年初马克思提出了“六册结构”，其中“竞争”作为第一册“资本”中的单独一篇，说明了对竞争关系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六册结构”的未完成性并不能否认《资本论》体系结构的完整性。在已经完成的《资本论》部分，马克思从许多资本与竞争、垄断、竞争的国际扩展以及利润率下降规律几个方面对竞争关系做了重要论述。明确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研究“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前提。
（一）许多资本与竞争
马克思将“许多资本”概括为：“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说明，竞争是许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竞争关系也主要表现为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剥削劳动者为前提，自然而然也引发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第一，许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使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改组和技术变革是资本竞争的主要武器。部门之间的竞争又称为产业间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基本相同的平均利润，企业的进入或退出是产业间资本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以实现生存为目的，而这主要是资本逻辑作用的结果。资本的逻辑是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以剥削劳动力为主要手段。劳动者为了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避免沦为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进行竞争。第三，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通过供求关系表现出来，即在生产转换到消费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主要发生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在商品或服务的买卖过程中存在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供求关系，“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生产是资本家对劳动工人劳动力的剥削，消费是工人退出生产过程后不得不进行的生存消费，即不得不使资本家进一步实现剩余价值转化的过程。无论是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在消费过程中，劳动工人仿佛都是丧失了个体性的、无形中被资本逼迫的、为实现剩余价值而存在的“工具”。总的来说，无论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还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所有这些竞争关系都从属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同一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从长期来看，资本以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为主要手段，通过技术革命、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组织变革等方式提高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从短期来看，资本着眼于通过加剧剥削维持短期利润，以削减工资、提高劳动强度等方式降低产品成本、获得竞争优势。
当代“机器制造机器”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日益成熟和完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使资本之间的竞争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马克思所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由机器组成的工厂，形成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模式，这些工厂是“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大规模生产模式深刻重塑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然也包括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机器的产生促使机器制造工业出现并形成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生产，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大机器自动化生产依然作为工厂生产的普遍模式，但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大机器生产的控制环节，使竞争关系表现得更加复杂。自动化时代处于监督、操控机器地位的工人，被新出现的智能机器所替代，智能化生产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资本剥削的本质更加凸显。“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当前，大规模机器生产兼具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在自动化大机器生产过程中，掌握机器的许多资本依靠标准化、大批量的刚性生产，力图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利用机器替代工人，进而造成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在智能化大机器生产过程中，工人更多变为算法的协同者，极易丧失个体性。此外，人工智能通过对人脑的模仿，替代了工人对机器的监督与操控，反而导致智能机器对工人的监督与操控功能加强了，许多资本间通过抢占算法更新的先位或加强和隐蔽对工人的剥削，开拓或抢占市场空间。“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自动化、智能化的大机器生产使资本之间、劳动者之间、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更加复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变迁，更是一场触及资本、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
（二）垄断
垄断即少数大企业为获得高额利润而联合起来，控制和独占一个或几个部门的生产和市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便预言：“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些要素的聚集代表着垄断逐渐成为许多资本之间竞争发展的历史趋势，竞争中形成的生产集中是垄断的基础，垄断资本的目的是要在进一步竞争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但是，“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群体本身却因垄断而一定遭受损失”，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而是在破坏竞争关系的同时与竞争并存。在这里，垄断竞争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而是指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与自由的资本竞争相比，垄断竞争表现更激烈、手法更多样，目的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范围已扩展到国际市场。从资本规模的维度看，垄断竞争主要表现为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挤压、小资本的垮台破灭与大资本之间的残酷斗争。一方面，“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较大的资本对较小的资本施行掠夺与占领。另一方面，“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并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从资本形态的维度看，垄断资本经历了“产业资本积累集中—金融资本快速扩张—国家资本全球渗透”的过程。在初期阶段，产业资本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获取超额利润，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私人产业资本的资金积累逐渐难以驾驭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于是，“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最终，当金融资本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并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深度结合时，国家权力逐渐成为服务于垄断资本全球逐利的工具，这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地缘政治冲突和系统性风险加剧。
当前，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平台资本成为新的资本形态，平台垄断进一步成为能够满足更高资本扩张要求的重要方式。平台为产业资本提供了实现商品价值的条件，协助产业资本完成商品流通，加快了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传统资本相比，平台资本具有依附性强、竞争性强、垄断性强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扩张具有新的优势。第一，平台资本能够通过数字产品或服务更好地渗透进生产的全过程，资本的扩张或垄断不再是简单的物理占领，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平台化”，其渗透是无声、全面且难以逆转的。第二，平台资本的竞争是“赢家通吃”逻辑下的生存斗争，因此，资本扩张和垄断的渗透性更强，竞争更激烈，这种动态的、超地域的扩张速度与广度远超传统资本。第三，平台资本的全生态垄断是从资源占有到要素控制的升级，其主要通过对关键生产要素的控制，使得新进入者无法与之公平竞争，因此呈现为更隐蔽、更牢固的垄断方式。平台本身是一个组织化且被算法管理的市场，这在使经济活动效率空前提升的同时，也使权力空前集中于平台资本手中。总的来说，平台资本的垄断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扩张的新型推动因素，它更隐蔽、更剧烈地推动着资本的积累、集聚、垄断与扩张。
（三）竞争的国际扩展
资本的本质驱动其不断拓展国外市场，“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世界市场理论，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竞争的国际扩展符合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资本的生产、流通和生产总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全球化过程。从生产维度看，资本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求内在地要求其不断突破现有市场的限制，推动生产活动在空间上的日益扩张和重组。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和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都是降低资本生产成本、驱动其不断拓展国外市场的重要因素。从消费维度看，资本致力于创造新的需求和消费模式，为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开拓全球市场。大规模机器生产产生的产能过剩以及运输、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资本寻求国际市场、促进价值实现提供了动力和途径，加速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总的来说，资本在扩大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把地方性的、国家性的市场拓展为全球性的市场，资本之间也形成了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关系。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动力机制转换、资源配置机制转换、全球产业分工转换的新变化，使国际市场中的竞争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市场的扩大使资本固有的内在矛盾拓展到全球范围，也放大了竞争可能引起的破坏性影响。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系统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市场中的要素关系也更加复杂，局部变化可能经过系统传导迅速波及全球。经济体之间贸易与金融联系的增强会加剧系统性风险隐患，由贸易与金融关联构成的真实联系渠道成为更加重要的风险传染途径。其次，在极端压力情景下，国际资本在羊群效应和流动性螺旋机制的作用下，会使市场面临网络效应溢出风险，从而放大最初的影响，形成负面循环。这极易导致短期内金融市场上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加剧无序竞争。最后，国际化的结构性失衡更加严重。在国内市场，资本和技术流动相对顺畅，后进企业仍有追赶机会。但在国际市场，受国别、民族、语言等限制，更容易形成难以逾越的市场壁垒，加之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压倒经济理性成为主导力量，从而更易产生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
（四）利润率下降规律
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规律时，进行了从单个资本到许多资本、从短期到长期、从现象到本质的系统性分析，深刻揭露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和对剥夺过程的掩盖，以及资本在全社会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追求利润总量增加的自我矛盾中越陷越深。因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所以其为达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这愈发加剧了资本间的竞争、兼并和垄断。第一，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论述是从单个资本到许多资本的完整分析，既揭露了单个资本通过模糊商品价值公式的构成，从而掩盖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又从许多资本的整体角度揭示了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的过程。从单个资本来看，资本家力图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和转变为成本价格，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此处，剩余价值是对可变资本而言的，而利润是对全部垫付资本而言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被转换为利润率[利润/（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单个资本在更换商品价值组成公式的过程中，用利润率模糊了真实的剥削率，从而自然而然地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和无形剥夺掩盖了。从许多资本来看，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会引起利润率的差别，但由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属性，其必然流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因此，各部门之间不同的利润率也会趋于平均，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在这一过程中，竞争是价值得以转化为价格的实现机制和外部条件。同时，“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资本获利表现为资本自身增殖的结果，这进一步模糊了价值的真正来源。第二，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论述是从短期到长期的动态分析，既说明了资本在短期内的竞争行为以及利润量的可能增长，又从长期发展角度说明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其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趋于下降的长期趋势。平均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存在众多影响利润率上下波动的因素，如剩余价值率的高低、不变资本的节省等。但总体上，平均利润率是趋向下降的。这是因为“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第三，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论述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刻分析，既描绘了现实情境中利润率相对下降和利润量绝对增加并存的表面现象，又揭示了资本本身是价值增殖受到限制的本质根源，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身矛盾性。在现实情况中，“利润量同使用的资本，同总资本成比例地增长了，可是利润率据说还是要下降，因为总资本比产品量，或者不如说，比利润量增长得快”。利润量的增长和平均利润率的趋于下降始终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是解释资本增殖本质的重要内容。
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劳资关系的变化与社会制度的调整，都构成了驱动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的新因素。第一，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下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关键。因为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又会降低利润率，所以一般认为利润率下降是技术变化的结果。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增加不变资本。运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所需要的不变资本不仅包括服务器硬件，还包括大量训练数据、专利算法和庞大的云服务支出，其构成远比传统制造企业复杂，费用也更加高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减少可变资本。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机器形成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全方位替代，是一种对劳动过程及工资定价方式的重塑。第二，劳资关系的变化影响着利润率的变动。从价值分配看，劳资关系在价值分配上的矛盾体现在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对劳动时间的占有，可能抵消部分利润率下降，但工会力量、工资刚性等也可能限制利润率的提升，甚至增加可变资本的占比。从价值实现看，若资本过度挤占劳动者工资进而导致社会消费能力增长不足，商品价值将难以实现，可能引发产能过剩，最终使利润无法实现、利润率趋向下降。第三，社会制度的调整构成利润率变动的另一重要因素。一方面，一些产业出于地缘政治风险和追求供应链韧性的考量，从全球化布局转向区域化或本土化布局，这可能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对利润率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化、金融化和去管制的制度变动虽然为资本配置资源、寻找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了便利，但也带来了全球性产能过剩和竞争的空前激烈，从而压低了平均利润率。此外，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监管合规等制度成本的上升，也成为侵蚀企业利润的新因素。因此，从长期和总体上看，利润率最终仍呈现下降趋势。科学力量逐渐成为直接生产力，而利润率下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对资本自身而言，利润率下降规律是激化其内在矛盾、需要不断摆脱的无形制约；而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利润率下降规律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准备了丰裕的物质条件和解放劳动的可能，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规律。
二、马克思竞争理论视角下“内卷式”竞争的表现及成因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回顾过去一年，成绩来之不易。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持续加深，国内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内需不振、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在内外部压力持续增强的情况下，“内卷式”竞争现象在供需维度、价值维度、空间维度、制度维度日益显现。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对于分析“内卷式”竞争具有重要启发：许多资本间的竞争强制规律形成“内卷式”竞争的内在驱动，垄断竞争形成对“内卷式”竞争的加速效应，世界市场势力分割形成“内卷式”竞争的外在压力，利润率下降规律形成对“内卷式”竞争的强化循环。总的来说，“内卷式”竞争是外在环境不稳定引发的、符合马克思竞争理论的基本原理、遵循内在经济发展规律的产物。
（一）“内卷式”竞争的表现
1.供需维度：低水平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从供需维度看，“内卷式”竞争表现为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企业生产难以跨越的鸿沟。
在需求端，有效需求不足具有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均不足的双重表现。一方面，经济增速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致使部分居民“不能消费”，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致使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不敢消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消费环境不佳致使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消费”，由此形成了消费不振的三重表现，国内有效需求在短期内仍十分受限。另一方面，复杂、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国外需求，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进一步遏制了产品的正常进出口往来，加剧了消费不足问题。
在供给端，产能过剩在于企业在“事前”建立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在“事后”消化这些产出的能力之间存在偏差，这种偏差也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失误与反应滞后的结果。一方面，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存在自利性和盲目性。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大量社会资本会涌入少数热门行业。然而，这种个体理性的加总却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产能扩张速度远超市场需求的释放速度，特别是在技术和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后，产品趋于同质化，难以形成代际差异，部分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便会率先采取降价这种最直接的竞争方式。此外，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可能进一步加重企业的盲目性，使企业缺乏深入思考，大量涌入受政策支持的行业，加剧热门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企业在面对过多产品时，缺乏及时退出机制。退出流程比较复杂和退出成本较高是造成企业退出受阻的重要原因，数字经济则进一步加重了企业面对产品过剩时难以退出的困境。数字经济主要依赖大规模的用户数据、关系网络和潜在的活动价值来争夺市场，而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长期积累和扩展，未实现这些价值的企业无论好坏都会长期滞留在市场中。
2.价值维度：从长期价值创造到短期价格博弈。从价值维度看，“内卷式”竞争表现为企业受资本逐利本质、信息不完全、环境不稳定等外部因素影响，陷入短期主义“陷阱”。短期主义多表现为企业受短期绩效压力约束，无法准确评估复杂、长期的信息，只能依靠简单的信号进行决策，且能够在短期主义行为中得到一些即时结果补偿的现象。这是由于进入市场的企业普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并非都能主动思考长期价值、承担社会责任，部分企业容易出现短视行为或忽视社会责任的倾向，存在利用市场信息不完全而采取过度宣传甚至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机会主义行为，或是采取价格倾销、比拼等手段打压竞争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操纵市场、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短期主义行为会进一步引发“内卷式”竞争，在市场竞争中表现为显性冲突，在长期运营管理中又表现为隐性消耗。在市场层面，企业的短期行为投射到市场竞争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价格战、营销战以及同质化生产等竞争手段的泛滥。第一，“内卷式”价格竞争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与正常价格竞争推动企业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不同，“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价格战会大幅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严重破坏行业生态，扰乱市场秩序，降低市场效率，抑制创新活力，具有深远且长久的危害。第二，“内卷式”营销战会因过度营销导致品牌空心化，极易脱离产品的核心价值。激烈营销能够迅速提升品牌知名度，而一旦营销投入远远超过产品的研发投入，企业的知名度升高将无法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同步提升，从长期来看企业经营必然会受到过度营销的反噬，失去已有的市场空间。第三，“内卷式”同质化生产是单纯的产品或服务的模仿，难以支撑企业的长期发展。在产品高度同质化的行业，企业之间难以借助产品本身的独特性进行竞争，这会导致整个行业陷入低水平竞争，抑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管理层面，企业的短期行为在内部运营和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为对长期发展潜力的隐性消耗。由于新产品开发和研制具有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加上资本市场的短期业绩压力，一些企业不愿意在基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上进行长期投入，而是进行低风险的、边际性的模仿改良，这会导致技术创新停滞，陷入“技术停滞—同质化竞争—技术再停滞”的循环。并且，一旦企业的人才战略也陷入“重使用、轻培养”的短期主义，将难以培养高素质的核心人才队伍，造成人才的断层。
恩格斯指出：“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资本具有时间维度上的限制，往往只能注意到短期内“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这种短期主义不仅是资本的固有倾向，更在当代企业的具体运作中展现为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行为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产品、服务迭代的速度大幅提升，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看不到长期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忽视需要时间积累才能显现的、更具决定性的长期效益，而是采取短期化的“内卷式”竞争。
3.空间维度：逆向淘汰机制在全行业范围的扩散。从空间维度看，“内卷式”竞争会通过纵向的价值链传导和横向的跨行业传导，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并在全部产业范围扩散，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聚焦高质量、高标准的创新型企业反倒会因成本高、周期长而被淘汰出局，扭曲了正常的竞争机制，抑制了创新生态，会对经济社会形成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从纵向看，产业链中的逆向淘汰表现为掌握主导权的“链主”企业利用其垄断势能，将成本压力单向转嫁给上下游中小企业，而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固化了这一结果。具体来说，“链条内卷”是指在产业链内部，处于主导地位的平台型企业、头部企业或链主企业利用其垄断势能，扭曲正常的供求价格机制，成本压力因此被传导至上游供应商或下游经销商，不能占据“链主”地位的其他中小企业利润降低，其中注重产品质量、愿意投入研发的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在短期内甚至难以生存，最终导致全产业链停留在低水平同质化的竞争状态。如果企业被锁定在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将进一步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此外，国际“链主”企业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会通过分散采购等方式促使众多供应商相互压价，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市场的逆向淘汰机制，导致“内卷式”竞争。从横向看，行业内的商业策略扭曲和规则破坏会进一步强化逆向淘汰机制的恶性影响。当大量企业无法通过全国市场分摊成本、获得规模效应时，低水平价格战、营销战、同质化生产便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这种竞争策略的全行业扩散将使“内卷”现象进一步加深。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更多的行业因数字平台跨界融合的特性而陷入跨行业“内卷”，整个跨产业生态的参与者都被卷入价格战、同质化生产之中，“内卷式”竞争进一步扩散并恶化。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有企业依靠破坏规则、降低环保和安全标准而获取不当收入，则可能引发其他企业效仿，形成不正当竞争或恶性竞争，破坏全行业生态。实践中，一个企业的“内卷式”竞争行为会导致短期竞争思维成为一种被广泛模仿的商业策略，并从线上服务领域渗透到实体经济、从企业行为扩展到行业现象，最终辐射到整个经济生态。
总的来说，“内卷式”竞争并非局限于某些企业或某一行业，而是具有强大的扩散效应，最终会引起整个经济生态的恶化，形成极大的破坏性影响。2022年以来，我国接连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及系列配套措施，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作用。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和持续扩大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统一规则标准、激励正向竞争的关键举措，对于抑制逆向淘汰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4.制度维度：政策执行偏差与惯性相交织。从制度维度看，在肯定“内卷式”竞争治理成效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地方政府的越位缺位对“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影响。202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针对“内卷式”竞争密集表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性，这体现了中央层面对“内卷式”竞争现象的高度重视和精准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在破除地方保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这也表明了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是具有特殊身份的经济行为主体，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职能的变迁过程中，“市场化转型”和“发挥地方能动性”构成两条逻辑主线。在政策执行层面，地方各级政府依托信息优势和在地化知识，总是力图掌握发展主动性、拓展自主行动空间，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因此，在地方实践中，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执行偏差，进而对市场中的“内卷式”竞争产生影响。
一方面，对于“新概念”“新行业”，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忽视了市场规律，脱离了地方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仅为企业提供政策便利，这种行为会抑制区域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决策者为了追求政绩、打造立竿见影的政绩亮点，忽视了地方的经济实力与发展规律，盲目投资热门项目，导致经济资源遭到较大浪费，形成资源错配。并且，企业由于创新质量信息不完全，可能会扭曲自身的创新决策，最终采取为迎合地方政策而进行“策略式创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同质化的过度竞争。在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后，资源投入、利益关联等因素可能导致政策在一定时间内不易更改或停止执行，从而形成政策惯性，这将进一步加剧“内卷式”竞争的扩散。
（二）“内卷式”竞争的成因
1.许多资本间竞争强制规律对“内卷”趋势的加剧。单个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与许多资本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竞争关系，这一行为过程的背后是单个资本对资本一般的内在从属，表现为竞争的强制规律。马克思指出：“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而这个资本一般遵循的共同规定就是价值增殖。因此，许多资本间的竞争关系均以获得价值增殖为出发点。反过来说，单个资本为了实现更多的价值增殖，都不得不在许多资本间开展激烈竞争，“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可见，在竞争强制规律的作用下，许多资本间的自由竞争实质上并不那么“自由”，其运动过程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走向“内卷式”竞争的内在趋势。在宏观环境恶化与不确定性持续升高的背景下，行业需求增长放缓，市场饱和，出现产能过剩，竞争强制规律迫使大量资本放弃长期战略而采取短期方式，使本就受竞争强制规律驱使下的自由竞争发展为“不自由”的生存斗争。
“内卷”或过度竞争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生产效率的高低或技术是否先进，而在于资本逻辑带来的竞争强制本身。第一，竞争强制引发产能过剩。竞争强制规律迫使单个资本为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以大规模机器生产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在竞争压力下，资本为维持利润率，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从而导致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使资本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且由于商品价值无法实现，资本难以维持长期发展，只能依靠短期内的价格战、营销战以获得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第二，竞争强制形成工资挤压，进一步抑制消费。资本受竞争强制规律制约，必然将成本压力尽可能地转移至劳动者，通过降低劳动报酬来维持利润率。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能力受到进一步制约，这将加剧社会层面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第三，竞争强制使竞争手段单一，抑制创新因素。许多资本在面临短期生存压力的情况下，通常只能采取短期化行为，抑制长期的创新投入，导致竞争手段趋向单一。为了实现短期生存，资本主要采取降价、促销等竞争手段，由此利润空间会被严重挤压，难以进一步支撑高风险的研发活动，竞争进一步表现为低水平和同质化，企业难以通过创新从根本上开辟新的市场空间。资本之间竞争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竞争模式的改变使资本更易倾向于短期收益或即时收益，从而忽视长远发展，产生“内卷”的短期化发展趋势。总的来说，资本在不利的宏观环境下会采取短期化的、非创新性的竞争手段，这主要源于资本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与有限市场空间导致价值实现空间收窄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资本之间的竞争迫于竞争强制规律退化为一场在有限存量中进行“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内卷式”竞争随之产生。
2.垄断竞争对“内卷式”竞争的加速效应。“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在垄断状态下，竞争变成一种为生存权和控制权而进行的全方位斗争，垄断巨头间的斗争最终将压力传导至整个经济体，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引发竞争主体对现有存量市场的瓜分和控制，形成“内卷式”竞争的恶性循环。因此，垄断对于“内卷式”竞争具有加速效应。第一，垄断进一步限制了竞争空间。一方面，垄断使要素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其他企业的要素投入多样性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垄断意味着对市场的“独占”或“寡占”，当某个产业的集中度过高时，则垄断组织倾向于在生产体系的变革面前选择保守。垄断大企业丧失了开拓新市场的信心，其他小企业又缺乏探索新空间的能力，竞争被限制在更小的市场范围内。第二，垄断资本通过操纵价格，从供求两端扼杀经济活力。一方面是对消费者的垄断高价。垄断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人为制造稀缺性，抬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侵蚀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使有效需求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是对生产者的垄断低价。垄断企业在面对同一生产链中的其他中小企业时，又利用其优势地位压低采购价格，挤压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其被迫陷入低水平循环，从而打击供给侧的创新潜力。这一过程使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创新因素受到遏制，“内卷式”竞争进一步加剧。第三，垄断使垄断企业间、非垄断企业间以及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间的竞争形式发生改变，生存竞争代替了优先竞争。部分垄断企业将巨大的资源消耗在无法增进社会福祉的“竞赛”上，而非基础创新上，分配也向资源（要素）的垄断者倾斜，使要素拥有者为实现收益最大化而进一步要求强化垄断。非垄断企业之间在垄断资本留下的狭小市场中，为生存进行惨烈的低价、同质竞争。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之间又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不对等竞争，前者降维打击后者，创新因素被进一步扼杀。这种竞争过程使大量的资源投向非创新、非长期的生存领域，造成资源浪费，而资源缺乏又进一步限制了发展空间的拓展，“内卷式”竞争逐渐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第四，金融资本的垄断具有更强渗透性和风险系统性，将“内卷”推向全域。金融资本的垄断是通过控制资本的流动和分配来实现的，其不但具有信息优势和战略控制优势，还能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一旦金融资本陷入短视、盲目的境地，企业进行长期、高风险技术研发的意愿和能力将被进一步削弱，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资产泡沫恐慌，加剧社会整体的生存焦虑和“内卷”心态。
数字经济的平台组织模式和网络经济效应，短时间内会实现规模扩张并取得垄断地位，而民营企业经营的互联网平台由营利目标驱使，难以避免其利用垄断地位采取操纵市场的行为。平台资本垄断对传统形式的垄断具有加强作用，同样对“内卷式”竞争呈现加速效应，因此具有垄断资本均具有的第一、二、三点作用。不同的在于第四点，即平台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会使“内卷式”竞争的规模更大、扩散更快。金融资本为平台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平台资本又将资本用于低于成本的价格战，争夺存量市场，其目标在于快速消灭竞争者，进而垄断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巨量资源不但未能创造新的社会价值，还毫无意义地消耗在争夺现有市场的零和博弈中，“内卷式”竞争加速拓展。同时，平台资本能够进行扩张的空间有限，由此，技术优势打造的壁垒会进一步导致“内卷式”竞争的深度发展。一方面，平台资本主要扩张的是虚拟的“注意力”空间，而这一空间本质上是有限的。注意力是关于时间、情绪、体力和环境的函数，消费者的时间和体力都存在物理上限，情绪和环境的变化只会在上限范围内影响注意力资源的投入。因此，当用户增长红利“见顶”时，平台资本也将转向争夺存量市场。另一方面，平台资本天生具有技术优势，能够利用算法打造用户粘性、制造信息壁垒，从而使用户群体的使用空间受限。此时，平台将不再致力于创造新需求，而是“沉迷”于对固定用户群的深度开发和价值榨取。此外，平台资本对劳动者或中小商户的控制和压缩更加极端，会在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内卷”效应。平台资本不但通过零工经济模式规避雇主责任、实施精准控制、开展全方位监控，实现对劳动者的监督与把控，还通过收取高昂的营销费用，严重挤压普通商户的利润空间。这会导致劳动者和中小商户的购买力进一步萎缩，生存焦虑经由平台不断扩散，整个社会都将陷入“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循环之中。
3.世界市场势力分割对“内卷式”竞争的外在压力。世界市场势力分割是人为限制竞争空间的结果，竞争空间被压缩、外在压力的加大使企业更容易采取“内卷式”竞争手段。全球化深度裂解与技术革命交织背景下形成的复合地缘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关税壁垒增多，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受到冲击，对逆全球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市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来，甚至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跨越。但是，这种被技术连接起来的空间却被以美国为首的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人为分割开来，产生了贸易碎片化、贸易壁垒深化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固化，市场空间的狭小、资源的人为分割、有效需求的不断缩小都在进一步加剧“内卷式”竞争。
第一，贸易碎片化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又阻碍了技术发展的重大机遇。有研究显示，贸易碎片化使地缘政治风险飙升，围绕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已上升至2021年以来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而这本质上是全球市场被各种人为的政治力量切割成多个区域性、形成排他性“小团体”的过程。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受限，无法获得更便宜、更多元的进口产品，生活成本被迫抬高，有效需求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贸易碎片化阻碍了全球知识、技术和创新资源的流动，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追赶变得异常艰难，技术溢出效应被削弱。有效需求减少和技术创新受阻都使产业发展空间更加闭塞，只能采取消耗性的、短期的“内卷式”竞争策略。第二，关税壁垒、规则壁垒、标准壁垒等形成的多重贸易壁垒干扰了贸易自由化，在无形中划定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关税壁垒直接提高了进口商品价格，规则壁垒和标准壁垒则更具隐蔽性和杀伤力——借规则或标准的个性化制定，隐蔽地增加外国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出口难度。这导致企业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进行自由贸易，生存空间被局限在本国的有限市场，生存压力加大逼迫企业不得已进行“内卷式”竞争。第三，全球价值链地位固化进一步挫伤了企业的创新意识，后发企业难以打败在产业链条中本就形成优势的“链主”企业，只能长期固化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并且，“链主”企业还会借助自身优势，通过价格压榨将成本压力转移给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导致产业链上利润分配严重不均，多数企业为微薄利润而展开激烈竞争。企业间陷入零和博弈，创新动力在恶性价格战中被消耗殆尽，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都受到严重制约。
总的来说，世界市场的势力分割抑制了创新发展，难以形成有利的创新创造空间，一方面导致企业陷入价格战、营销战等不利于价值创造的竞争形式，另一方面又会诱发企业采取模仿手段，陷入同质化竞争。并且，全世界贸易市场的分割是导致行业整体效益下降的重要因素，不只加剧了单个企业的“内卷”倾向，更在全行业范围内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从短期看，企业采取“内卷式”竞争，通过低价、营销和模仿可能会获得短期收益，但这种方式不具有长期发展前景，是扰乱市场秩序、驱逐良性产品、抑制健康竞争的不良手段；从长期看，整个行业的长期创新投入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将受到影响，并将难以回归有序、良性竞争状态。
4.利润率下降规律对“内卷式”竞争的强化循环。利润率下降规律构成“内卷式”竞争的深层动力，当资本为抵消利润率下降而盲目扩大再生产，但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未能同步跟上时，生产相对过剩便随之而来。从资本的横向扩张来看，许多资本竞相扩大再生产的盲目性会导致产能过剩，而资本在利润率下降规律带来的生存压力下不得不持续进行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本缺乏开拓新市场和开发新技术的资金支持，只能在现有技术和存量市场中进行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愈发严重。从资本的发展规律来看，资本的生存规律使其形成“利润率下降规律驱使资本盲目生产—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同时出现—‘内卷式’竞争出现—利润率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内卷式’竞争进一步加重”的恶性循环，损害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基础。
面对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会本能地寻找一切可能的手段，以维持或恢复利润率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的调控弊端凸显，表现为扭曲要素配置和阻碍市场出清，进一步固化和加剧了由利润率下降规律所引发的产能过剩与“内卷式”恶性竞争。一方面，由于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先进要素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融合汇聚的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产能扩张过程容易脱离真实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设置市场准入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或通过协调银行续贷、提供非常规补贴等方式维持“僵尸企业”生存。这进一步阻碍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导致过剩产能无法及时退出、僵滞资源无法释放，使部分行业陷入低效的“内卷式”竞争。此外，在逆周期调控市场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也会深刻左右投资者的心理账户，导致出现“合成谬误”。例如，房地产行业在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后，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控复杂性和艰巨性，然而一些地方的调控政策仍存在不足与偏差，未能关注多元化住房需求的进一步释放与多样化住房供应主体的进一步激活，地方政府未能发挥其积极调控效能，为房地产行业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三、马克思竞争理论对“内卷式”竞争的治理启示
“内卷式”竞争挤压企业生存空间、制约经济发展、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要从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出发，结合中国实际，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要充分利用竞争的强制规律，强化创新竞赛的积极效能；分析垄断竞争的作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利用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市场需求；遵循利润率下降规律，保持合理利润空间，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营造公正、合理的竞争环境。
（一）利用竞争强制规律，强化创新竞赛的积极效能
“内卷式”竞争的产生关键在于资本对于短期化生存的选择，而这种短期化手段缺乏创新动力，难以发挥创新竞赛的积极效能。要合理利用资本逐利本性，发挥竞争强制规律的重要作用，引导资本积极投入创新竞赛，发挥创新创造的实际效能，创建合理的竞争关系。第一，不断增强资本的长期信心，发挥耐心资本的积极作用。打破企业不愿创新、不敢创新、不知道如何创新的局面，创造条件使更多资本成为耐心资本，使更多资金投资于长期创新发展之中。第二，不断优化创新激励机制，引导资源投向创新领域。对投入研发占比高的企业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建立健全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企业的创新空间，使企业愿意并积极将资源投向创新领域。第三，不断开拓新需求和增量市场，打造充足的市场发展空间。依托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国家政策引导，不断挖掘国内市场新需求，发挥差异化竞争优势，以新产品新服务重新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使创新发展拥有更大的市场空间。第四，充分发挥竞争的积极作用，激发以创新为导向的竞争。鼓励和支持企业将竞争焦点从价格转向质量、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提升，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发展，实施高标准引领行动，带动整个行业的质量提升和产业升级，形成“研发—应用—改进—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二）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内卷式”竞争的加速很大程度上在于垄断企业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使中小企业从创新竞争不断转向“内卷式”竞争。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就是要对限制企业发展、压缩市场空间、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垄断企业加以限制，畅通创新资源在大中小企业之间的流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一，加强对危害良性竞争的过度垄断的限制，严格查处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重点打击垄断企业过度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恶性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垄断企业尤其是平台垄断企业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分行业的成本构成参考标准，为执法认定提供清晰依据。第二，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细化商业道德认定标准，落实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安排，强化商业秘密保护的举证规则。第三，创新监管工具与风险预警机制，建设与应用智慧监管平台，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行非现场监管与数据追踪，实现精准监管。第四，以优质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构建激励创新、优胜劣汰的健康生态系统。健全市场化退出渠道，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能够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顺利退出。完善创新企业保护机制，将优惠政策向先进企业倾斜，从而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更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良好的竞争生态。
（三）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市场需求
“内卷式”竞争形成的外在压力主要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不畅，人为的市场空间壁垒进一步缩小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外在环境造成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间的“内卷式”竞争。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信息、知识、人才、资金的顺畅流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打破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堵点卡点，并通过创新供给激活和连接更广阔的市场。第一，打通内外贸易通道，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国际多元市场，解决规则不一、渠道不通问题，推动企业无缝对接国内国际市场，既要整治国内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和地方政府采购招标、招商引资中的乱象，又要打通出口转内销路径，防范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第二，通过打造线上线下渠道，实现信息畅通，有力支撑生产端与消费端衔接，创新服务消费场景，提升现实购买力。第三，积极破解地方保护主义。在国家层面统筹规划，清理妨碍资源流动的政策规定，推动区域间的政策协同，搭建高效的交流平台，实现资源高效对接。纠正政绩观偏差，严肃追究违规招商引资、搞地方保护、“新官不理旧账”等行为，有效避免政策维度的“内卷”。第四，拓展国际循环。利用自身优势，更深度、更自主地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深耕区域经济协定，精准开拓国际市场，布局一体化的跨境供应链网络，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四）保持合理的利润空间，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内卷式”竞争的加剧在于利润空间的缩小，企业不得不在有限空间内进行价格战、营销战或同质化发展，进而愈发难以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要适应利润率下降规律，保持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监督、管控等方面的效能。第一，政府的关键作用在于提供精准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纠正市场失灵，通过设定清晰的质量与技术标准，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保障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利润空间，减少牺牲品质而压缩成本的现象。第二，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应摆脱短期化生存局限，积极通过创新和协同开拓新的利润空间，基于对市场的前瞻判断而非盲目跟风进行技术和模式创新。同时，优势企业应发挥带头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定，支持行业协会牵头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建立行业风险预警机制，引导企业理性投资。同时，产业链中的“链主”企业应积极建立开放的供应链体系，带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形成梯度发展格局。第三，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效应，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激发劳动者信心，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从消费者方面扩大有效需求，推动形成供需良性循环。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6年第2期，编发时有删减）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