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一精神的核心内涵是:坚持刀刃向内、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瑞金苏维埃政权——共和国摇篮时期的反腐到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始终是党保持先进性、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法宝。
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史，是在危急关头主动纠错、在历史转折中重塑自身的奋斗历程。
从失败中觉醒。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八七会议公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这是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首次自我革命，开启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在转折中领航。1935年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和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问题。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点。
在思想上统一。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团结，为抗日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断清除病毒。不断清除侵蚀党的肌体的病毒，确保党的肌体健康，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本质，植根于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贯穿于党百年奋斗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查处了多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反腐败案件，这些案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反腐决心的生动体现。
苏维埃政权反腐第一枪。1932年5月，毛主席在处理“谢步升案”时明确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此案打响了中央苏区惩治腐败的第一枪。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37年，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毛主席批示“挥泪斩马谡”，树立了党纪国法面前无特权的标杆。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1952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行署专员张子善因贪污巨额公款、倒卖国家物资被执行死刑。此案表明了党在执政初期坚决遏制腐败的决心，为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改革开放第一案。1983年，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彰显了党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反对腐败的坚定立场。
查处高官腐败。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执行死刑，此案揭开了查处高级别官员腐败案件的序幕，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这些案件贯穿党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党始终将反腐败作为保持自身纯洁性、巩固执政根基的坚定决心。
在变革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内集中教育，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层历史逻辑，是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淬炼形成的“问题倒逼、经验固化、目标引领”的演进轨迹，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
在危机中开启自我净化。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面临着“大党独有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解决成分复杂、思想不纯的问题，通过整党整风聚焦党内错误思想开展思想革命，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腐败滋生等问题，以“从严治党”为抓手推进自我约束，破解了长期执政条件下的难题。
从实践中提炼制度自觉。自我革命并非临时举措，而是通过制度建设将成功经验转化为长效机制。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到新时代“八项规定”的出台，从纪律检查机关的建立到巡视巡察制度的完善，党将自我革命的实践成果固化为刚性约束，避免了“运动式整改”的局限性。
以使命锚定革命方向。自我革命始终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展开。党的二十大以来，自我革命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深度融合，以“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明确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通过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我革命更是党领航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的重要保证。面对内外环境变化和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唯有持之以恒推进自我革命，才能锻造坚强有力的执政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根基。
【文/邓新顺，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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