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与国际接轨”后，如何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报告将以学者黄卫东博士在其文章《某些人的“与国际接轨”实质是与美国推销的殖民地接轨》中提出的批判性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 。该理论认为，特定语境下的“与国际接轨”并非价值中立的全球化进程，而是在意识形态上趋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体系，可能导致“文化投降” 。本文将首先阐述黄博士理论的核心逻辑，然后通过历史回溯，重现毛泽东时代晚期（1970年代）中日关系及其民众友好的实证依据。随后，报告将展示当代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华负面情绪。最后，本文将运用黄博士的理论框架，分析“与国际接轨”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转变，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从中日友好到敌视的剧烈逆转，并结合其他多维因素进行批判性审视，以期提供一个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暗示要武力干涉中国统一的言论后，今年1月23日又提前解散日本众议院，很快重新选举，获得众议院远超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取得前所未有的大胜，从而可以放手推动其内外政策了。民调显示，最近日本民众对华负面看法比例保持在90%左右，是高氏公开反华的根本原因。中日关系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1、理论框架——黄博士的“接轨殖民地论”及其内在逻辑
在深入分析历史变迁之前，必须首先清晰地解构本文所依据的核心理论框架——黄博士提出的与国际接轨论，实质等于“接轨殖民地论”。这一理论为我们审视“与国际接轨”这一看似不言自明的口号提供了颠覆性的视角。
1.1 “与国际接轨”的本质：方向性而非普适性
黄博士的核心论点在于，某些精英阶层所倡导的“接轨”并非一个普适、中立、多元的全球化过程，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方向性的、单向的“接轨”，其终点是美国所主导和推销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他认为，这种接轨的实质，是接“美国推销的殖民地制度”之轨 。这里的“殖民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领土占领，而是指在经济规则、金融体系、文化标准和意识形态上全面接受宗主国（美国）设定的框架，从而丧失自主性。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接轨意味着遵守由西方制定并由其掌控评判权的“国际协定”。在这个逻辑下，“国际”被窄化为“西方”，而“接轨”则演变为“趋同”乃至“同化”。因此，这一口号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层级关系，即作为“接轨方”，需要向作为“标准方”的西方看齐。
1.2 意识形态的“文化投降”机制
黄博士理论的第二个关键点在于，这种制度和规则层面的“接轨”，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投降”。他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通过持续的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思想走向。其内在机制可以归纳如下：
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知识阶层上层、金融界精英等群体，由于其教育背景、职业联系和信息获取渠道，最先也最深入地接触并接受了西方话语体系。他们成为“接轨”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公开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可能产生“崇美、媚美、跪美”的心态。
话语权的让渡：一旦接受了对方的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本国便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失去了主动权和定义权。对于西方包括日本媒体的丑化和负面宣传，由于自身已经内化了西方的价值观（如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的特定定义），从而变得“无力反驳”，甚至会进行自我审查，认为西方的批评具有某种“合理性”。
国民观念的塑造：精英阶层通过其在媒体、教育和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将这种“接轨”思想传递给普罗大众，久而久之，可能导致民众的价值判断标准西化，甚至在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站在美国人一边”。
黄博士以苏联解体为例，论证这种“文化侵略”的巨大威力，认为苏联的崩溃正是其内部精英在“和平共处”等政策下，配合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最终导致国家认同瓦解的恶果。他将这一过程视为“文化投降”的典型案例，并以此警示。
1.3 历史对比：从“制定规则”到“遵守规则”
为了凸显“接轨”带来的变化，黄博士将当下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给西方制定规矩”的角色，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自信和独立性。而“接轨”则转变为“努力遵守西方制定的国际协定”，这标志着一种从规则制定者到规则接受者的身份转变。
综上所述，黄博士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分析工具。它主张，“接轨”并非简单的对外开放，而是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选择。这一选择可能导致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削弱，从而在全球舆论场中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有效反击外部的负面宣传，进而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透镜，审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2、历史基线——毛泽东时代晚期（1970年代）的中日关系
要理解当代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清晰的历史基线。毛泽东时代晚期，特别是19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被后世称为“黄金时期”的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民众对华普遍怀有强烈的友好和亲近情感。
2.1 民意调查数据中的高度亲善
民意调查是衡量国民情感最直观的工具。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数据清晰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亲华氛围：
1977年：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66%的日本民众认为在所有亚洲国家中，最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同时，有42%的日本民众表示最想去旅游的国家是中国。这表明中国在当时的日本民众心中占据了极其重要和积极的位置。
1980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达到了78.6%的历史最高峰。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体现了两国国民情感的深度交融。
1982年：日本民众对华的亲近感首次超过了对长期盟友美国的亲近度，中国一跃成为日本人“最亲近的国家”。
这些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在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对华友好的。这种友好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之上。
2.2 “黄金期”的政治与经济动因
1970年代中日关系的迅速升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治上的共同诉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中日两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使得两国在国际战略上找到了契合点，从而走得更近。中国领导人，如周恩来等，其个人魅力和外交风范也深深感染了当时的日本各界。
经济上的高度互补与迅猛发展：经济是驱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强大引擎。当时，日本经济在欧美市场遭遇贸易摩擦和挫折，急需开拓新的市场，而刚刚开启改革开放大门的中国则拥有巨大的潜力和需求。中日经贸合作因此迅猛发展，大量日本企业涌入中国投资，技术和人员交流空前频繁。
贸易额数据：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初的约10.4亿-11亿美元，迅速增长至1973年的20.1亿美元，1974年更是达到了31.3亿美元。整个1972至1977年间，贸易总额累计达到167.1亿美元。这种爆炸式的增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加深了两国民众的相互依存感和好感。
以民促官的外交传统：在官方关系正常化之前，中日之间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策略就已打下良好基础。邦交正常化后，这种民间交流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为官方关系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支持。
2.3 活跃的文化交流与历史认知
文化交流是增进民心相通的桥梁。197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艺术与文物交流：两国互派艺术代表团，例如1973年中日艺术家联合上演芭蕾舞剧，日本画作在中国展出，中国珍贵文物也赴日展出，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轰动 。这些活动极大地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
历史问题的相对搁置与处理：尽管历史问题（如教科书问题）和领土争端（如钓鱼岛问题）在当时也偶有摩擦，但两国官方都采取了相对务实和谨慎的态度处理，有效管控了分歧，未让其演变为影响民众感情的重大障碍。此外，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尚未成为社会中坚，许多经历过战争的老一辈日本人对中国怀有歉意和“对不起”的情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友好的社会氛围。
总结而言，毛泽东时代晚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日关系，呈现出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相亲的积极局面。日本民众对华情感真挚而热烈，这构成了我们分析后续变化的坚实的历史起点。
3、当代现实——日本民众对华普遍敌意的形成与固化
与1970-80年代的“黄金期”相比，今日的日本民意呈现出一番截然相反的景象。近二十年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持续上升并固化，已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
3.1 民意调查数据中的深度负面情绪
当代各类民意调查，特别是长期性的跟踪调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
长期趋势的恶化：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以及非营利智库“言论NPO”的年度调查均显示，自1980年代的高峰后，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整体呈持续下滑趋势，尤其在2009年至2015年间降幅最大。
压倒性的负面印象：近年来，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比例长期维持在80%以上的高位。例如，“言论NPO”在2023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访者比例高达92.2%。这与1980年78.6%的“亲近感”形成了天壤之别。
强硬态度的抬头：负面情绪不仅停留在“印象”层面，更转化为对政府采取强硬对华政策的支持。有媒体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主张政府对华应采取更强硬的姿态。2025年的一些民调甚至指出，约有30%-40%的日本人主动表达“仇华”态度。
尽管仍有部分民众认为发展两国关系是必要的，但这更多是出于现实利益的理性考量，而非发自内心的亲近与友好。这种“理性上需要，情感上排斥”的矛盾心态，正是当前日本对华民意的真实写照。
3.2 驱动负面情绪的多重因素
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逆转，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结构性、政治性、社会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媒体与舆论的负面塑造：日本媒体，特别是右翼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在塑造公众认知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倾向于选择性地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刻意炒作涉华负面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军事威胁、领土争端等，制造并强化了对立叙事。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看法。
现实利益冲突与领土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日两国在地区经济主导权、高科技产业、能源资源等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主权争端长期发酵，成为刺激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恶化民众感情最直接的导火索。
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进入21世纪，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向右移动。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取选票，频繁利用历史问题（如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和“中国威胁论”挑动民粹情绪，将对华强硬作为政治资本。这种政治氛围自上而下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对华认知。
国际格局变动与美国因素：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的对外政策和民众舆论深受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当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时，日本国内的对华警惕和负面情绪也随之升温。
从“黄金期”的极端友好，到如今的普遍敌视，中日两国国民情感的巨大落差已是不争的事实。下一章，我们将尝试运用黄博士的理论，探讨“与国际接轨”战略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4、理论应用与分析——“文化投降”如何解释日本民意的逆转？
黄博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从中国内因出发的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在“接轨”的过程中，由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向西方“投降”，导致自身话语权的丧失，从而无力反驳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丑化宣传，最终助长了外部反华思潮的形成。本章将详细阐述这一解释机制。
4.1 “接轨”与话语体系的内化：从“另辟蹊径”到“自证清白”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国际上代表着一种与美苏两大阵营都不同的“第三世界”道路。其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尤其是左翼和追求独立的群体）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当时的日本民众看待中国，是带着对一个拥有不同文明和制度的邻国的尊敬与好奇。
然而，“接轨”的开启，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这一过程在经济上带来了巨大成功，但在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却可能带来了深刻的转变：
评价标准的西化：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方的概念和标准（如GDP、市场经济、人权、民主的特定模式）来衡量自身的发展和定义自身的合法性。这在客观上意味着，中国将自身置于了西方的话语评判体系之下。
身份定位的转变：从一个体系外的“革命者”或“探索者”，转变为一个体系内的“学习者”或“追赶者”。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得在面对西方的批评时，天然地处于守势。其主要任务不再是提出一套与西方并行的、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而是在西方的框架内“自证清白”，证明自己“符合标准”。
当日本媒体或政客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市场地位、政治体制时，一个已经深度“接轨”并内化了西方标准的话语环境，很难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理直气壮地基于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行有效反驳。反驳的声音往往被简化为“辩解”，从而在思想上难以赢得日本普通民众的信服。
4.2 文化自信的流失与对外宣传的困境
黄博士理论的核心是“文化投降”导致“无力反驳”。这个机制在日本对华认知的塑造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70年代的文化魅力：当时的中国，展现出一种昂扬的精神面貌、独立的文化品格和对人类前途的独特思考（如“三个世界”理论）。这种非物质的“软实力”对当时的日本人构成了强大吸引力。
“接轨”后的文化模糊：随着“接轨”的深入，大量西方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涌入，对本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在对外文化宣传上，一方面努力展示传统文化（如孔子学院），另一方面又在现代文化领域大量模仿和追随西方。这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化形象在外界看来变得模糊、缺乏原创性和独特的吸引力。
当一个国家无法清晰、自信地向世界阐述“我是谁”、“我代表什么”时，就等于将定义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人。日本媒体和民众得以轻易地用“威权”、“不自由”、“缺乏创造力”等源自西方话语体系的标签来定义中国。中国的对外宣传，往往陷入“摆事实、讲道理”的层面，却难以在更深层的价值观和文化感召力上与日本民众产生共鸣，这正是“文化投降”后话语权丧失的体现。
4.3 “接轨”背景下中国崛起引发的认知失调
“接轨”政策的另一重后果是，它让中国在“遵守”西方规则的同时，取得了令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始料未及的巨大成功。这在日本社会引发了严重的认知失调，并进一步催生了敌意。
从“学生”到“对手”的恐惧：在日本的视角里，中国本应是一个“接轨”并最终变得更像西方的“学生”。这种“学成之后、并未归顺”的局面，打破了日本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期待，转而将其视为一个利用体系规则却不认同体系核心价值的“异质挑战者”和“强大对手”。
洗脑的温床：正是在这种“中国是现有秩序的威胁”的认知背景下，西方和日本媒体对中国的丑化宣传才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任何关于中国军力增长、海外投资、科技发展的报道，都能够被轻易地解读为对日本和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黄博士所说的“让西方洗脑西方和日本民众，形成反华思潮”，其心理基础正是这种由中国在“接轨”框架下意外崛起所引发的恐惧和焦虑。
综上所述，从黄博士的理论视角来看，“与国际接轨”并非导致日本民意逆转的直接原因，而是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宏观背景。它通过改变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削弱文化自信，并催生一种中国崛起带来的认知失调，从而使得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尤其是在面对日本时，处于一个极其被动的地位，为日本社会反华思潮的滋生和蔓延创造了条件。
5、批判性审视与多维因素探讨
尽管黄博士的“文化投降论”为理解中日关系的恶化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内因视角，但任何单一理论都难以完全解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和国民情感。作为一份严谨的研究报告，必须对该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并纳入其他同样重要的解释变量。
5.1 对“文化投降论”的审视与补充
对“接轨”的定义过于简化：“接轨”在中国的实践中是一个复杂、动态且充满内部争议的过程。它既有被动适应西方规则的一面，也有主动利用规则发展壮大、甚至在某些领域（如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开始尝试制定新规则的一面。将“接轨”完全等同于“投降”或“殖民地化”，可能忽略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和策略性。学术界也存在对“接轨”的辩证看法，强调应避免盲目迎合西方评价体系，坚持中国特色。
忽视了1970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将毛泽东时代晚期的中日友好完全归因于中国的意识形态自信，可能也简化了历史。当时中日走近，有冷战格局下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对中国市场的迫切需要。这些结构性因素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进行“今非昔比”的线性对比。
5.2 日本国内因素的主导作用
将日本民众态度转变的责任完全归于中国的“文化投降”，是片面的。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表明，日本自身的内部变化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失去的数十年”与国民心态：日本自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即“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种“日消中长”的权力转移，是导致日本社会产生普遍焦虑感、失落感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对华负面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集体焦虑的对外投射。
政治保守化与民族主义复兴：经济的长期低迷和社会问题的加剧，为日本国内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提供了土壤。政治家们通过煽动对邻国的警惕和敌意（特别是中国），来转移国内矛盾、凝聚民意。新生代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强硬姿态，也与老一辈的“谢罪”意识形成了鲜明对比。
媒体生态的恶化：日本媒体的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诉诸耸人听闻的标题和煽动性的“嫌华”“厌中”内容，成为吸引眼球、提升销量的有效手段，这种媒体环境日复一日地向日本民众灌输中国的负面形象，其作用是直接而强大的。
5.3香港民众思想变迁提供了鲜明的例子
香港民众的思想变化，为我们提供了鲜明的例子，显示与国际接轨，长期放弃去殖民化和意识形态斗争，任由西方价值观主导香港管治与文化传播的后果。
港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虽推行殖民文化、培养少数亲西方华人精英，但在反殖民主义运动影响下，香港民众有着鲜明的民族反抗意识，1967 年反英抗暴运动便是典型，彼时西方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十分有限。而香港回归后，并未开展必要的去殖民化工作，政治权力仍由信奉西方价值观的英美代理人掌控，这些管治者持续在香港推销西方意识形态，将媒体、教育系统作为传播英美文化和价值观的阵地，长期向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灌输西方理念。
这种持续的西方意识形态推销，直接导致香港民众的思想发生异化：大批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逐渐认同美英文化与价值观，甚至宁愿做没有居住权的英国二等公民，也不愿认同自身的中国身份，民族认同大幅弱化。而这一思想变化并非短期形成，而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潜移默化，最终滋生出分离倾向，都是这种思想异化的具体体现。
简言之，香港民众从具有鲜明反殖民反抗意识、民族认同清晰，到部分群体认同西方价值观、出现分离倾向的思想变化，根源在于西方意识形态在香港的刻意推销与持续渗透，是我们放弃意识形态斗争、任由殖民文化延续的直接恶果。
5.4 结构性权力转移的影响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一个崛起大国与其周边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天然地充满紧张和不信任。中国从一个对日本不构成威胁的贫穷邻国，成长为在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上全面超越日本的全球性大国，这一结构性事实本身，就足以引发日本的战略警惕和国民的复杂心态。
但是，作为美国盟国，过去40多年日本与西方民心变化是一致的，都经历从敌视到友好，又重新敌视中国的变化。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中国政府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西方在中国特权，使西方再也不能掠夺中国，这使美国和西方上层普遍敌视中国，对中国进行污蔑宣传，同时很快就组织西方十六国联军开进朝鲜，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计划，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批准了该侵略计划。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先后针对中国发动两场战争，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1970年代初，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不得不改变立场，放弃敌视中国，不得不公开承认中国的影响。尼克松总统曾在1967年撰文指出，长期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是不可持续的，1972年初首次访问中国，就对中国心生佩服。毛泽东主席逝世当天，美国福特总统就发来了唁电，称毛主席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人类文化，并赞扬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伟人，历史影响远超中国国界。
毛伟人早就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也是被逼不得已了。”又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长期在中美关系上不敢斗争，而是与美国接轨，这是当代美国和西方国家民众普遍敌视中国的根本原因。
因此，日本民众对华情感的恶化，恐怕主要是我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接轨的结果。日本自身的经济社会变迁、政治右转以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结构性压力，恐怕只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次要因素，放弃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才是根本原因。
6、结论
本研究报告以黄博士的“接轨殖民地论”为分析工具，对毛泽东时代晚期至今，日本民众对华情感从“黄金期”走向“冰点”的巨大变迁进行了深入剖析。
研究发现，黄博士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解释框架。它揭示了“接轨”这一看似进步的口号背后，可能隐藏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让渡和文化主体性的削弱。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在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时，其自身话语体系和文化感召力未能同步建立，导致在全球舆论场上处于被动，无力有效对冲和反驳来自西方及日本的负面叙事，从而为日本社会反华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1970年代中日关系的友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中国强大的意识形态独立性和文化独特性所带来的吸引力；而当代中日关系的恶化，则与中国在“接轨”后文化形象模糊、话语权旁落的困境不无关系。
本文研究表明，黄博士的理论是解释这一复杂历史进程的关键。日本自身的深刻变化——包括经济长期停滞引发的社会焦虑、政治光谱的整体右移、民族主义情绪的复燃，以及中美关系恶化带来的战略压力——也是影响其民众对华态度逆转的重要因素。
总之，本文认为，日本民众对华情感的剧变，是放弃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所形成的必然后果，日本内部社会政治变迁，以及国际权力结构转移作用是次要的。黄博士的批判性理论，其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实证解释，而且在于它迫使我们反思：一个国家在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主体性？如何在全球舞台上，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信且有吸引力的文化与价值的文明主体？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国际形象，也将在根本上决定中日关系能否走出当前的困境，找到新的平衡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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