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春节，有两个感受：一是年味淡了，二是春晚没人看了。
一家子亲戚坐在一起，聊不到一块去；全网刷下来，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共情的新年话题；这些年的春晚，再也出不了一首全民传唱的歌，一个万人热议的小品。
有人说，是我们长大了，阈值高了；有人说，是年俗丢了，仪式感少了。
但剥开表象看本质：年味消散的核心，是当下中国的阶层分化，让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思想裂痕。
今天我们找回味年，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的社会，到底由哪些群体构成？他们的年，在过什么？他们的心里，在盼什么？
第一类群体：9亿人家庭月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9亿人
这是我们国家最庞大的群体，其中6亿人，家庭月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
他们是县城里打零工的夫妻，是农村守着土地的老人，是城市里起早贪黑的保洁、保安、外卖员，是刚脱贫不久、还在为生计奔波的家庭。
对他们来说，过年从来不是诗和远方，不是精致的仪式感。
过年，是一年里唯一能歇口气的日子，是要算着账给孩子买一身新衣服，给老人备一点常用药，是要盘算来年的活计在哪，孩子的学费够不够，老人的病能不能扛过去。
他们盼的年，是家人平安，是来年有活干、有钱赚，是日子能一点点往上走。他们的喜怒哀乐，从来不在春晚的奢侈品广告里，不在网红的跨年旅行里，而在柴米油盐的踏实里，在对温饱安稳的期盼里。
第二类群体：4-5亿的中产阶级
和这9亿人隔着一条鸿沟的，是中国4-5亿的中间阶层，或者说是中产阶级。
他们是六七百万公务员，是5000万教师、医生等事业单位职工，是数千万小企业主、小生意人，是城市里的白领、技术骨干。
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有一定的积蓄，是中国内需的核心贡献者。
对他们来说，年是体面，是攀比，是无处不在的焦虑。
过年的同学会，要比车房、比收入、比孩子的成绩；走亲访友，要算着红包的大小、礼品的档次；坐在一起，聊的是房贷车贷，是职场晋升，是生意的盈亏，是孩子的升学。
他们有面子观念，有发财的渴望，有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也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拉扯。
他们的年，过得紧绷绷的，既想要排场，又要算计开支；既想放松，又忍不住和人比较。
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孩子的成绩单里，在来年的升职预期里，在生意的好坏里，和底层群体的期盼，早已不在一个频道上。
第三类群体：千万级的高净值家庭
再往上，是中国上千万的富豪家庭。对他们来说，年早已脱离了“过年”本身。
他们可能在国外的度假区里跨年，可能在私人会所里聚会，他们的新年盘算，是来年的资产配置，是生意的布局，是家族的传承。
普通大众眼里的“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时间节点。他们的生活、价值观、所思所想，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不在一个次元。
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年没了年味，为什么春晚再也做不到全民狂欢。
几十年前，我们的日子过得差不多，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盼的都是吃饱穿暖，盼的都是国家富强，盼的都是日子能好起来。那时候的春晚，一首歌能唱遍大街小巷，一个小品能成为全民的口头禅，因为它戳中了所有人共同的喜怒哀乐，所有人都有共鸣。
但现在呢？
我们的阶层分化了，我们的日子过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我们的所思所想，隔着一条越来越宽的裂痕。
你给月入1000的人讲出国滑雪的段子，他没有共鸣；你给小企业主讲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他觉得索然无味；你给富豪讲职场内卷的小品，他没有感觉。
春晚不好看了，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观众，已经散成了完全不同的群体，众口难调，再也没有能打动所有人的内容了。
年味淡了，是我们缺乏共同的盼头、共同的喜怒哀乐，没有“共同体感”了。
年是什么？年是一群人对好日子的共同向往，是一家人、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归属感。当我们的阶层走散了，心不齐了，年味自然就散了。
近百年过去，我们早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节点。今天我们再谈阶级，不是为了划分敌我、制造对立，而是为了看清：一个有温度的年，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从来不能让一部分人在奢华里跨年，一部分人在生计里发愁；一部分人对未来充满焦虑，一部分人对日子看不到盼头。
共同富裕要落实下去，注定不是简简单单、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它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有盼头的底气；是让底层的人有上升的通道，让中间的人不用活得紧绷，让先富的人担起该担的责任；是让我们这个社会，重新找回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向往，重新成为一个心往一处想的共同体。
年味既是又是一串鞭炮，一桌年夜饭，一台春晚。
更是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是一群人对好日子，有着共同的期盼；是无论你身在哪个阶层，都能在新年里，看见希望，感受到温暖。
当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得有盼头，当我们的社会不再有难以跨越的裂痕，那个我们心心念念的年味，一定会回来。
毕竟，最好的年，就是所有人的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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