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次年6月，主席更有精辟揭露：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在今时今日，要求那些网红法律人对如萝莉岛这样的相关议题进行表态，这并不是那帮人口中的所谓“网暴”，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在给予这帮货色最后一次机会。
理论上，这是公众对这群所谓“知识精英”的一次身份再确认——你们的阶级底色和民族身位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论是扭扭捏捏装聋作哑，还是给脸要脸回头是岸，如今那帮人都算是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了。
从而，结合他们这个群体过去约四十年来的带有“延续性”的言行，堪称构成了一个从行为表象到思维范式、再到极端化意识形态的递进光谱。
不客气的说，种种思想乱象，不仅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在全球知识权力格局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部分“专家学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更反映了历史进程中挥之不去的“弯路”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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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大人物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
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
不到两年后的1980年2月，他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话会，有同志提出请他讲讲国家形势，于是他从当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讲起。
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中的个别句子形容当时局势，但他觉得不够完整，因此即兴现场发挥，将这首词重新编排组合，以新词来道形势。
辛弃疾的名作《汉宫春·立春日》原词是：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该词以立春为题，虽是写春已归来的欢乐时节，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岁月易逝英雄无用的悲凉愁绪。
而八百年后，这位并非诗人的大人物将辛弃疾的原词改编，其意境、格调“焕然一新”：
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薰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
他所改编的新词第一句是“春已归来”，与辛词无异，但其所写的“春天”，显然是指那个阶段力推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象征。
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薰梅”，他随即解释道：
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东风从此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
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是直接引用了辛词，他说：
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
他把上面三句作为上阕，而下面两句是下阕。
第一句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他解读：
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XX帮’的余毒，也就是邓副主席讲的‘XX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
随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便引用此句大声疾呼：
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ji左思潮之类。
最后一句是“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这是化用了辛词，“解连环”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国用玉连环向齐国示威，齐王后一锤砸碎破解了玉连环，向秦国暗示齐国不会示弱。辛弃疾以玉连环比喻忧愁难解。
但是这位大人物则不同，他从君王后解连环的故事隐喻所谓“打破教条束缚，推进改革开放”，他说：
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慨：‘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他把辛词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认为这么一改就“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自那年的中央全会与三年后出台的《历史决议》之后，知识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学术重建”时期，以严重的“理论饥渴症”的面目，开始了一场文化异变。
这其中尤以法律界、哲学界、传媒界等“社会学科”最为翘楚。
为了迅速填补“理论空白”，为国家的“法律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大规模系统性地引进、翻译、学习西方人文社科理论成为当时唯一可行且看似最高效的选择。
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国门。
在当时的语境下，“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现代”、“先进”、“科学”，而学习西方就是走向现代化。
这种带有深刻逆向种族主义的认知逻辑，使得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带有一种天然的价值正当性，而对本土学术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则逐步滞后。
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律学等社科学科在高呼“重建”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参照欧美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进行的。
这奠定了一个以西方知识体系为蓝本的学科基础，形成了深远的路径依赖。
明白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2022年我们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概念，本质上就是在对历史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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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到2009年这三十年间，美国NGO对华“捐赠”累计高达约两百亿美元，其中超过八成流入高等教育、科研及政府部门。
尤其，大量资金体现在通过长期定向的资助项目深度介入中国关键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议程、人才培养乃至学术评价标准之上。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内部刊物（2013年第4期），该组织背后由美国孔思德家族基金会注资支持
自80年代末始，尽管有诸如庞朴、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余敦康等一批学者的也在各种学术争鸣和文化思潮中坚持本土化的学术立场取向，但是在全社会所谓“反思文革”的思潮背景下，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再次被提出，并群体性的被奉为圭臬。
某名噪一时的电视纪录片便是这一时期社会集体情绪的缩影。
它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黄土文明的封闭与保守，而将希望寄托于蓝色的海洋文明（即西方文明），这种政治上的直白落位到文化界其产生的巨大动能，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直到2026年的今天，国内许多顶尖大学的人文社科专业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核心课程教材仍然以翻译的西方经典和前沿著作为主。
这导致学生从入门开始，接触到的就是一套以西方社会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而对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则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工具进行解读和提炼。
而在选题上，国内学术界更是长期存在追随西方热点议题乃至政论观的倾向。
无论是福柯的权力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还是后来的后殖民主义、新文化史……西方学术界的议题转换往往能迅速在国内引发模仿性研究热潮。
这种“追随”模式，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常常处于一种“应答”而非“提问”的地位，难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重大理论议题与国际学术姿态——不论你是主动的殖民化臣服，还是被动的客观性无奈。
军工科技不见清华北大
9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引入了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KPI）。
在自然科学领域SCI（科学引文索引）成为金标准，这或许尚有合理性，毕竟自然科学通常在实践落地层面存在硬性标准；但这一模式很快被移植到人文社科领域，催生了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以及本土化的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崇拜，这就属实难崩……
尽管CSSCI在国内评价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顶尖高校和冲击“双一流”的竞争中，发表SSCI/A&HCI索引的期刊论文、尤其是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还是被视为学者学术水平和机构国际影响力的最高体现。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学者为了能在SSCI/A&HCI期刊上发表文章，必须使用这些期刊所接受的理论框架（绝大多数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偏好量化和实证）和学术语言（英语），并探讨符合其审稿人口味（通常是具有国际普遍性或符合西方对中国想象）的议题。
进而，使得大量研究实质上脱离了中国复杂的现实问题和深厚的文化语境。
甚至，为了在英文期刊上发表，中国学者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更要学习一套特定的“学术八股”——他们需要用英语世界的读者和编辑能够理解的理论和逻辑来讲述中国故事。
久而久之，一些学者甚至会直接用英语进行思考和构思，其中文写作反而会带有明显的“翻译腔”，形成“土不土、洋不洋”的香蕉人作态。
学术界的事实是，拥有在顶级SSCI/A&HCI期刊发表记录的学者，在人才引进、职称晋升、项目申请、经费获取等方面往往拥有巨大的优势。
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诱惑与激励双重机制：一方面引导着最优秀的学者将精力投入到迎合西方标准的“国际发表”中，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太多“骗子教授”以虚假的国外期刊论文发表数骗得高校职位、侵占国家公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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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长期存在于社科界的评价体系是一种十足的“学术殖民化”，它意味着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西方学术体系的“数据提供者”和“理论验证场”，而失去了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主动权和自信心。
如此“土殖混杂”的学术场域培养的“高级社科人才”，研究的议题往往与所谓“国际学术前沿”、实则是西方关注的政治议题紧密接轨，如市民社会、NGO发展、选举政治、人权保护、性别平权、族群认同等。
在探讨这些议题时，西方的价值预设和评判标准被潜移默化地引入，引导中国学术讨论的方向。
那么作为导师、专家、知名学者、明星大咖，他们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自然承接其学术脉络和思想倾向，形成学术上的“师门”和“派系”，使得西方影响得以在中国学术界代际传承和扩散。
更可怖的是，其中部分顶尖学者通过担任政府智囊、参与政策研讨会、撰写内部报告等方式，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当其政策建议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上时，就可能对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产生潜在干扰。
就历史而论，欧美的文化与资本影响力渗透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福特基金会于1988年在北京正式设立办事处。
此前，该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7年7月25日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标志着西方大型基金会与中国最高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建立了官方合作渠道。
福特基金会选定社科院作为主要合作对象正是看中了其“高水平的社科人文知识分子集中”，以及对国际学术交流和取得国际资助的积极态度。
在中国，福特基金会精准地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这类顶尖机构作为合作伙伴，资助了大量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性别研究项目，如“中国城市/农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研究”、“当代中国边缘群体研究”、“教育公平监测”、“刑事简易程序实证研究”、“法律与性别研究”等 。
其资助不仅产出研究报告，更直接用于课程开发（比如其与武汉大学联合开发的“性别与法律”课程）和教材编写，直接影响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
除了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亦曾被曝长期接受某日本基金会资助，其关于“731部队侵华实验”的研究观点（被指相对淡化历史罪责）曾引发强烈质疑。
当然，拿日本钱的多了去了，远不止曹树基一人。
这种模式下生产出的研究结果，是毫无疑义的“金主定制观点”，更是“学术国际化”异化的典型案例。
再如，某些西方顶尖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和顶级高校（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等）同样通过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提供访问学者职位、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合作研究课题等方式，深度介入中国问题研究。
一来，它们吸收中国顶尖学者参与其项目，按照西方设定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进行研究；二来，它们培养了大批理解西方话语、熟悉西方学术规则的中国“知华派”或“亲西派”学者。
这些学者回国后，往往在各自领域占据要津，成为西方思想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关键节点。
哈佛燕京学社便是历史上执行此类功能的典型。
包括大名鼎鼎的富布赖特项目，美国政府最具标志性的全球性教育交流计划，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管理，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仅2001年一年的对华经费就高达千万美元之巨，是影响我国人文社科学者的重要平台。
仿效福特基金会的模式，首都北京逐渐形成了与外国机构进行项目合作的做法。
根据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的估计，在中国的国际NGO（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大概在1000~2000个。
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亿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亿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亿万美元。
而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则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
1955年，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了对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资助，后来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另外十二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中国学研究。
其目的就是吸纳中国社会中遍布在媒体（舆论系统）、高校（教育系统）的反共精英、自由派知识分子，策动颜色革命和政治颠覆。
2002年，福特基金会正式将触手伸进中国教育体制内部：PHE（Pathways to Higher Education）项目启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三十九所高校参与其中。
近十年后，2011年，来自六个国家的教育界代表在中国的西部重镇——成都，召开“探讨提高贫困生发展能力”的会议，会议由福特基金会直接策划和组织。
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我科普过很多次了。
2003年，福特基金会又宣布设立一项面向非洲、中东、亚洲、拉美和俄罗斯籍研究生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十年出资三亿美元，执行该基金会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全球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其中两亿八千万美元用于资助3500名学生完成三年的硕士或博士阶段学习。
这3500名资助对象不论在哪国留学，都必须是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被认为在美国高校学生中人数比率偏低。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在中国工作九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曾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
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
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二十年花费了大概 四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四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
也是在200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参与下，美国组织了一起动静磅礴的反华反共活动，此处不多赘述。
十年后的2018年，还是在福特基金会的策划下，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樊姓人、贺姓人、张姓人、萧姓人等齐聚一堂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
同年，或者说，“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与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在京联合召开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的教育部才对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审批机制，并与全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第一次针对性的座谈，此后我们才陆续出台了《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规定》。
当然，之所以能在彼时终由公安部牵头，也是因为那年4月潜伏公安部多年的“涉外虎”（姓孟）宣告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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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福特基金会，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冷战时期壮大、担负起白宫和中情局对外作战任务的NGO组织，不处不在中国的领土兴风作浪。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创立的国际事务学院，专门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政府策反活动。
1947年，卡内基资助了美国的六所大学发展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
到1952年，这两个基金会已经为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
1953年，福特基金会向一百零四名年轻的美国人提供奖学金，资助这些人在国内或者国外从事有关亚洲和近东研究。其中，二十五人从事近东研究，五十一人从事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二十八人从事近东和中东问题研究。
此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一系列海外培训和研究，目的是要强化美国对外国地区高等院校的控制、深度渗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策动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塑成“美式思维”。
不要忘了，不仅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NGO，还有一大帮与美国财阀深度勾连的NGO，如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等等……
在许多反华事件中，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尤其是某些医药财阀控制的NGO，过去几年的抗疫岁月中我们已格外熟悉。
当然，我国法律界的某些人士倒是很乐于为他们进行舆论辩护：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鼓吹“给中国学生减负”（实质是吃肉又砸锅、转移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矛盾）的教务系统大官吧，就是福特基金会的马前卒。
所以，回头望去，诸位还会为今天充斥在娱乐圈、演艺界、文化口、教育部、舆论场、新闻业的那些殖壬现象感到惊奇吗？
一切乱象的背后，都是历史深处意识形态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灭。
浩浩汤汤几多春秋，局面虽然在近年来得到一定程度扭转、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之后针对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病教育部等部门大力推行“破五唯”改革（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以及201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了境外NGO在华活动的登记、备案、资金账户管理、财务报告等要求，并明确其不得在中国境内募捐）——但是，这些强力改革在实践中仍然面临巨大阻力。
长达三四十年形成的量化评价体系与“殖民崇拜”文化氛围，依旧在社科领域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
此外，国际排名、学科评估等外部压力，也使得高校不敢轻易放弃以国际期刊发文量为核心的评价指标。
因此，尽管政策导向已经发生转变，但在人才晋升和资源分配的实际操作层面，“西化”的评价标准依然在深层次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这也是社科界顶层的“殖民化”倾向人物依然掌握着其所在领域的广泛资源的历史遗留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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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曾说：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就像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
我国的人文社科艺术教育领域，真的该吹吹风了。
一方面要吹熄殖性不改的既得利益学阀集团，一方面要吹旺更多敢于上台砸教授场子、敢于将“中外反动势力”这样的词汇概念用于学术研究的年轻学生的心火！
1957年3月，面对全国教育与宣传工作的新形势，毛主席曾对许多从旧社会走来的“教师爷”发出了苦口婆心的阶级动员：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八年后那个火红的盛夏，《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中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的目标。
就在那半年前，毛主席曾感慨：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平均每十二天接见一次，毛主席就像初升的太阳一般，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着保卫新中国政权、保卫亿万工农阶级利益的红卫兵。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次接见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千余万人有幸与毛主席一同捍卫着共和国的青春。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
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
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这段回荡在历史中的重音，仿佛辉映着今天太多青年求学人“如果有人胆敢搞修正主义，孩子们‘造反有理’！”
这里摘取一段列宁1919年的演讲吧：
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
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
作为社科乱象的重点策源地，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更是一个学习“知识应当如何使用、为谁使用、为谁掌握”的政治大讲堂。
正像《人民日报》1966年8月2日著名社论《全面贯彻毛主席伟大教育思想的典范》中的教导号召：
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从2022年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毒教材”揭发清算大潮，到2023年破天荒的中学生大砸教授场子，再到今年引得天怒人怨的法律界群魔乱舞……人文社科教育领域过去二三十年在“去革命化”、“与国际接鬼”的历史巨浪裹挟下所沉积的种种时代弊病，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
教育系统的深府高台、讲坛之上的滔滔师者、教材教具的政治方向，这三个核心要素内藏的一众污秽沉垢，多年来已孵化培育了两代不止的数量庞大的逆向民族主义精英。
经年累月以来，他们深入、把控、拥持着国家各行业部门的权重宦位，其根子都是在于教育紊乱。
早在1955年5月，毛主席就曾觉察到：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两年后情况愈发复杂，毛主席再发警告：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就在那两个月前，毛主席还郑重致信过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主张在对华关系上要有“新的手段”，要以柔克刚，有长远打算。
跋
四体不勤、不学无术、抱团取暖、吃着皇粮反体制、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濒冢鼠辈们，啃尽时代红利，剐透民脂民膏，享受着共和国在特殊历史阶段给予他们的高企阶位，却永远以崇洋媚外“与国际接鬼”为荣、以鄙斥共和国红色革命历史和爱国群众为业，直到今天仍旧以极不匹配地位与待遇的匮陋学识，坐拥着普通群众与真正专家人才难以企及的高校、协会、机构等体制内组织高位……飞扬跋扈，恃权放狂，荒淫无度，封官捧爵……
如果中国法律、人文、哲学、教育、历史、艺术、传媒等等社科领域继续为这些「旧知识权贵」所控，动摇的必然将是国族的底色。
历史的惯性，是那帮「殖性不改」的人文社科艺术领域利益集团用以自我遮蔽、负隅顽抗、拒绝改革、死守权势的反动护身符。
既然这般，那就更应该越表切里，对历史进行清算。
2021年出台的第三份党的历史决议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欧洲炮打鼕宮”，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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