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说一切经济问题都都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公。这种观点应该说并没错，但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财富分配不公只是许多经济问题的直接原因，而并非问题的根源，在当下，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劳动财富的分配制度。在这三个方面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居于支配性的地位，决定着其它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财富分配的不公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决定的。这其实很好理解，在私有制度下，工厂的所有权是人家资本家的，人家当然能够决定管理层任用哪些人，一线员工招聘哪些人，即使他“任人唯亲”、“任人唯近”，这也是人家合法的权利，别人无权过问；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也拥有决定开给员工多少薪酬的权力，虽然如果他开的工资过低，员工可以辞职，但员工绝没有权力命令资本家开出高工资。当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财富分配所起的作用并非完全绝对的，员工也可以通过一些有限的斗争手段，利用各种条件，如自身的团结，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等，为自己争取一些有限的权益，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框架内，资本家对于工人，尤其是散沙般的工人，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的。工人总是“玩不过”资本家，并非因为工人的智商比资本家低，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制度就是维护资本家根本利益的。
有些人幻想通过国家的力量来调节财富的分配，实现收入的公平，这实在是一种“幼稚病”。国家是什么？国家并非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独立存在，它只是一种暴力工具，是一个阶级用以维护自身利益，镇压另一个阶级反抗的工具。在国家中，什么阶级“当家作主”，什么阶级被镇压，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性质。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制度是千万烈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果实。可是，人类历史的前进总是伴随着光明与黑暗，交织着胜利与挫折的过程，它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巨大，但它的建立并非一劳永逸，它还只是个开端，真的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斗争还远未结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判定一个国家的性质，不能听它所宣称的，不能听那些台面上的话，这些只是表象；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它究竟在维护哪些人，哪些群体，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他所推行的政策于哪个阶级有利；哪些群体以前没有，现在出现了，它们靠什么生存，哪些群体状况发生了改变，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何处；国家的宣传机器都在宣传些什么人的事迹，文艺的主角是些什么人……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这些情况，你就不难判断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目前它的阶级性质究竟如何！如果它所维护的阶级利益是与我们根本对立的，又怎么能指望它为了我们的利益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呢？又怎么能指望它来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呢？退一步讲，即使某些当权者真的有调节收入的愿望，在资本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当下，它又能够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呢？当然，它也许能够施与些小恩小惠，但这只是在麻痹我们的神经，腐蚀我们的意志，动摇我们的斗志，让我们安于现状，不做反抗，以维护他们的统治而已。因此，把获取公平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变了质的政权身上，这不是幼稚，又是什么呢？
要解决经济问题，要实现收入公平，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否则，就只能是痴心妄想！
【文/雨凡，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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