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圩历史悠久，据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具表明，远古榜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榜圩自唐朝开元元年（733年）设置恩城州，治地为现榜圩村竹林屯西南面钟岩山北鹿，属邕州都督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恩城州沿袭至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后归属思恩府（府治为现旧城镇兴宁村），设土司分管。民国23年(1934年)，撤思林县（今田东县思林镇）成立平治县，县治移至今榜圩街。1949年10月23日，黄显金（榜圩福吉人）率平治县独立团配合桂西人民解放军85团攻下平治县城，伪县长苏伯强外逃到香港，是广西第一个解放的县城，即榜圩街。1949年10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委在平治县城成立武鸣人民行政专员公署。1951年5月，平治县与果德县合并，成立“平果县”。1952年至1957年，设置为平果县第七区公所、管委会。1958年至1984年建制为“榜圩人民公社”。1985年撤消社队建制，建立乡镇体制，改称为榜圩镇，也是平果县唯一一个从公社直接改为镇政府的乡镇（而马头镇是从城关乡转制过来）。
榜圩街地处巴马、大化、马山县等交界处，自古成为周围五六十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商贸集散中心，也是该地区人文交流活动最活跃地。在当地一提起榜圩这个名，人们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榜圩原是思城州（榜圩前称）治地旁边的坡敦屯的一个小坡地，得名源于明朝以来，周边几个县的官府发布条文和科举考试中榜者等都拿到这临街的小坡地上张榜公告，故名“榜圩”，明末清初启用至今。
藏在旧时光里的繁荣。榜圩街最繁荣的时期算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的近30年时间。那时是实行集体经济生产，全社会分工明确，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学生上学、解放军保卫祖国安全，各行各业，各就各位，各负其责，没有打工，没有商贩，执有大队证明才能外出，社会上井然有序，人员流动少，只有乡村的集市日大家才能上街齐聚做买卖交流，每逢圩日榜圩街人潮涌动，买卖活跃，繁闹盛况空前绝后，曾被称为“小香港”。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广东等地的商人捷足先登到榜圩街做买卖，发现榜圩独特的浓厚人情风物和经商环境的优势，不少人一来便在当地生根开花了。
最值得称道的是，那个年代集市上做买卖从不用担忧有假冒伪劣产品或坑蒙拐骗的事，更没有欺行霸市行为，集市上自由公平买卖，童叟无欺，只要谈好价成交，卖的每一件物品质量都是实打实的，少有瑕疵，买的每件东西都让人放心，那真的叫物美价廉，这一良好的社会商业行为一直贯穿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比如，担水用的木桶，只要不是物理碰撞摔坏，可连用二三十年以上；竹篮用到提手柄呈亮发光仍在用。特别是物价长期保持稳定。比如，粮食是那个年代的紧缺物资，不论丰歉年份，大米的市场价始终保持在每斤0.25元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一二分。工业用品更是了得，如农村买的二十八杆单车，都是载重开在泥巴石头山路上，使用十年二十年都不散架，也很少生锈。
那是大干快上的火红年代，为了不耽误集体生产劳动，各地的圩集日都统一定为逢五逢十日，不像现在三天为圩集日，且周边圩集日轮流转，变成了天天都是圩集日。一到圩日各生产队都停工让社员上街做买卖，换钱购买生活日用品。由于周边公社的集市规模小，商品不齐全，人流少，所以本县周边的凤梧、黎明、同老、海城、旧城，以及巴马、马山、大化县（那时属都安县）等部分公社的群众都以赶榜圩街集市为主。那时交通工具缺乏，不论远近，公路上人们大多数都是徒步行走，且还挑着担子，有极少数人骑自行车，久不久见一辆木轮马车通过，汽车更稀少。周边的巴马、马山、大化县等公社的社员要出街，一般是从凌晨起床煮吃，然后再用芭蕉叶包一份做午饭就出发，走五六个小时的泥巴或山路，赶在八九点前到达目的地。
我家有远房亲戚在巴马县那桃、马山县周鹿等，他们经常赶榜圩街，如若一二个人时，他们有时就提前一天到我家住一晚，第二天赶完街后下午四五才赶回，到半夜三更才赶到家。如若超过二个人以上他们只好两头都赶夜路，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家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和能力提供食宿。
一提起榜圩街昔日繁荣的景象，谁不赞不绝口？平常人们都用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来形容人流拥挤的状况，但这些形容词都还不能反映出那个年代榜圩街人流涌动的真实情况。每逢圩日一大早，赶集人群像潮水般涌向榜圩街道，颇有万马奔腾的气势。圩集日上午八九点钟，从车站到一小这段几百米的街头就形成了人山人海；街尾的也是从榜中开始汇集成群，到二小就形成滚动的人流；还有从南北方向的山路口陆续不断走来的人群，用一句话表述：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一同涌进榜圩街，使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街道上人前人后、几乎是贴胸触背挪动，如果小孩走在其间几乎被架着走，大人不注意的鞋子常常被后面的人踩掉，要捡拾都难以弯腰。曾有人散街后捡拾到一大箩筐长短不一、左右不对号的鞋子摆放在街头，让那些掉了鞋子的人回头翻找自己的那一只。不论是从前后还是左右进入街道的人群，几乎都向百货大楼门前的十字路口聚集，然后才分散进入小巷、商店、摆摊，各办各的事去。或是找熟人捎话报信（当时没有电话，都是捎话写信联系），或与朋友会面、相亲相识、互通信息等。
有的青少年纯属逛街凑热闹，无目地走动看人，或是装作想买东西的样子到水果摊、或是卖熟芋头、熟红薯的摊点问问价。摊主便顺势推销说：我这个很好吃，不信可吃一颗试试看，不好不要钱。这正中了下怀，便心安理得拿起一小颗尝试。尝完就摇摇头说，味道还不算怎么的，说着又往下一摊看了。
榜圩街原是平治县县治所在地，但也只有一纵一横两条狭小的街道形成的“十字”街，纵的东西走向，宽约五米、长二三里，三合混凝土铺面，通向巴马县的S215省道贯穿其中，便成为街道和公路两用了。由于人流大，加上常受雨水冲刷，路面坑洼不平，晴天一身灰，雨天半身泥。横的南北走向，南边是新华书店，北边是通向供销社门市部，接着是政府、粮所、医院、权中英街道，宽也是五米左右，长近二里。那时全街道两边都是清一色的人字形瓦房，全镇第一座两层高楼的百货大楼正坐落在十字街的西北方坐标直角点上，是街道的中心点，也是人流最密集的地方。榜圩街圩日一般是从上午9点成街，到下午四点多散街。街道人满为患，地摊遍布，幸好当时路上车辆少，没有造成多少次的人车堵塞现象，成全了榜圩街往日繁盛热闹的场景。
榜圩地处首府南宁和百色的中点，这样说好像也不对。准确的说法是：榜圩与南宁和百色的距离像“丫”字形，榜圩处丫字底端，到都阳分叉往左是南宁，往右是百色方向，相距都是一百五六十公里左右。过去都没有直达客车，去南宁时是等待巴马到南宁每天往返一班的客车，早晚通过榜圩街，不存在堵路现象。如果从巴马发车时已满坐了，那只能等第二天了，或是先上平果县城再转车去南宁。去百色也是一样，先到县城再转车去百色。因那时的道路弯多狭小，车程要去南宁百色要三四个小时。车站在东边街头，也不存在堵车的问题。货车也很少，且都是县内运输的多，一天有一两趟就算多，且司机都避开圩日或是提前或是往后通过街道的多，很少堵车。
那时是搞集体经济年代不准许搞私营经济和个体商业，所有工业制造加工的产品全由供销社和百货统一经营销售，农产品则全由农户自产自销，禁止贩卖。榜圩街从百货大楼到政府的几百米街道两边全是供销社的门市部，门市部背后的仓库门前设有农业生产资料店，专卖化肥农药、铁铲锄头、镰刀铁锹、大型农具等产品。油盐浆醋、锅碗瓢盆、糖烟酒茶、火柴针线、机制鞋帽等生活日杂用品都能在门店里买到。但大宗产品如布匹、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产品还是凭票供应，尤以上海产的单车和衣车最为稀缺，普通老百姓有钱也难买到。供销社门市部一开门营业，人们像潮水般涌进去，挤满人头，想挪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时售货员都是站柜台销售物品，这里叫买这个，那里又喊买那个，手脚不曾停留过，像盐巴、煤油等这类常用物品，都还得排队购买。每样物品前排两列，有时队列排到门外的街道上，队列互相监督不准插队，当时人的思想比较单纯，没有人也不敢插队，队列始终保持整齐有序。更为烦琐的是，当时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定价到小数点两位，四舍五入，因手中的钱不多，不少的人不能整斤整数购买，大多数都是诸如七两八两、一斤二一斤三地报数购买，而销售员一般只记得整数的价位收钱数，零数的只能靠算盘了。上班时销售员真的开出十八般武艺，左手秤量右手打算盘计数收钱。前个还算不清楚，后一个就说：快一点，我们排队已有半个多小时了。
最热闹的场所算是收购站了，用门庭若市来比喻最恰当不过。当时国家还没有颁布动植物保护条例，收购站敞开收购野生毒蛇、蛤蚧、穿山甲、鹧鸪、中草药、黄麻、龙须草、笆茅杆等动植物品。收购站设在饭店北面、旧政府大门前的广场（今榜圩贸易市场）右侧，因为那里场地宽，便于停摆收购物品。广场划设两个篮球架，接第二个篮球场还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小广场，前面接着是一个大舞台，以往召开群众大会、大型文化活动，以及一年一度的春节杯篮球比赛等都在此举行，也是榜圩群众的文化政治活动中心。当时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少，只能靠山吃山，农闲时节就上山挖中草药，晚上抓蛤蚧，胆大就拔草挖洞捕蛇。特别是山弄里的人几乎就靠这些当家庭副业收入，有的冒险攀爬山崖挖取岩黄莲等名贵中草药，才换购一些油盐。每逢圩日，收购站门前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摆满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品等待收购员的验货收货付款。收购站只收毒蛇，不收无毒的如三线蛇、火蛇等。一般捕蛇者捕到毒蛇后大多都是用针线缝其嘴巴，防止其张嘴咬人，保证安全，而有些胆大的就不缝了，直接放在布袋里绑扎袋口起来就直接拿去交售。更为奇怪的是，收购员不论是缝蛇嘴巴或不缝，他都可以徒手任意从口袋里把毒蛇抓出来放进蛇笼里过秤，从没听说被蛇咬过。听人说那是他有一种秘方抹到手臂后毒蛇就不敢咬了。
在野外不讲捕蛇了，连见到蛇我都受惊吓不已，这个行当只有个别人敢为之，多数人还是避之不及。但每逢中草药成熟季节，我就上山去捡金银花、桐果、蓖麻、割龙须草、笆茅杆等，晒干积到一定的数量后就拿到收购站换钱，基本上能解决上学所需的笔墨纸张费用，从而也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
那时根据实际实行朝九晚五连班制开门营业制，供销社关门后，赶街的人也逐渐散去，一到天黑居民也纷纷关门休息，进入夜晚街道静悄悄的，难见到行人，更没有什么夜宵摊点，与农村景象没有两样，只是街道比较平整宽敞而已。后来为适应晚间居民急用一些物品，供销社加开一间早晚门市部来对接，每天早上六点开门到9点关门；下午5点开门到9点关门，但供应的物品极为有限。
那时市场上少有成衣出售，多是买布匹到裁缝社给师傅量体裁衣制成，所以布匹是最大的商品了，且只有家庭殷实的人家才能这样做，像我家人口多劳动少只有大哥大姐成年后一年才能买一次布匹裁新衣，而我们小时候都是母亲种棉花织土布裁成。其次是煤油照明用的，有一段时间还凭票购买，票据按人口分配到生产队后分发个人。
门市部公路对面是供销社开的“榜圩国营饭店”，一般只供大米饭菜和米粉两种菜谱。那时国家统一实行粮食定量供应，进饭店吃饭或吃粉的都要用等量的米票换购，且只有国家干部职工和街道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才有米票，农村人外出需要用粮票时，由大队开证明，挑粮到粮所换取粮票，因而农村人上街即使有钱也很少能进饭店吃的，而街道居民也不能开粉店，所以农村人上街要吃饭的只能三五个人合伙在街上买米和酒肉到开有锅灶的居民家自行现煮现吃了。在肉行边的几户居民早就发现这个商机，便在自家里外搭建十几个小锅灶，提供餐具、柴火和长条凳，供客人自煮自吃，按人头收费，每人二毛钱。当作餐具出租和柴火费。离榜圩街五六公里范围内的周边民众，很少有人到街上花钱搭伙煮吃，意思是饿了忍耐一下，回到家再舀碗粥填肚子解决。而那些距离较远的村屯，有的人就为了这么一餐饭，专门到街上搭伙弄吃。缺少油料的年代人的饭量大，劳动力每餐都要吃一斤米的饭量，少的也有七八两才能吃饱。
记得最深刻的是榜圩街上产有几种土特产美吃，分别叫“腾达”“平兰”和“瑞即”（这些都土话叫法），翻译为汉语为“粘糖颗”“糠饼”和“油炸脆饼”。特别是前两种对小孩的吸引力很大，出街几乎是为了冲着那几颗“腾达”而去。“腾达”是用土糖片炼制而成，形状大小极像一个桃果核，与水果糖大小差不多，价钱一样，一颗一分钱，但它的味道比水颗糖好吃得多。当时我有个亲戚在部队服役，有一次回来探亲，给我们小孩每人发一颗上海熊猫奶糖，听说这是当时最高级的糖果，论斤卖，价格比水果糖高一倍多，为过二三分钱一颗。但吃了经过比对，奶糖除了有一股奶味之外，甜味腻感蛮重的，而“腾达”既粘糯又清甜，放到嘴里滋味绵长，回味无穷，相比宁愿吃“腾达”不吃那奶糖。“腾达”摊铺前人们争先购买，相邻十多步的供销社销售的水果糖柜台人员稀少，销量不多。据传“腾达”制作是一种传统秘方、不外露，不掌握配方难以炼制出来。
每次上街我都要到制糖店旁观看师傅的操作，只见师傅把糖水熬成浓浆，里面加什么配料就不得而知了，用炒熟了的糯米粉垫底隔层，倒到制作台面上，旁边放一碗凉开水和炒熟了的糯米粉，等糖浆冷却后凝结成糖泥，两手先点凉水再蘸些糯粉防热防粘，趁热像擀面一样，反复揉搓，手感过热又复点凉水，使之捏成一条若拇指粗的糖绳，再拿起两端在面前不停地旋转，转五六圈后又放回台面滚些糯米粉做隔离，不让其粘手，然后用利刀从头约一寸长斜切成两端尖的一颗颗糖果，这样一颗色泽金黄、圆润饱满的“腾达”就出炉了。“腾达”好吃，但囊中羞涩，观看后能买一两颗解解馋就很满足了。现在已不见有人生产这种糖果了，据说是其工艺技术传承人突然晕倒去世，秘方失传。
街上加工生产“糠饼”的就有一两家，是用糯米粉、土红糖片和芝麻等原料配伍加工生产，通过压模制成直径约5厘米、厚度1厘米多的圆形饼干，吃起来满口酥香绵甜，耐人寻味，比吃面粉饼干有独特的体验。那时零售价一个两分，用红纸包装，五个一筒，成为人们走亲访友送礼的佳品，非常畅销。目前街上还能见到一两个摊点有零售，但要十几几十筒的需要预定。
街道两边摆满地摊，全是农家种植生产的产品和手工制作的物品，且都是那些农家生活和农业生产必备的器具。食的饱满新鲜原生态，用的既便宜实用又大方。诸如，稻谷、玉米、黄豆、花生、红薯、瓜果、鸡蛋、肥鸭、鱼干、青菜等。还有手工制作的土布匹、木耙犁架、马鞍牛轭、箩筐泥箕、木桶木箱、竹席凉床、斗笠蓑衣、扁担麻绳、桌椅台凳，等等，目不暇接，应有尽有。当时榜圩街道虽狭小，但分有肉行、米行、猪行、鸡行、牛马行、农具行、铁铺行、杂货行等。摆卖什么货物或买什么东西，就到什么行去，行段分明，方便客商买卖。交易最活跃的算是头三行的肉行、米行、活猪行。猪行里人声鼎沸，讨价还价此起彼伏，合着猪被困在笼里的嚎叫声，还有散发着猪粪便刺鼻难闻的味道，形成了嘈杂刺耳的独特氛围。但为了发展家庭副业，客户都在聚精会神地挑选着中意的猪种猪苗。
那时农户缺少资金来源，一切都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忙碌着，能拿得出上街摆卖的物品实在不多，数量有限，甚至是紧缺的。可以说，吃的物品都是从牙缝里抠下来，用的物品则是点煤油灯熬夜加班制作出来，换的钱虽然不多，但每分都是急需的。特别是粮食普遍紧缺，能拿大米上街摆卖的多是逼不得已的行为，本来都是吃不饱，连毛主席教导的“闲时吃稀，忙时吃干”许多家庭都做不到，不论忙时闲时，总是吃稀的多，吃干的少，只有到了节日或遇上喜事才能吃上一顿干饭，大多数人家常年都是吃稀过日子。但家里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为了换购一些生活日杂用品，只能勒紧腰带掏十把斤大米上街卖，解决燃眉之急。当时还给它定个通俗的名词，叫条条道路通米缸。
生产队集体经济年代，养猪是家庭副业的一条有效途径。农村家家户户都养有二三头猪，猪种、猪苗、肉猪交易量大，带动了家庭养猪业的发展，用农民的话说养猪是把刷锅碗的潲水积存为现金。因为那时根本就不存在剩饭剩菜之说，只是不能把洗碗的潲水倒掉，用来喂猪，做到物尽其用。那时粮食紧缺，很少有粮食饲料喂养，都是喂青饲料拌米糠，饲养一年以上才能出栏，经济效益不算好，但家家都养猪，而多数养猪只为了过年。那时虽然贫穷，但逢节假日、圩集日农户还是能买斤把两斤猪肉加菜的。猪肉也是农户自养自宰自销，一般只有圩集日、节假日农户才杀猪拿肉上街出售，平时日子极少有猪肉摆卖。
那时农村圩集上的摊点大多仍保留古时以物换物的讲价方式，即以钱数来定量讲价。比如，鸡蛋一毛三个，大米一元四斤、牛角蕉一毛四个、黄豆一元三筒（一斤装）、土布一元二尺五、青菜一毛一把，卖甘蔗也不论斤，而是按粗茎细茎切成四五拃一段，长的五分，短的两分，等等。这种交易标的明确、以整出售、价钱清楚、容易计数，这是我们的祖先为顺应时势环境而创造发明的“适者生存”的简易交换规则，非常适合那些不太熟练算数的农村老人做买卖。
在我们那里赶圩集叫上街。因为家里穷没有钱，小时候我们很少上街，上街也是漫无目的东溜西逛一下凑热闹而已。但父亲深信读一年书不如出一天街的教条，若遇上星期天或节假日，父亲上街都叫我跟随后面。我家常年有烟叶（晒烟）出售，基本能解决日常生活所需的油盐费用，但急需花大钱的情况下，还得拿些大米上街出售，以缓燃眉之急。
当时国家还没有出台种植经营烟草管理条例，农户可以自由种植自由买卖。那时冬种作物少，秋收后大多农田都闲置了。家里一亩多的自留田地和开荒地全部犁翻进行冬植烟苗，一个冬季全家人围着烟苗转，追施农家肥、早晚挑水淋苗、定时培土、人工杀虫，年年烟苗长势旺盛，每年收获一百多斤的干烟叶，这也是我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晒烟烟味浓郁、芳香，很受山区老烟民的青睐。当时一斤晒烟叶八毛钱左右（机制经济牌香烟一包8分钱），有的年份很好卖，甚至供不应求，但好卖也不能一两次卖完，怕钱到手了留不住，所以年初父亲就做好规划，每个月定量卖它十把斤，每个圩日卖三四斤，这叫细水长流。每逢圩日不用出集体工，父亲早早就挑担出门提前到街上抢摊位，早出发目的是抢占以往常摆的位置，就怕老客户找不到。如若遇到红白喜事急用钱，还得从米缸里掬些大米出售，还有养得的鸡鸭一大半以上都得拿去街上出售，留作自家吃用的只占少数。跟父亲出街，占地摆好摊后就让我守摊，并交待如何喊价和过秤方法，如若不清楚的就叫邻坐的阿叔帮忙。之后父亲就从头到尾去巡查当日市场行情，主要是看整条街有多少个摊点摆卖与自己相同的物品，数量是多少，了解清楚后回到摊点就正式确定开价销售，我就可以自由逛街了。
集体经济年代把个体私营经济当作死对头看待，处处设防禁止私自倒卖物品。至今都还不能忘怀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这个时代特定名词。那时街上摆摊都是农户自产自销的产品，严禁倒卖贩卖行为。而市场上同一个产品在同一个圩集上有时好卖有时却滞销，我父亲除了拿自家的产品摆卖外，还留心观察市场行情，当出现滞销时有些农户急用钱愿意降低价格出售，父亲看准时机就购买存货起来，等待些时日畅销后就混到自家产品一起再销售，就图它每斤几分钱的差价，而这样的买卖还是要私下隐蔽交易，不敢公开泄露消息。且在交易前双方均承诺做好保密，因为这种买卖在当时被视为倒卖行为。都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有人检举我父亲搞贩卖农业土特产品，事实也是那样，有口难辩，最后父亲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我们也成为投机倒把分子的子女了。这在大讲政治的年代备受人歧视，并在我们几兄弟姐妹心目中投下不小的阴影，政治前途大受影响，我大哥初中毕业时不予评选上高中，连报名参军政审第一关都通不过。
家里穷，平时父亲很少给零钱，即使给也是五六分七八分的，最多不超过一毛。那天父亲拿五斤多烟叶去出售，不到两个小时全部售馨，且比往时得价高五六分，收摊时父亲破例给我两毛的零用钱。拿到钱我第一个想吃的就是“腾达”了，便小跑似地走到摊前买三颗，当场急不可耐地放一颗进嘴里，一股绵甜糯香涌进心田，喜不自胜。糖好吃又香甜，但看连环画的念头也强烈，便横心拿出二三分去地摊翻看一二本的连环画（一个小时两分租金）。那是缺乏课外读物的年代，上小学除了语文、算术、常识三本薄薄的课本外，再没有多一本课外书，甚至连印字的纸张都难见到，连环画是我们小时候最喜爱的读本了，不仅我家没钱买，屯里的大多数人家也是一样很少有。每次出街，只要手中有钱，心里便在买零食或看连环画两种选择上作“艰难”决定。遇到选择时，任谁都是想鱼和熊掌都可兼得是最完美的，但若手中只有几分钱时，当然是先考虑满足饥饿强烈的食欲，有多余的再去考虑精神层面的东西了。因而，当父亲给的零钱达到角（毛）数级以上时，我都留存一部分到下一次出街了再花不迟，这样多次积蓄半年至少就有一元以上的私房钱了，上街时选择的机会自然多了。那时在农村手中有一元的小孩算是“富豪”了。
最为热闹的圩集日，是物资交流展销大会。那时广大农村地区尽管比较贫穷，但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期望值高，消费量大。因为供销社受到运输、场地、进货渠道、货源等影响，货物不齐全，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消费需求。为了迎合群众的消费愿望，公社每年都要举办二三次的物资交流展销大会，邀请南宁、上海、广州市等地的大商户集中物资到街道展销商品。他们提前几天派人到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搭架，陆续运来各种商品，在棚架内堆积如山，经展销一两天后变成空空如也，好像是有多少都不够卖一样。圩集日展销会一开市，凌晨早已到场边等候的群众一窝蜂似涌向货架前选购自家需要的物品，许多高档商品平时难买到，在展销会上基本上都有卖，就怕你手上的钱不多。但上海缝纫机、单车、手表等高档品牌仍然供不应求，这些贵重商品大多都被内部预定抢买了，但熊猫牌收音机，桂花牌手表等，以及“红棉”“飞鸽”“飞跃”牌单车等，这些在当地难买到的紧俏商品有时还能买到，但人们购买的积极性不高。原因是那时买单车不仅供人骑，还充当农家运输工具，如送公粮、运肥料、拉柴火等都得靠它，比一个劳力还强。同样是二十八杆自行车，上海产永久牌可拉货高达二百多斤，而飞鸽、飞跃等品牌拉百斤重上路车把就摇摆了，所以不被人看好。每次举办展销会之前的十多天，公社就出张榜宣传广告，让广大群众筹集资金做好准备。记得为筹办我大哥结婚那年，我家养得两头大肥猪，宰杀一头三百多斤重的上街销售，获得二百多元，加上原来家里积存的一百多元，在展销会上购得一部蝴蝶牌缝纫机、一台收音机、一块手表、一对锑桶（原来家里都是用木桶）、两床棉毡。这是我家头一回一次性购买数量最多、品质最高档的物资，全家人幸福的笑容写满脸上。
20世纪末以来，榜圩街道曾经实施了三次较大的改建扩建工程，彻底改变了昔日街道狭小拥挤不堪，晴天灰尘飞扬，雨天泥水飞溅的历史。1983年第一次扩建把原来五米多宽的街道扩大到10米，水泥铺面代替了以往的三合土路面。进入21世纪初以来，为适应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要求，榜圩街道再次进行扩建亮化工程，镇政府、医院先后搬离城区中心，街道拓宽、城区扩容，榜圩街面貌焕然一新。2002年第二次改弯截直扩大路面到16米，两边人行道各占3米，种植了路树，并安装了整齐划一的路灯，是榜圩街上千年历史以来室外夜间亮起灯光照明的头一次。2016年随着通往巴马县的215省道扩建，榜圩街进行第三次环街（城）公道改造，实现了公路和街道分开、人车分道的目标。街道笔直宽广，畅通无阻，改变了过去榜圩街道人车合流的拥堵局面。
如今，经拓宽扩展的榜圩街道商贾云集，交通顺畅，S215二级路、G7522贵北高速巴（马）平（果）段环城而过，分流了部分人员，为拥挤的街道腾出了空间。
沿街的民房也随之纷纷拆旧新建，一排排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沿街商铺一家挨着一家，门面装饰豪华气派，商品琳琅满目。
宽敞笔直的街道，不但成为居民生活家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大大地改善了作为平果市西北部重要商贸集散中心的交易环境，为客户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也为延续榜圩街往日的辉煌注入了强劲的后发力。随着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榜圩街已显现出现代化城镇面容，加之贵北高速巴平段环城而过，榜圩街昔日的繁华指日可待。
每当夜幕降临，榜圩街灯火通明，喧嚣了一天的城区渐渐平静下来。繁忙了一天的居民尽情释放心情，纷纷走出家门，在街区宽阔明亮的道路操场上，有的散步、有的跳舞、有的打牌、有的打气排球，到处呈现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祥和安康的场景，充满了幸福美好的生活气息。
作者简介：
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平果榜圩人，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散文、杂谈、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P县炭疽病风波》《零的突破》《父亲年年写春联》《远去的母校榜圩五七中学》《千古一师毛泽东》等；在省部级科技期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代表作有《探析导致土壤污染直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著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实用甘蔗生产技术指导》等。一直以来在基层生产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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