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人“吃饱肚子”的原因综述
山西吕梁 张黎平
作者心语：研究历史就应该尊重和敬畏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前人没有见过更不会使用手机和微信，就耻笑他们愚笨和无知！！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大多有着不堪回首的饥饿经历；70年代后期出生的部分人，对粮食短缺也有所记忆。进入80年代后，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艰难时期。提及这一转变，绝大多数人会将功劳归于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我们并不否认，“包产到户”在当时确实对调动部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和分析问题从来都要求客观、全面，若将这一局面的改观完全归因于“包产到户”，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会对后人全面考察研究我党我国发展史造成严重误导。为此，笔者就这一局面改观的多元因素，作出如下综合分析：
时间节点选择
作为一项严谨的研究，时间节点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公正性和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将选取以下关键时间节点展开分析：
1.1953年：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的第一年，也是“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轨，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奠基期。选择这一时间，比选择炮火刚熄、一切还没有步入正轨、各种基数很低的1949年更为客观、公正。
2.1965年：从农业生产维度看，这是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的首个完整实施年，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一年，农业生产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3.1979年：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前期惯性，1979年的农业生产成果，更多是延续此前的政策效应、受益于过往的投入积累；与此同时，这一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年，农村政策尚未有大的变化，更未全面落地生效，影响尚未得以显现。
4.1983年：从1978年底小岗村村民秘密签订“大包干”生死状，到1979年国家农委明确允许深山、偏僻地区独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直至1983年，全国99.5%的生产队已推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标志着该政策在全国基本铺开；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市场粮食供应走向充裕的关键年份。
生产要素及其他因素分析
农业生产涉及多元要素，还关联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只有将各类要素和因素全面纳入分析框架，研究结论才能客观准确。具体可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耕地条件的改善：耕地是农业生产的首要物质基础。各关键时间节点我国耕地相关数据（单位：万亩）如下：
但与此同时，梯田面积却在持续增加，盐碱地面积不断减少：梯田面积从1953年的1.35亿亩（为便于计算，均取统计区间中位数，下同）增至1965年的3.0亿亩，年均增加0.138亿亩；截至1979年，梯田面积进一步增至5.7亿亩，年均增加0.193亿亩；1983年，受包产到户政策激励，农民治理耕地的积极性有所提升，但由于集体组织统筹能力弱化，梯田增幅回落，年末总面积达6.25亿亩，年均增加0.138亿亩，与1953—1965年的增幅持平。
梯田相较于山坡地，其增产幅度固然受地形、土壤、气候、作物品种及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无固定标准，但权威资料显示，在同一地域、同等气候条件下，梯田一般可增产50%左右甚至更多。不同区域的增产规律虽然存在差异，但还是有区间数值可以参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黄土高原，山坡地玉米亩产仅300—500斤，改造为梯田后可提升至700—1000斤，增产幅度超60%；小麦亩产从200—400斤提升至500—800斤，增产50%—100%。南方多雨丘陵区，山坡地粮食亩产500—700斤，梯田亩产为900—1200斤，增产40%—60%；柑橘亩产从1500—2500斤提升至3000—4500斤，增产50%—80%。西南喀斯特山区，山坡地马铃薯亩产仅1000—2000斤，梯田改造后可达2500—4000斤，增产50%—100%。
以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玉米种植为例，取山坡地亩产中间值400斤、梯田亩产中间值850斤计算：1979年较1965年新增梯田2.7亿亩，可新增粮食产量1215亿斤（折合6075万吨）；1979年较1953年新增梯田4.35亿亩，可新增粮食产量1958亿斤（折合9790万吨）。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玉米案例仅是为了直观量化分析，梯田并非仅分布于黄土高原，且梯田种植的作物也不限于玉米，但这一案例足以佐证：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53年的16683万吨提升至1965年的19453万吨，再增至1979年的33212万吨；在同期人口从6.02亿增长至9.63亿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却从283.7公斤提升至340.0公斤，基本接近360公斤的阶段性粮食温饱安全线，这与集体化时期尤其是“农业学大寨”时期大规模兴修梯田的努力密不可分。至于盐碱地改良的增产效应，此处不再赘述。
水利建设的坚实基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据权威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受百年战乱影响，我国水利设施呈现“古代遗产残破、近代建设滞后、工程体系散乱、抗灾能力薄弱”的整体状况：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堤防“千疮百孔”，防洪标准普遍不足5年一遇；都江堰、郑国渠、芍陂等古代遗留水利工程残缺破损，灌溉保证率不足30%；全国有效灌溉面积极少，无大型水库，中小型水库与塘坝数量不足1000座，总库容不足200亿立方米，调蓄能力和排水除涝能力极差，内涝灾害频发。
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前，面对水利设施严重损毁、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我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筹优势，坚持“全民动员、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构建起以水库、灌区、防洪堤为核心的农业水利体系，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水库建设为例，相关年度权威数据如下：我国水库及库容量相关年度情况（单位：座、亿立方米）
数据显示，1953—1979年，我国年均新增水库3270座以上；而1980—1983年推行包产到户后，由于失去集体组织的统筹保障，年均新增水库仅108.8座，仅为此前年均新增量的3.33%；库容量方面，1953—1979年年均增加146.4亿立方米，1980—1983年年均仅增加32亿立方米，为此前年均增量的21.86%，且这一时期的库容量增长主要依靠国家投资的大型水库贡献（新增16座）。所增加的水库座数和库容量均不及1949—1952年的水平。由此可见，集体化时期并非如后期一些观点所认为的“一无是处”，而是为后续农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水库数量大幅增加外，1953—1979年，全国共加固、新建江河堤防约17万公里，疏浚整治了大量河道。以黄河治理为例，通过堤防加固和河道综合整治，成功抵御了多次大洪水，彻底扭转了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悲惨局面，保障了黄河下游两岸数千万亩农田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海河、淮河等大型流域治理工程的成效此处不再逐一赘述。
在农田灌溉领域，为破解农业“靠天吃饭”的困境，截至1979年，我国通过建设大量灌区、机井、引水工程，大幅扩大有效灌溉面积，提升农田抗旱能力，推动农作物产量稳定增长：全国建成万亩以上灌区5300多处，配套机井达220万眼；农业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从1953年的约19.9%提升至1979年的约45.2%，年均增长0.97%。这一时期建成的河南林县红旗渠、都江堰灌区扩建工程、华北机井群等标志性工程，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到1983年包产到户全面推行后，有效灌溉面积增幅显著放缓，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仅提升至45.4%，年均增长率降至0.05%，仅为1979年前增长率的5.15%。
与此同时，1979年前我国在水土保持和农业生态改善方面成效显著：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1万平方公里，兴修梯田近6亿亩，营造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4.2亿亩，极大改善了山区、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了土地生产力。权威资料显示，黄土高原地区通过修建水平梯田、淤地坝等工程，部分区域粮食产量增长2—3倍；南方丘陵山区通过坡改梯工程和水土保持经济林种植，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推动了经济作物发展，促进了农业多元化转型。这些举措均为后期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化肥工业的发展与施用推广
化肥是现代农业生产的核心投入产品之一，对提升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化肥对全球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40%，在我国这一比例更是达到50%以上。同时，化肥的普及打破了农业生产对传统农家肥的依赖，降低了劳动力投入，推动农业从粗放式经营向精细化、规模化方向转型，为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化肥施用还间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我国化肥工业发展历程清晰：1953年处于依靠苏联援建的起步阶段；1965年受中苏关系变化影响，转向自主化推进、小型化发展的态势；1979年逐步进入引进技术与国产化并行的发展阶段；1983年在前期基础上，特别是随着1973年确定的“四三计划”项目全面落地建成，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品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四个关键时间节点的化肥生产情况如下：
相关年度化肥生产及其增长情况
数据显示，我国化肥总产量从1953年的7.8万吨增至1979年的1055.4万吨；按1979年全国耕地总面积15.05亿亩计算，亩均施用化肥达14.03斤。参照农业农村部关于亩均化肥施用量（纯养分）约25公斤（50斤）的指导性标准，尽管当时亩均施用量尚未达标，但其对农业增产的推动作用已十分显著。到1983年，随着“四三计划”的实现，26 个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我国的化肥生产能力急速提高，亩均化肥的施用量大幅度增长，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无疑也会急速增加。
（四）农业科技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本身并非独立的生产力要素，需通过渗透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的研发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而推广应用却受劳动者教育程度制约。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农村文盲半文盲占比近90%的现实，国家立足国情，逐步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科研与推广体系。在前期工作基础上，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农业科学院（所），县级设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社村两级层面，随着1965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全国掀起群众性农业科技革新热潮，涌现出一大批农民技术员和农业科技示范单位，推动简易农业技术广泛普及，形成了“科研院所—农技推广站—生产队”的三级技术推广网络，确保农业技术快速下沉至生产一线。这一时期的农业科技发展成就丰硕，因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列举，核心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农作物育种技术全面革新。以矮化育种、杂交育种为重点，培育出一批高产抗病品种；1964年袁隆平团队启动杂交水稻研究，1973年实现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197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使水稻单产大幅提升；小麦领域培育出“碧蚂1号”“泰山1号”等适配不同区域的高产品种，推动北方小麦产量稳步增长。
二是土壤改良与施肥技术持续改进。依托集体化力量，开展盐碱地、红壤地等低产土壤改良试验，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等土壤培肥技术，使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幅增加。
三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普及。实行农业防治、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策略，推广抗病品种、轮作倒茬等农业防治措施，研发应用“六六六”“滴滴涕”等化学农药，开展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生物防治试点，有效遏制了主要病虫害爆发。
四是农业机械化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截至1979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37亿千瓦，拖拉机保有量达167.1万台，机耕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53.5%，初步实现部分生产环节机械化。
进入80年代，经过30余年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积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呈现新态势，其主要特征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聚焦技术创新、体系优化与成果转化，为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核心进展包括：
一是杂交水稻技术持续突破，1983年杂交水稻年推广面积达1.04亿亩，占水稻总面积的20%，累计增产稻谷1000多亿公斤；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等作物育种与推广同步推进，玉米杂交种普及率超80%。
二是高效种植技术广泛推广，1979年起试点推广地膜覆盖技术，1983年应用面积达1000多万亩，显著提升北方干旱地区作物产量。
三是养殖业科技水平提升，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推广配合饲料和科学饲养技术，大幅提高畜禽出栏率和产蛋量。
四是农业机械化适配性发展与信息化起步，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地块特点，调整农机研发方向，研发重点由大型机械转向小型、轻便农机具，1983年全国小型拖拉机保有量达382.4万台，较1979年增长1.3倍；同时试点农业遥感技术在作物估产、病虫害监测中的应用。
此外，农业科研投入持续增加，1983年科研经费达5.2亿元，较1979年增长67.7%；加之“包产到户”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共同推动着农业生产显著增长。
（五）农村劳动者素质的逐步提升
劳动者素质不仅深刻影响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更是推动农业生产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的核心动力。一个文盲对于新型生产技术与生产要素的理解与掌握，与一个初中生绝对有天壤之别。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却有赖于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又制约于培养周期。除概率为万亿级分母的天才之外，我们难以想象让一个小学生去教高中生，让一个初中生去教大学生。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期85%以上为文盲半文盲的条件下，教育水平只能随着国家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相关年度我国农村劳动者受教育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1953 年数据参考《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49—1983》《新中国扫盲运动史料汇编》，1965—1983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与农业年鉴。
从统计数据可见，1953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比达85%—88%，劳动者普遍缺乏科学种田能力，农业生产以传统经验为主。这一时期，劳动力素质提升主要依托互助组技术培训：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推进，各地成立农技推广站，对互助组组长、骨干开展深耕、选种、积肥等基础农技培训。例如，华北地区推广“小麦密植技术”，西南地区培训水稻育秧方法，推动劳动力从“经验型”向“技术入门型”转变。这些举措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全国粮食单产从1950年的117公斤提升至1953年的137公斤，增长17.1%；其中，接受技术培训的互助组粮食单产较个体农户高出10%—15%。
1965年，经过深化扫盲运动和加速普及小学教育，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占比达40%—45%，成为主流群体，初步具备了基础读写与计算能力。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仍偏低，不足10%，高中及以上仅2%—3%。这一阶段，知青群体开始进入农村，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为后续技术推广奠定基础。
从1965至1979年前，农村基础教育进一步扩容，劳动力文化素质稳步提升，知青群体贡献突出：文盲与半文盲占比降至30%—35%，文盲群体大多为老人和妇女，青壮年文盲率下降极为明显；知青大规模担任农村民办教师，推动农村小学入学率升至90%以上，初中招生规模从1965年的299.8万增至1976年的2344.3万，形成劳动力文化结构的跃升。
到1979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留乡知青中具备高中文化的群体成为农村“知识型劳动力”，其掌握的植物保护、土壤分析等科学知识得以广泛应用，农业科技转化率提高，高产栽培、地膜覆盖、温室种菜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促进粮食产量及蔬菜等大幅增长。
到1983年，经过30多年的文化积淀，农村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初中文化占比提升至20%—25%，高中及以上文化占比达5%—7%，成为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的“领头雁”。杂交水稻种植、生猪良种繁育、果树栽培、农产品加工、农机维修技能等各种培训班异常火热，推动了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不少劳动力的素质从“单一农业型”向“农工复合型”转变。
综上所述，1953—1983年的30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经历了“扫盲筑基—技术培训—知识赋能—多元发展”的演进过程，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呈现三大共性规律：文化素质提升→技术接受能力增强→单产提高；专业技能培训→科技成果转化→生产效率提升；经营意识觉醒→农业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增长。不同时期的政策（扫盲运动、知青下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劳动力素质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使劳动力素质提升成为突破农业生产瓶颈的核心动力。
（六）战备粮投放市场的补充作用
毛泽东时代，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威慑，尤其是苏联在我国周边陈兵百万的安全压力，国家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在粮油和生活用品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专门预留部分物资作为战略储备。其既包括用于救灾备荒的“甲字粮”，也包括用于军需战备的“560粮”，同时各生产大队也留存少量储备粮。1964年12月，粮食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甲字粮无荒不动、560粮无战不用。”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记载：“毛泽东逝世时，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战备粮（人均533.5斤），500多万吨棉花，23.5亿美元，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
为扭转国际格局、保障国家安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不懈努力，特别在及其艰难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等尖端武器，同时推动形成了“第三世界”阵营，为世界反霸斗争作出重要贡献。1971年，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一系列国防建设与重大外交突破，有效缓解了我国的安全压力，拓展了国际发展空间。进入80年代，美苏争霸转入“互有攻守”阶段，为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国际形势缓和，国家发展战略从“备战优先”转向“民生与经济建设并重”，从1979年开始，国家允许地方在合规前提下动用非核心战备储备以保障市场稳定——197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和价格的通知》，1980年粮食部下发《关于地方粮食储备管理办法》，明确“地方储备可用于市场调节”，这些战备粮以略高于平价的议价向市场投放，以增加供给、平抑粮价。例如，山西省1981年春节前投放3万吨地方战备周转粮，保障太原、大同等地春节供应；1981—1982年累计投放地方战备周转粮约5万吨，主要用于解决1981年晋南旱灾农村缺粮户返销和1982年太原、长治等市春节前成品粮补充供应，有效平抑了议价面粉价格。但多数不知情的国人却将市场粮食供应充裕的功绩简单归因于“包产到户”政策。这无异于将前人的“军功章”挂在后人胸前，反过来又以此羞辱前人“无能”。
（七）粮食进口对市场供应的补充
上世纪70年代，受国际资本的封锁，我国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加之外汇储备有限，粮食进口规模较小，1979年进口粮食仅700万吨。进入80年代后，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外汇储备增加和发展理念调整，我国粮食进口规模根据国内供需情况灵活调整，1982年粮食进口量达1612万吨。不少40—70年代出生的人，对当时进口的大麦（曾被某些国家用作马料）磨成面粉后投放市场的情况记忆犹新。这些进口粮食有效补充了国内市场供应，缓解了粮食供需压力，这一贡献同样不应被简单归为“包产到户”的成效。
“包产到户”带来的阶段性问题与挑战
“包产到户”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的核心举措，其在调动部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升粮食产量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但说到底，尽管“包产到户”后土地所有权名义上仍属集体所有，而其生产组织模式，与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小农生产方式并无本质性差异。须知，这种延续千年的小农模式，曾将中华民族拖入积贫积弱的深渊，最终酿成近代百年国殇的屈辱。我们理应铭记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切勿将这种古已有之的生产组织方式奉为“新生事物”而过度颂扬。更应该看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利弊相依的，伴随该政策推行，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国家农业长远发展战略看，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关乎“饭碗是否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具体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田基本建设停滞与土地碎片化
推行包产到户后，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分包到户，原有连片农田被分割为细碎的承包地块。集体化时期统一规划的大规模农田整治（如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田间道路修建）失去组织基础，农户更倾向于在自家承包地进行短期投入，缺乏跨地块协同建设的动力。部分地区出现“重种植、轻整治”的倾向，中低产田改造进度放缓，农田连片性和规模化经营基础被削弱。笔者在职期间曾在某县调研发现，1980—2008年，按当年可比价格计算，中央、省、市、县四级投入的各类支农资金达300多亿元，但这些资金支持的项目大多已不复存在。笔者与县领导探讨时提出：若将这些资金由县里集中统筹使用，用于搬山填沟造平原，对山水林田路进行统一规划，会是什么结果？县里领导经过组织测算和论证后答复：全县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可改造为集中连片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仅这些地块的农业产值就将远超全县当时的农业总产值。尽管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后续投资将会更巨大，但考虑到土地承包到户后利益关系多元化、牵扯面广，为维护稳定且不违反国家政策，最终无人敢下决心开展此类统筹规划建设。
（二）水利设施利用效率下降与管护缺失
集体时期修建的水库、水渠、机井等水利设施多为跨村、跨队的公共工程，依赖集体统一调度、维护和使用。包产到户后，水利设施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管护责任难以落实到个体农户：一方面，大型灌溉系统因地块分割无法统筹高效用水，出现“上游抢水、下游缺水”等现象，部分干支渠因缺乏维护出现淤积、渗漏甚至坍塌；另一方面，田间斗渠、农渠等小型水利设施因农户各自为政，逐渐被填埋或废弃，导致农田灌溉保障能力下降，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弱化。笔者在八十年代底下乡扶贫期间，发现不少地方在“农业学大寨”时期修建的引水上山滴灌工程，其水管早就被人撬走变卖。
（三）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导致水源污染加剧
包产到户后，农户成为独立生产经营主体，追求短期增产的目标迫切。在市场化竞争激励和缺乏科学施肥指导、忽视土地长期投入的背景下，农户普遍依赖化肥（尤其是氮肥）和农药提高产量，忽视有机肥施用和土壤肥力可持续维护。后期，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农业生产主力，为减轻劳动负担，农户更倾向于使用省时省力的化肥，不再投入大量劳动力积造、施用农家肥。这一现象引发三大问题：一是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下降，耕地质量退化；二是化肥农药引发地表水及其河流水源污染，氮磷等养分进入水体导致富营养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三是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而危害食用者健康。
（四）土地碎片化制约农业机械化推广进程
土地分包形成的细碎化地块，与农业机械化所需的连片、规整作业条件存在根本矛盾。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无法在小块土地上高效作业，既降低农机使用效率，又增加作业成本。部分农户只能选择小型农机，甚至仍依赖人力、畜力耕作，延缓了农业机械化普及进程。同时，地块分割导致农机跨户作业协调成本高，制约了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
五、耕地大面积撂荒，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耕地经营权划归农户，原有的集体统筹约束机制随之弱化。伴随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农资与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粮食收购价却长期低位徘徊 —— 一斤小麦的售价，甚至抵不上一瓶普通矿泉水，种粮收益微薄，乃至“种得越多，亏得越多”。投入与产出的严重失衡，让农业生产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一个壮劳力耕种20亩田地的全年收入，远不及外出务工三四个月的薪资，且投入的精力却要比务工多很多。
在此背景下，除地势平坦、耕作条件优越的平原主产区外，黄土高原、丘陵山区等地因地块细碎零散、地形崎岖复杂，且灌溉设施薄弱、交通不便，耕地撂荒问题尤为突出。笔者回祖籍时发现，近 6000 亩耕地中，仅有不到 400 亩沟坝地因水土条件较好仍在耕种，其余山地除部分退耕还林地外，其他的均已大面积撂荒，杂草丛生。
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长江中下游丘陵山区耕地撂荒率约为 14%，甘肃、陕西等黄土高原片区部分区域撂荒率更是超过 15%。而在笔者看来，受统计口径与实地核查难度所限，实际撂荒比例远高于这一数值。按照下表中农业农村部最新估算（2025年），全国撂荒地6700万亩，按亩产500斤计算，每年少生产粮食至少达到3900亿斤。
土地撂荒最新关键数字（截至 2025 年底）
我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总量的 7% 左右，却要养活全球 17% 以上的人口，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粮食安全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压舱石”。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粮食贸易不确定性加剧，耕地大面积撂荒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更直接削弱我国粮食自给能力，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这一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集体经济组织功能的退化
集体化时期，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统一生产规划、资源调配、公共设施建设与管护、农技推广等核心职能。包产到户后，集体生产经营功能弱化，不少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逐渐沦为单纯的行政性组织，丧失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统筹能力：一方面，集体积累的农机、仓库、集体山林等资产因缺乏有效管理被闲置或流失；另一方面，水利维护、农田整治、集体公益事业等涉及全村公共利益的事务，因缺乏资金和组织动员能力难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不少山区农村田间道路由于雨水冲毁，长期得不到修缮就是最直观的例证。
（七）贫富差距拉大，因病因残因学致贫问题突出
“包产到户”依托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导思想，有一部分人先富就必然有一部分人陷入相对贫困，因此，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贫富差距拉大。不仅区域间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差异明显，而且从同一地域的农户个体看，缺乏劳动力、技术落后的农户（如孤寡老人、残疾人家庭），甚至难以保障基本口粮生产，更无力参与市场化增收，容易陷入绝对贫困。尽管后续推行土地流转政策，但由于操作不规范、配套政策不到位，少数农户或城市资本通过承包大量土地、从事非农经营积累财富，进一步加剧了个体间的贫富分化。
从现状看，因病因残因学致贫现象特别突出：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可提供基础医疗保障，看病成本低；改革后，合作医疗体系在多数地区解体，农户需自行承担市场化下的全部医疗费用，一旦家庭成员患上大病、慢性病，不仅要支付高额医疗费，还会导致劳动力丧失、农业生产停滞，温饱家庭迅速陷入贫困。残疾农户本身劳动力受限，难以从事繁重农业生产，集体时期的救济、补助取消后，缺乏稳定生活来源，且无法依靠集体帮扶维持生产，贫困程度加重。教育方面，20世纪80年代起农村教育逐步市场化，学费、杂费等开支增加，多子女家庭供养孩子上学的负担沉重，尤其是子女考入高中、大学后，学费和生活费成为家庭巨大压力，不少农户需变卖粮食、家畜或借贷供学，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这些现象与社会主义国家倡导的共同富裕原则存在显著差距。
综上分析，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食不果腹” 的困境，是多重历史与现实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必然结果；而 80 年代之后 “仓廪充实、饱腹无忧” 的转变，亦绝非“包产到户”这一项政策的单独功绩。我们绝不能落入“第四个馒头吃饱，便否认前三个馒头铺垫之功”的认知窠臼，更不应怀揣历史偏见与政治短视，为迎合特定立场而抹杀全国人民在前三十年胼手胝足的奋斗积淀，片面夸大 “包产到户”的成效。唯有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全面、客观、历史的视角审视这段发展进程，方能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真理，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经得起历史与现实检验的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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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黎平，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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