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底层百姓深受地主和官僚的压迫剥削，苦不堪言，这几乎是一个跨越王朝、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恒定背景。无论换了哪个皇帝、改了哪种制度、颁布了多少“恤民”“抚民”的诏书，那些活在土地之上的人始终逃不开被层层盘剥的命运，仿佛他们的痛苦已经写进了时代的骨骼里，成为整个社会运行所必须的代价。
人们常以为朝廷之所以不知道民生疾苦，是因为彼此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驿站、邮筒、奏章、衙门，隔着地方官吏层层过滤的信息。似乎只要能让天子真正“看一眼”底层的生活，他或许就会恍然大悟、大发慈悲。
可这其实是一种温柔的误解。因为真正让百姓活得惨不忍睹的，从来不是信息缺失，也不是哪个侍郎失职，而是封建社会运行机制本身。
封建王朝本质是什么？
是统治阶级依靠地租、赋税、徭役把农民牢牢压在土地上，维持统治机器。
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逻辑，无不围绕着“如何让农民稳定、持续、不可反抗地承担沉重负担”展开。
这一点朝廷怎么可能不知道？
宋代有编户齐民，将百姓的田亩、牛具、丁口都穷尽地登记得分毫不差；
明代有黄册和鱼鳞图册，把土地与劳力像账本上的数字一样规整，像库存一样管理；
清代推行地丁银，把原本的徭役也变成可计量、可追征的税负，将农民的身体与时间都纳入财政计算。
所有这些资料、册籍、名册，它们不是为了了解民苦，它们是为了确保税粮稳妥收上来、徭役有人承担、国家机器能毫不间断地运转。
一个封建王朝的财政从来不是靠工商业繁荣，也不是靠官营机构创造利润，而是靠地租、田赋、徭役和盐税。
换言之，它靠的就是百姓的血汗。百姓越苦，赋税越能够挤出来；农民越无力反抗，统治越稳固。这是一条冰冷却恒久有效的铁律。
所以朝廷不是不知道底层百姓的苦，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知道谁家有几亩地，几头牛，几张嘴；知道哪个县因为荒年逃了多少人，哪个州因为赋税重而出现流民。这些在奏折里、在册籍里、在巡抚的奏报里，都清楚得像一张经纬分明的地图。天子不需要亲眼看到饥饿的农民，也能知道哪里开始有人揭竿，哪里粮价已经高得不纯粹是“行情波动”，而是饥饿的前兆。
问题从来不在于“知不知道”，而在于“知道又能怎样”。
历史上的皇帝当然也知道百姓活得苦。朱元璋扛过锄头，康熙走过灾区，乾隆看过奏折，甚至明清无数文人官僚都写下“民不聊生”“流民塞道”之类的文字。
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不敢真正动根子。因为只要减轻一点剥削、触动一点豪强利益、松动一点制度结构，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失去维持的力量。从赋税到徭役，从土地制度到士绅势力，这些压在百姓身上的重担，就是帝国维持自身的方式。
要他们主动削弱剥削，就像要他们亲手拆掉自己的根基，这不是动不动的问题，是绝对不可能。
更讽刺的是，朝廷之所以明知百姓被逼得太苦，却依然维持并强化压迫，是因为每一个封建时代的统治阶层都深知，农民越穷、越弱、越无组织，他们反抗的可能性就越低。东厂、西厂、锦衣卫不是为了“防坏人”，而是为了让底层不敢开口；旗人不纳税不是“制度特殊”，而是为了维护一个民族贵族的统治；士绅兼并土地不是意外，而是统治结构的一部分。朝廷与地主阶级不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的问题，而是高度共生的关系。地主剥削农民，朝廷需要地主；朝廷压着农民，地主替它管地方。双方一体，农民永远是成本。
所以，每当百姓苦到骨头里、血管里、走投无路的时候，朝廷不是“不知情”，而是“知道但不打算解决”。因为解决意味着改制度，改制度意味着动利益，动利益意味着动统治阶级。于是，历史上的一切“抑兼并”“轻赋税”的口号，不过是权宜之计，一阵风。等皇帝换了、官员换了、灾荒过了、舆论消散了，原有的剥削还会照旧压回去，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挪动过一分。
所以如果你问：朝廷知不知道民生疾苦？
回答其实很简单：
当然知道。
但他们最不敢承认的，就是这种苦不是灾荒，而是统治本身。
朝廷不是看不见百姓的痛，而是整个王朝靠这些痛才能站住脚。
在历朝历代，从唐末到宋亡，从明清到民国，一切大规模的动乱、流民、造反，从来都不是朝廷“不知道”，而是百姓被压到极限。每一次民变，都是无数双被压在泥里太久的手，终于抬起来了一下。而朝廷能做的，不过是继续把那只手按回去。
所以说，古往今来真正的民生疾苦，朝廷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太清楚，也依赖得太深。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结构里，只要权力不变、土地不变、生产关系不变，百姓的苦就不会变。朝廷从来不需要百姓不苦，只需要百姓不反。
这，就是历史最沉重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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