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迁之死
姚迁
原南京博物馆馆长
前些天，南京博物馆前馆长徐湖平偷盗文物拍卖事件上了热搜。本文特意把80年代南京博物馆原馆长姚迁之死的相关内容发布出来，以供读者了解南博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和当下事件颇有渊源的丑闻。不了解过去，就不了解当下。正是因为一些江苏省委老同志的所作所为，给徐湖平做了极其恶劣的榜样，才有了徐湖平坚守自盗的丑闻。可见，历史不可不知也！
姚迁是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他做学问非常有见解，他是文博方面一位真正的高层专家，研究青铜器，研究文物，他还是国际文博界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国际影响也很大。
我因为研究《红楼梦》，曹家是江宁织造，我多次到南京去调查曹家的事，都是姚迁帮着安排。那时候没有重视《红楼梦》的相关文物。但是查出来不少康熙时期的墨，有的是朱墨，有的是黑的墨，但是没有查到曹寅的墨。我记得曹寅的墨，周绍良手里有一锭，我还看过，现在他都捐给国家博物馆了，捐赠的时候还开过一次展览会。
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迁事件”呢？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只能展览的时候你来看。有些专家来了专门要看哪一件，调出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绝无可能的。
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迁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但是姚迁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迁，你们红学方面的事找我们就行了，姚迁有问题，估计要退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去问。后来是姚迁跟我讲的。好几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画不还，姚迁非常头痛，当然，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催。
后来，南京博物院的姚迁手下的几个人告诉我，姚迁遭到了诬陷。他们想把他弄下来，先是诬陷姚迁生活上有问题，结果姚迁是个非常古板的，正正派派的人，查了半天，任何蛛丝马迹都没有，所以这个不能成立。接连不断地，又说姚迁经济上有问题，因此又查。查了半天，一分钱的毛病也找不着，他根本是奉公守法，朴朴实实的一个人，所以又不能成立。
有一次南京博物院收到一件文物，姚迁做了鉴定，当时就讲了鉴定的具体意见。南博有个干部就把它记录了，还写成文章，他自己想发表，但是，因为他是一般的干部，也没有研究，他怕发表不了，就把姚迁的名字放在一起了。人家一看有姚迁的名字，当然就发表了。发表了以后，此人再去告诉姚迁，还把稿费要给他一部分。
姚迁一知道这件事情就批评了他，说，你怎么自说自话就写文章，博物院的藏品你写文章应该先告诉我，另外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的名字也放上去了？就批评了他一通，钱当然没有要。当时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就是因为找不到姚迁别的什么事情了，就借着这个说他剽窃某某人的文章。
南京博物院的许多干部都是支持姚迁的，觉得这是个大笑话。因为此人在文物研究上没有什么学问，只是记录姚迁说的话，还瞒着姚迁写了文章，还私自把姚迁的名字用上去了，只是为了保证这篇文章能发表，反过来却说是姚迁剽窃他的文章，而且这件事情很快就见报了，报上一公布，引起舆论哗然了，特别是境外反应非常强烈。
我看到台湾几份报纸，就骂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这样的，自己没有能耐，把别人的东西霸占为自己的。姚迁当时气得不得了，可是有冤无处诉。有一次我看到他，那时候还没有到最后严重的地步。他告诉我，他到医院去看病，连护士都对他带着一种另外的让他很难受的眼光，他看病都没有地方看了。
我那时候还安慰他，事情总归可以弄清的，不要着急。我回来以后，恰好是外交部、文化部、国务院三方面通知我，叫我不要离开北京，要去苏联鉴定列藏本《红楼梦》。实际上姚迁事件已经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姚迁有可能要被撤下来了，姚迁有冤无处诉。我本来还要去帮他忙，想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组织上通知我不要离开北京。
我就写了封信给姚迁，我说，我现在无法来，因为要到苏联去，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来看你，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着急。但是实际上姚迁受到的压力很大，尤其看到境外把他名字登出来，说他剽窃别人的东西，台湾也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压力很重。后来徐湖平告诉我，姚迁拿到我的这封信以后，泪如雨下，不断地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他家里的人以为他是说，省里要给他定罪了，等冯先生来不及了，以为是这个意思。其实他觉得有冤无处诉，下决心以死抗争了，所以当天夜里就上吊死了。据说第二天发现了，地上都是掉的眼泪，一大片，还有很多香烟头，抽了不少烟。
这件事情一出来，整个江苏省里面也惊动了，整个省委里也有好多了解内幕的，为姚迁抱不平的，文博界也惊动了，大家都为姚迁抱不平。姚迁死我还没有出国呢，正在这个时候通知我到苏联去了，所以我没办法赶到南京去。我就去了苏联。等从苏联回来以后，我就赶到南京。
后来当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徐湖平，还有几个人都非常了解内情。但他们在南京不好给我讲，怕被对方发觉。他们就跟着我到扬州去，才敢原原本本都告诉我。而且把省委几个老干部与姚迁的谈话记录，到姚迁死以前的所有资料，全给了我一份。我一看更加觉得气愤，这记录，完全是强迫姚迁认罪，但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
这样一个认认真真为国家工作的干部，遭了诬陷了，自杀了，这多让人痛心啊。而且给国外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以借口，借着姚迁的事情，诬陷我们的共产党，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但是南京与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来劝我，你不要管这个事了，对你不利。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是省委的事情，你能跟江苏省委对着干吗？
我说我哪能跟江苏省委对着干啊。我是为了要弄清楚这件事情，不是要跟谁斗。我说，你们明明知道姚迁受冤，难道受冤不应该申诉昭雪吗？他们没有话说了。最严重的是《光明日报》为了姚迁连发两篇文章，都是压姚迁，批判姚迁的。这个造成了姚迁心理上的最大压力。
从来没有为了一个人剽窃文章发《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的，所以实际上《光明日报》在这件事情上是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姚迁之所以心里会受那么重大的压力，也是由于这些原因，不仅仅是江苏省委给他的压力，连《光明日报》都发表文章了，而且是报纸的评论文章。
我是从来没有看见哪一家报纸为了某一个人剽窃人家一篇文章，发表报社的评论，何况姚迁根本不是剽窃，要说剽窃是这个人剽窃姚迁的。这是姚迁鉴定的讲话，他记录下来写成文章了，还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等于剽窃姚迁的文章吗？我在扬州拿到这些材料，具体情况都清楚了，我非常气愤，我觉得我无论如何应该伸张正义。
回来以后，南京的朋友一再劝我，你不要再管这个事情了，由它去吧。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管。我先找时任总理秘书的白美清，他也是人民大学我的学生。我就到中南海找了他，把材料交给他。白美清很快给我回了电话，说总理知道了。
我因为同时反映好几件事情，他说第一件姚迁的事情中央一定管，其他事情暂时不管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没有任何动静。因为我手里有复印件，我复印了一份，又跑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的主编当时是王忍之，我跟他熟。我就把姚迁的情况原原本本给他讲了，他就说，那你直接找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了解你，他多次跟我讲话提到你。
我说，我怎么能找耀邦同志？你帮我把材料送去吧。他说，那可以，我帮你送去，你写封信，你就在这里写吧。我就写了封短信，王忍之同志就拿了这封信，到耀邦同志那里去了。没有几天，耀邦同志下命令，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南京去彻底调查姚迁事件，一定要平反、昭雪、见报，才准许调查组回来。
经过这一番调查，一清二楚，姚迁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种种打击、诬蔑，弄得他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国内外都传开来了，所以他上吊自杀了。最后由江苏省委给他正式平反，平反的时候请我去，当时省委书记也去了。其实这件事情，省委书记早点过问也不至于这样，一直是听之任之，等到人死了，平反了再出来。
我去参加悼念的时候，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咱们北京的文博部门的老前辈谢辰生同志。当时参加姚迁的追悼会，我们两个人是一起坐火车到南京的。姚迁的事情，到此算是全面地平反，但是人已经没有了。后来由徐湖平担任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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