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长河，日本作为一个地处东亚的岛国，其民族性格与国家行为始终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深刻反思。从中国明清两代帝王到近代西方政要、思想巨擘，对日本民族的评价虽出自不同时代与文化背景，却在核心判断上呈现出惊人的趋同：其民族性中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性、极端的服从与残暴、对强权的屈从与对弱者的凌虐，以及一种被武力所驯服而非被道义所感化的政治逻辑。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即对日本抱有警惕。他在《倭扇行》中斥“日本国王无道，民众皆为盗贼”，讥其君臣“跣足语蛙鸣”，形同跳梁小丑，表面恭顺，实则包藏祸心。此语不仅是对外貌举止的嘲讽，更是对日本外交策略中“阳奉阴违”本质的洞察。朱元璋已预见其后数百年间，日本虽小国寡民，却屡生觊觎中华之心，终成边患。至清圣祖康熙，评价更为严苛：“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摄于武威。”此语直指日本民族在国际交往中缺乏道义信守，唯强权是瞻，不以恩义维系关系，而以实力决定态度。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其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甚至机会主义倾向。
晚清重臣左宗棠虽未在所供材料中直接发言，然其一生力主海防、警惕东洋，尤以收复新疆之际仍不忘日本对琉球之吞并与对台窥伺，实为“倭患未除，必成大患”之实践印证。其战略远见，与李鸿章“此国不除，日后必成大患”之叹遥相呼应，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精英对日本威胁的集体警觉。
西人视角中，评价尤显冷峻。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虽未亲历日本，然通过有限资讯即断言：“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他指出日本人轻生重死、动辄自杀或杀人，社会充满“混乱与仇杀”。此非仅文化差异之描述，更是对其等级森严、武士道精神异化生命价值的深刻批判。其“变态”之评，实为对一种将暴力制度化、将死亡美学化的社会结构的震惊。
进入20世纪，战争现实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判断。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称“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此语出自太平洋战争背景下，源于珍珠港事件之背信弃义与南京大屠杀之残暴。法国总统戴高乐则以“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形容之，更以“中世纪吸血鬼德库拉”为喻，强调其一旦察觉他国虚弱，便立即噬血吞食的掠夺本性。此非情绪化谩骂，而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逻辑的精准刻画。
二战后，德国首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对比德日占领行为：德军在巴黎虽为占领军，却与民相安；而日军在中国则“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甚至“非杀尽最后一个中国人不止”。此对比揭示出法西斯同盟内部的道德差异——德国尚存某种战争伦理底线，而日本侵略则近乎无差别种族清洗。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称其为“黄色蛮猴”，普京则言“镜子不擦不明，日本人不打不行”，皆强调唯有以强力遏制，方能使其收敛野心。
综上所述，从朱元璋之警觉、康熙之鄙夷、孟德斯鸠之剖析，到罗斯福、戴高乐之痛斥，跨越时空的评价共同勾勒出一个复杂而危险的民族形象：其文化精微，却缺大义；其组织高效，却乏道义；其敬畏强者，却虐杀弱者。历史反复证明，对这样一个“畏威而不怀德”的国家，任何温情与幻想皆为危险。唯有以清醒之头脑、坚定之立场、强大之国力应对，方能守护和平之底线。铭记历史，非为延续仇恨，而为避免重蹈覆辙。
最后，使得笔者不解的是，在当下具有5000年先进文化传承的华夏大地上，竟然会出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高调宣称：“我不讳言对日本的喜欢。”之言词。会出现与日本人合作编辑而成的中国的毒教材；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办日本人学校、医院、日本人敬老院；身为中国人，出巨资打造日本民俗商业一条街 ……？？？
张国清
2026年1月1日
【文/张国清，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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