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旨在论证一个核心命题：对于一个拥有完整政治主权和一定规模国有经济的国家而言，货币主权是内生的、可实现的，因而其国内流动性（货币供给）在技术层面上不可能“短缺”。货币并非稀缺商品，而是国家主权的信用凭证。中国的实践表明，通过国有经济体系的支撑和中央银行的自主运作，能够建立起独立、完整且高效的货币创造与循环系统，从根本上摆脱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外部“流动性”的依赖。本文进一步指出，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流动性提供者”角色，本质上是其霸权地位的延伸，具有内生性剥削与不稳定特征，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与道德正当性。因此，建立和巩固自身的货币主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自主发展的根本前提。
一、 引言：问题的提出——我们真的“缺钱”吗？
在全球经济话语体系中，“流动性短缺”或“资金不足”常被描述为制约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核心瓶颈。国际金融机构与主流经济学往往将获取美元等“硬通货”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路径。这一叙事背后隐含着一个关键预设：本国货币不具备完全的信用和购买力，需要某种外部“锚定”或“背书”。
然而，这一预设本身值得怀疑。本文挑战这一主流观点，并提出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货币的根本来源是国家主权，而非外部市场。对于一个有能力行使完整主权、特别是拥有对其核心经济领域（通过国有经济）实施直接调控能力的国家而言，货币是一种可调控的政策工具，而非需要“获取”的稀缺资源。中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中国的经验表明，通过建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国有银行为主要渠道、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的货币发行体系，国家可以内生地创造并管理其所需的流动性，而无需仰赖外部供给。
二、 理论基础：货币主权与流动性内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 货币的本质：主权信用，而非商品
货币的演进史，是从商品货币（如金银）向信用货币的根本性转变。现代法币（Fiat Money）的价值基础，已不再是其内在的物理价值，而是发行国政府的法定信用与征税权力（Knapp, 1924）。国家宣告某种凭证为法定偿债工具，并强制要求以该凭证缴纳税款，从而赋予其价值。因此，货币发行权（Seigniorage）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拥有货币主权，意味着国家对其记账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工具的终极控制权。
2. 流动性的来源：银行体系与财政体系的信用创造
在现代银行体系中，大部分货币（广义货币M2）并非由中央银行“印钞”产生，而是由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等信贷活动“创造”出来的（Werner, 2014）。这一过程受到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监管政策，以及最重要的——最终贷款人（中央银行）的支持与调控。因此，流动性的根本约束不是某种外部稀缺资源，而是国内的经济活动需求、银行体系的放贷意愿，以及货币当局的宏观政策目标。
3. 国有经济的支柱作用：货币主权的微观基础
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金融体系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为行使货币主权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
政策传导渠道：国有银行体系可以更有效地执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定向降准、普惠金融），将流动性精准注入国家战略导向的领域（如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避免私有银行体系可能出现的“惜贷”或信贷资源空转。
价值稳定锚：国有经济掌控能源、交通、通信、粮食等关键领域的生产和供给能力，意味着国家拥有强大的实物资产和基础服务保障。这为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撑，确保增发的货币有对应的实物财富和服务增长作为基础，从而抑制恶性通胀。
逆周期调节工具：在经济下行期，国有经济部门可以直接响应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号召，进行逆周期投资，稳定就业和总需求，此时所需的资金可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在央行协调下）或银行信贷顺畅创造出来，而无须等待外部资本。
三、 中国案例：货币主权的建立、巩固与实践
中国的实践完美诠释了“货币主权”理论。
1. 完整的货币发行与控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拥有人民币的独家发行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中期借贷便利（MLF）等丰富的政策工具箱，央行能够主动、灵活地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和价格。
2. 国有银行体系的主导地位：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确保了国家信贷政策能够高效、大规模地落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能够迅速推出大规模信贷支持计划，其背后正是国有银行体系强大的执行力。
3. “缺钱”问题的实质：结构性错配，而非总量不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质是流动性在部门间（如房地产与制造业）、企业类型间（如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结构性错配，以及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倾向。这是金融监管和信贷政策导向需要优化的问题，而非人民币本身“短缺”。国家通过持续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致力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流动性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环节。
4. 外汇管理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管理。这虽非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但关键作用在于“防火墙”——它有效地隔离了大规模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冲击，保证了央行能够主要依据国内经济形势（增长、就业、通胀）来制定货币政策，而不是被动跟随美联储的利率周期。这是维护货币主权独立性的关键制度安排。
四、 对美元体系的批判：“伪流动性”与霸权本质
美元作为当前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其被塑造为全球“流动性之源”的形象，是一种历史形成的霸权叙事。
1. 美元的本质：美国的国家信用凭证。美元的价值最终由美国的政治军事霸权、科技实力和金融市场深度支撑，但其本质仍是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永远以美国国内经济目标（有时甚至是政治目标）为优先，其释放或收紧“流动性”的行为，对其他国家而言是巨大的、不可控的外部冲击。
2. “特里芬难题”与体系性剥削：美元要满足全球贸易和储备需求，美国必须保持经常账户逆差（向外输出美元）；但这会侵蚀美元的价值基础，导致其长期贬值趋势。这一内在矛盾意味着，美元体系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并通过周期性的量化宽松（向世界征收“铸币税”）和激进加息（引发全球资本回流和新兴市场危机）两种方式，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收割财富。
3. “伪流动性”的依附性陷阱：发展中国家若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和借贷货币，其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便与美元周期深度绑定。一旦美元收紧，这些国家便会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外债暴雷的“美元荒”危机。此时，它们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由美国主导的机构求援，并接受一系列损害经济主权和政治独立的紧缩条款。因此，美元提供的并非中性的“流动性”，而是一种迫使他国让渡部分主权、陷入依附性发展的“成瘾性药物”。
五、 政策启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中国及有志于维护经济独立的国家，政策方向应清晰明确：
坚定不移地巩固和提升货币主权。继续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但其根本前提是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权不受外部胁迫。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夯实货币信用的实物基础。确保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保持控制力，这是维护本币购买力和社会信心的“压舱石”。
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不是要取代美元成为新的霸权货币，而是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扩大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建设完善的人民币金融市场，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更稳定的公共产品。
倡导基于主权信用的国际金融新思维。在国际对话中，应积极解构美元霸权叙事，倡导尊重各国货币主权、通过多边合作解决国际流动性安排（如强化清迈倡议多边化、探索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用途）的新理念。
综上所述，“缺钱”是一个伪命题，其真实面目是“缺乏货币主权”或“货币主权行使能力不足”。中国通过建立以强大国有经济为支柱、以自主中央银行体系为核心、以服务国内发展为目标的人民币系统，成功实践了货币主权理论，证明了国家完全有能力内生性地创造和管理其经济所需的流动性。而美元体系所标榜的“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角色，本质上是一种维护其霸权地位、并周期性掠夺他国的机制。历史和实践已经昭示：一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货币主权，正是这枚至关重要的钥匙。对于中国而言，道路已然清晰——坚持和完善自身的货币主权体系，不仅是应对一切外部金融冲击的根本保障，更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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