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早高峰地铁，或是仰望城市中心那些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时，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偶尔会刺痛我们的神经。有些人仅仅因为继承了资本，便能在弹指间通过利息获取普通人几辈子无法企及的财富；而另一些人，无论如何透支体力与脑力，依旧在温饱线上挣扎。这种巨大的鸿沟摆在眼前，按理说应当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或者至少是持续不断的道德愤怒。然而，现实却往往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除了偶尔的抱怨，大多数时候，我们默认了这种秩序的合理性。我们接受了贫富差距作为某种类似“自然法则”的存在，就像接受万有引力或者四季更替一样。我们甚至会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
为什么不平等总是显得如此“正常”？为什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能够相安无事，甚至被剥削者还会主动维护这种秩序？这正是卡尔·马克思在一生中试图解开的最核心的谜题之一。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并非枪炮或监狱，而是一套能够自我这一合理化的机制——它生产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观念”。马克思早就看穿，不平等的“正常化”实际上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催眠，是一套精心编织的隐形幻术，它通过将历史构建为自然，将人际关系物化，最终让身处枷锁中的人以为自己正漫步在自由的田野上。要理解这种“正常感”的来源，首先必须刺破“自由契约”的表象。在现代社会，法律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地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穷人必须为富人工作。这就给不平等披上了一层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外衣：自由选择。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这种自由是双重的——劳动者一方面“自由”得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不再属于领主或奴隶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唯一的商品——劳动力，拿到市场上出售。
在劳动力市场上，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公平。资本家出钱，工人出力，双方签订合同，银货两讫。在这一领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讽刺的那样，是“天赋人权的伊甸园”。在这里，统治者不是挥舞皮鞭的监工，而是看不见的市场规则。当我们拿到工资时，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完成。这种工资形式恰恰是不平等最完美的掩护。它让劳动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八小时的劳动全部得到了报酬。然而，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无情地揭示：在那个看似公平的工资掩盖下，隐藏着一部分无偿劳动。你工作八小时，可能在前四小时就已经创造出了相当于工资的价值，而后四小时，你实际上是在免费为资本家干活。但是，由于工资是以“劳动报酬”的名义支付的，剥削的痕迹被彻底抹去了。在奴隶制下，奴隶很清楚自己是完全被剥削的；在封建制下，农奴也很清楚交给领主的公粮是无偿的。唯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被隐藏在“公平交易”的数字游戏中。因此，不平等不再被视为对他人的掠夺，而被视为市场交易的自然结果。如果你贫穷，那是因为你卖出的劳动力价格低，或者你不够努力；如果你富有，那是因为你投入了资本并承担了风险。这种逻辑一旦确立，不平等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变成了单纯的算术问题。
然而，仅仅依靠经济表象的欺骗还不足以维持长久的稳定。不平等之所以能深入骨髓地显得“正常”，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这是现代人普遍患上的一种认知视障。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取代了。当我们走进超市，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时，我们看到的是价格标签，是物品的属性，却完全看不见这背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劳动过程。商品变成了一种神秘的、似乎拥有独立生命的东西。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更是获得了一种神性。我们习惯于说“钱能生钱”，仿佛货币本身具有某种生物般的繁殖能力。我们敬畏市场，谈论“市场规律”就像古代人谈论“天意”一样战战兢兢。当股市崩盘、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客观的“经济周期”，就像遭遇了台风或地震，而很难透过这些现象看到背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和阶级对抗。
这种“物化”的逻辑导致了极可怕的后果：它将社会结构自然化了。当不平等被视为一种类似自然力的东西时，反抗就显得荒谬且徒劳。你无法反抗万有引力，同理，你也无法反抗市场规律。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意识形态最狡猾的地方——它把历史的、暂时的、由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伪装成了永恒的、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这种错觉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在潜意识里都成为了现状的共谋。我们不再质疑游戏规则本身，而只是拼命钻研如何在规则内胜出。这种心态的普遍化，使得不平等不仅被容忍，甚至被内化为个人奋斗的动力。为了让这种“正常感”固若金汤，社会还需要一套完整的上层建筑来配合，这包括法律、教育、文化、宗教以及当代的媒体。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并不是说资本家每天聚在一起开会策划如何洗脑大众，而是说，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筛选并奖励了那些符合资本利益的观念。
看看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大众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吧。精英主义和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当代最强大的镇静剂。这种观念告诉我们：社会的不平等是基于能力的。如果你聪明、勤奋、有天赋，你就能爬上顶层；如果你处于底层，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或者是你能力不足。这种叙事极其完美地为巨大的贫富差距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它将结构性的不平等转化为个人的道德亏欠。当一个外卖骑手为了不超时而闯红灯，最终发生车祸时，舆论往往会指责他违反交通规则，或者感叹算法的严苛，却很少有人会追问：为什么资本可以通过算法将劳动剥削到极致而不必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思维定势就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它切割了因果链条，将系统性的压迫碎片化为一个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媒体和文化工业日复一日地制造着“白手起家”的神话，将极少数的幸存者偏差包装成普遍真理，让每一个底层的人都产生一种“我也能行”的幻觉。这种幻觉是极其有效的麻醉剂，它让受害者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首先感到的不是对体制的愤怒，而是对自己的羞愧。
马克思进一步洞察到，国家机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看似中立实则偏颇的角色。在现代社会，国家往往以“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面目出现。法律被描述为公正的裁判，警察和军队被描述为秩序的守护者。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掩盖了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当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时，它实际上是在保护之前积累的不平等。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巨大的经济鸿沟面前，往往变成了一句空话。正如法郎士那句著名的讽刺：“法律以其宏大的平等，既禁止富人也禁止穷人在桥下睡觉。”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权，恰恰是不平等实质内容的护身符。它让不平等看起来更加“文明”、更加“有理有据”，从而消解了直接暴力压迫所可能引发的反弹。
不仅如此，不平等之所以显得正常，还在于它深刻地重塑了人的异化状态。在长期的异化劳动中，人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本质的掌控。工人不仅生产了商品，也生产了可以说是用来束缚自己的社会关系。劳动不再是人的自我实现，而变成了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感官和需求都被扭曲了。我们不仅接受了不平等，甚至开始迷恋不仅属于自己的财富符号。我们通过消费来界定自己的存在，通过拥有商品的多寡来衡量生命的价值。当人的价值被简化为交换价值，当“成功”被唯一定义为资本积累时，不平等不仅是正常的，甚至是被渴望的。每个人都想成为剥削者，而不是推翻剥削制度。这种普遍的心理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坚固的防波堤。马克思悲哀地发现，被压迫者往往不仅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的头脑也成为了压迫者思想的跑马场。他们用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用统治阶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虚假意识”使得不平等在受害者的心中也获得了某种合理性。
然而，马克思通过这些残酷的分析，并非为了让我们陷入绝望。相反，他之所以要费尽心力地揭示不平等是如何被“正常化”的，正是为了打破这种正常感。他教导我们，所谓的“自然状态”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既然是历史创造的，那么它就可以被历史改变。如果不平等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的物理法则，而是像奴隶制或封建等级制那样的人为构建，那么它就具备了被推翻的可能性。看穿不平等的“正常化”，是觉醒的第一步。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去审视周遭的一切。当我们不再把工资视为理所当然的等价交换，不再把贫穷视为个人的无能，不再把市场波动视为天灾，不再把法律视为绝对的正义化身时，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旧世界就会裂开一道缝隙。马克思的幽灵至今仍在游荡，正是因为他触碰到了这个体制最敏感的神经。他告诉我们：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不要麻木地接受那个“正常”。不平等之所以显得正常，是因为我们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一旦摘下这副眼镜，你会看到那个巨大的、轰鸣作响的机器，它吞噬着血肉，排泄出金币。而只有看清了这一点，真正的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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