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称号，是社会对个体或集体最高层次的精神褒奖，向来承载着深重的道德重量与历史期许。小岗村十八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私分土地之举，曾被某些媒体称为“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英雄壮举”，不由引发了人们对“英雄”定义与标准的深刻思考。笔者以为，“英雄”称谓的授予，需持以历史之镜、道德之尺与法律之锚，审慎衡量，切不可轻而冠之。
首先，中国传统英雄叙事中，英雄形象往往与集体利益至上、自我牺牲精神紧密相连。从黄继光以血肉之躯堵枪眼，到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再到刘胡兰面对铡刀宁死不屈，这些英雄的共同特质是：在危难时刻，将集体、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乃至家庭之上，其行为彰显的是超越个体生存的崇高价值追求。
这种英雄精神的核心在于“无私”，其行动动机并非出于个人或小群体的私利，而是为了更广大的集体福祉。即便面临生死抉择，也会义无反顾。这种彻底的无私，彰显了英雄行为的纯粹性。
1978年，小岗村民按下红手印，私自分田到户，是不是符合英雄的条件呢？
有媒体称小岗村民是破壁的先行者，“红手印”们代表了一种勇气。在集体生产难以维系温饱的绝境中，他们冒险“分田到户”，这一举动在当时确实冲破了既有体制框架。他们的选择是被生存危机逼出的制度创新实验。这种“破坏性创造”为后续农村改革撕开了第一道口子。
对此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有三：
其一，小岗村人难以维系温饱的原因并非集体生产所致。大寨人在同样的体制下，战天斗地，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向国家缴纳公粮。所以，此说难以成立。
其二，小岗村的自然条件不但不恶劣，而且足以令人羡慕。但是，他们却抱着人均四亩良田的“金饭碗”讨饭吃，何谈生存危机？“被逼”之说岂不荒唐？尤其在成立人民公社之前，中国的农民一直都是“单干”模式，现在竟然回过头来说成制度创新，岂不十分滑稽？
其三，在当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推行农村改革的战略部署，可以说已成定势，小岗村不过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走在了前面而已。如果说硬说他们“为后续农村改革撕开了第一道口子”，未免过于牵强。请问：如果没有小岗村的这一“壮举”，“分田单干”的改革难道就会搁浅吗？
所以，某些媒体把小岗村说成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了。换句话说应该是国家的改革孵化了小岗村，而不是小岗村成就了国家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岗村的“英雄”称号就值得认真考量一下了。
首先，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小岗村的“红手印”们私分土地明显缺乏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在媒体所说的“冒着政治风险”按下手印之前，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舍生忘死的精神，首先做的是排除后顾之忧，也就是用文书形式进行“托孤”，其意是如遇不测，让全体村民抚养其孤儿寡母。这种境界与真正的英雄相比，恐怕就有天壤之别了。想当年，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屠刀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时，董存瑞在敌人碉堡下奋力举起炸药包时，王进喜在危急时刻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托孤，心里想的全部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比之下，小岗村“红手印”们的英雄成分能有几分？
另外，还有一点尤其重要。按某些媒体的口径，小岗村的“红手印”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壮举，关键在于他们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在僵化体制中敢于突破窠臼、探索新路。这就是说，小岗村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违规的，甚至是严重违法的。
今天，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任何“英雄行为”的前提首先是合法合规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应通过合法程序与制度渠道解决，否则就是对法制的践踏。
若如某些媒体那样，一味强调客观，而不讲法制，那么有一个现实问题不能回避。
上世纪90年代末，数千万国企职工在体制改革中下岗，其中不乏双职工。这些曾经为国家建设做出无私奉献的人们，普遍技能单一、年离偏大、再就业空间狭小，失去岗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小岗村那样在法律面前“耍个性”，而是展现出惊人的集体理性：咬紧牙关、擦干眼泪、默默转身，许多人蹬起三轮、摆起小摊，用最原始的方式维持生计。
这种不给国家添乱的选择背后，是深植于中国工人群体的集体主义精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大局紧密相连。相比之下，小岗村“红手印”们的英雄成分还剩几分？
重要的一点，英雄是有示范作用的。那么，我们应该从小岗村“红手印”们身上学习什么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像下岗职工那样忍辱负重，还是学小岗村“红手印”们的不顾一切呢？
综上所述，笔者忍不住想问某些媒体，在加冕小岗村“红手印”们英雄称号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几分思考？是不是需要几分理性？是不是需要实事求是？是不是需要翻一翻媒体人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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