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
长期以来，人们对人性“本善”与“本恶”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老朽则认为初生的“人性”犹如一张白纸，并无所谓善恶之分。白纸变红变黑完全是后天“着色”的效果，人性成善成恶，也完全是后天演变的造化。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直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只不过都是试图对“人性”进行“规范”而已。可是几千年来“不仁”者比比皆是，“非人”者层出不穷。倒是那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见解比较实在。
所以，老朽不惴浅陋，把自己的相关管见和盘托出，以求教方家。
一、“身份标签”下的道德悖论：善恶与党派、种族、国籍无关
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无非以国籍、民族、党派等形式呈现。但是这些“身份标签”在划分群体边界的同时，也往往被误作为道德的分界线。比如有人认为特定国度的人必然阳光浪漫或猥琐自卑，特定党派必然孕育出高尚或卑鄙的成员，特定民族就是天生善良温顺或乖张暴戾等等。这种认知陷入了以“群体身份标签”替代个体实质判断的误区。不知道“身份标签”是根本不可靠的！且不说骗子们总是擅长于以虚假的“身份标签”行骗，即便是那些“货真价实”的“达官显贵”，其“身份标签”与人品德行也不见得完全匹配！比如那些结党营私、贪腐无度，甚至丧心病狂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他们哪一个不是在人前道貌岸然、在台上大义凛然，时时处处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口口声声高喊“保持一致”的口号，好像只有他们才是党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可实际上呢？自己可成有哪怕一点点能够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再比如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机关，法官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然而，最近10余年，全国就有3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50名高级人民法院领导落马；还有人民公安，职能就是维护社会安宁。然而从副部长郑少东往下数，多少头顶国徽、手握权柄的“警官”胡作非为，成了黑恶势力的帮凶、保护伞？医疗卫生系统里本应都是治病救人的天使，谁料竟藏匿着无数“谋财害命”的恶魔？教育本属教书育人照亮未来的阳光事业，却被党内某些权贵以“产业化”“专业化”（不惜学历造假、论文造假、职称造假）政策、加之“毒教材”“毒鸡汤”“独木桥”等等一系列“组合拳”，把老百姓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还有金融监管领域的刘某在任职期间受贿1.5亿余元，退休后仍利用影响力受贿3700万余元，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某国有银行行长吴某挪用公款5.08亿余元，受贿2.74亿余元，严重破坏金融秩序；更可怕的是军内的老虎、国防部的蛀虫……这些人的“身份标签”何等亮丽光鲜！然而高大上的“身份标签”恰恰成了他们作奸犯科的面具！而并非共产党员的吴石，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却能够舍高官厚禄而赴民族大义，是那么决绝，那么刚毅，可谓义薄云天，功映日月。再看看上个月香港宏福苑大火中菲律宾女佣用生命守护幼童的高尚之举，与三十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高喊“让领导先走”的猥琐行为，更是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上，既有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华支援抗日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有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行径；现实中，既有跨国救援中的无私奉献，也有本土公民损人利己，甚至骨肉相残的悲剧。于是我敢断言：“人性”的高尚伟大或卑鄙猥琐，无关党派归属，无关民族国籍等一切“身份标签”，而是在良知与欲望面前的自主抉择，是各自“阶级性”的展示！唯有“阶级性”，才是“人性”的试金石与分水岭！菲律宾女佣绝不会是剥削阶级的小姐，而那些作奸犯科的大小官员，肯定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从严治党，对腐败分子“零容忍”，正是基于个体道德选择的独立性。尽管党的先进性能提供价值指引，但不能替代个人的认知选择与良知坚守。
所以，不可轻信“身份标签”，也没有必要拿它做护身符！
二、“人性”本质的双重维度：正视良知与欲望的永恒博弈
善良与邪恶并非特定民族或群体的专属品质，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在外界诸多因素（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个体特质。苏格拉底认为灵魂能够控制肉体欲望。灵魂是什么？当然就是人的思想意识，是“人性”的“硬核”。这与我们那句“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的趣联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项羽早就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壮志，最终却毅然决然自刎乌江，惨败而不失英雄本色；孙膑虽受刖刑，却以毅力加智慧最终战胜庞涓，报仇雪恨；司马迁甘蒙宫刑之辱，毅然为世界留下了《史记》这样的不朽巨著，实现了“重于泰山”的生命价值；吴三桂就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也洗刷不了他的外在臭名和内心愧悔；而黄继光的勇猛一跃与邱少云的一动不动，更是他们内心光辉的映射。但是，在阶级社会，善与恶的标准是“排他”的。哥白尼的“日心说”明明是科学的真理，却被教会视为异端邪说；岳飞“直捣黄龙”的豪情壮举，非但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却反而屈死风波亭；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中国共产党竟然被蒋介石骂作“共匪”、且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对于吴石将军的遭遇，虽说偶然（叛徒出卖），实则必然（蒋介石的反动本性）。尽管吴石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因为他帮助了共产党，所以非死不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不同的阶级，结论是截然相反的！
当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个体。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表现出善良、正直的一面，但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也可能表现出自私、冷漠甚至残忍的一面；有的人在工作和人际交往中，可能表现得热情、友好、体贴，但背后却可能诋毁、中伤甚至暗算；有些人可能表面上遵循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表现出善良、正直的一面，但内心却可能充满了自私邪恶的欲望……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在进退取舍之间，又何尝没有矛盾心理或不自觉的行为表现？因此，看人一定要看主流，看本质。既要具有阶级分析的思维与目光，又要秉持一种理解宽容的心态，不必动不动上纲上线，更不能凭个人好恶感情用事，甚至以“我”划线搞团团伙伙。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如果离开“阶级”这把尺子去谈人性，必然不得要领甚至发生谬误。
三、超越标签的价值重构：确立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评判体系
构建这样的评判体系，首先要尊重个体的道德自主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道德主体，党派、信仰、民族、国籍可以提供价值参考，但不能替代个人的良知判断。吴石选择为中共工作，并非因为受到强制胁迫，而是基于对民族大义的自主认知；菲律宾女佣舍身护童，也并非源于某种外在要求，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选择。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我们不应过度关注人的“身份标签”。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认知与价值判断做出选择，而选择的结果才是评判其品行善恶的根本依据（是否符合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公认的正义、善良、利他的基本准则）。无论是何种党派、何种国籍的人，只要始终坚守良知底线，抵制欲望侵蚀，不断滋养人民公认的善良与正义，“扫除”内心剥削阶级的“灰尘”，就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自古以来固然有“天生”的好人，但也不乏“弃暗投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生动事例。“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倘若忽视道德修养，放松对私欲的管控，哪怕起点再高，也可能会蜕化变质，陷入卑鄙猥琐、甚至堕落成邪恶之徒。作为党的一大代表、曾经“三人组”领导成员的张国焘，则是个典型的例子。如今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党政官员“前腐后继”，堕落成祸国殃民的老虎苍蝇，更是鲜活的教材。
四、痛定思痛的路径探索极少数与大多数的最终抉择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一说是保罗·大卫）提出的“路径依赖”概念，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说惯性的力量会使某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且轻易走不出去。据说道格拉斯·诺斯还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不妨用国人尽知的实例，来对照检验一下这个诺奖概念的含金量。一是新中国果断枪毙张子善、刘青山这两名曾经的“功臣”，形成的“路径依赖”，换得了之后几十年的官场“清净”；二是“白猫黑猫”理论畅行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了防不胜防的贪腐乱象。当然，前者并不全是“两声枪响”的威力，后者也并不全是一句“理论”的效果。而是两次路径依赖的惯性都得到了不断“强化”。毛泽东时代的“两报一刊”以及从上到下的广播电视，每时每刻无不在强化思想教育、舆论引领，即便是农村的社员，在地头场边的劳动之余，也会通过多种方式接受“正能量”的宣传教育。可是近几十年来情况如何？从教材的审改到许多媒体的“布局”，无产阶级阵地严重“失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各样的“接轨”举措与包藏祸心的西化洗脑，尤其是别有用心的“顶层设计”与五花八门的“心灵鸡汤”，一直在企图模糊乃至颠倒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有意无意强化了“猫论”的路径依赖效应。于是形成了先富者花天酒地，糊涂人混天混地（搓麻打牌养宠物），打工仔昏天黑地（没日没夜）的局面，曾经的“铜墙铁壁”（毛主席认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几乎成了“一盘散沙”，甚至连“钢铁长城”里也钻进了不少利欲熏心的蛀虫，令人不寒而栗！
鉴于此，在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的新时代，我们必须把握路径依赖的主动权，努力促进人人向善，让社会风清弊绝。
对此，老朽觉得起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要多层面强化对“道德修养”的正向引导。
既然人性存在双重维度，就需要加强正向引领，通过思想教育、文化熏陶、制度约束等方式，滋养良知，抑制欲望。对于个人而言，要提倡注重自我修养，树立正确的三观，无论身处何种身份地位，都要坚守道德底线；对于社会而言，应大力弘扬正能量，从低幼读物、中小学教材，到大学教材、讲义，社会媒体广告，都要强调“正面人物”当家，宣传正能量，营造敬重英雄、崇尚善良、鄙视邪恶的社会氛围；对于政党与国家而言，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既为个体道德选择提供正向引导，又通过制度约束防范人性的“恶念”萌发滋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举措，本质上就是希望通过价值引领与制度约束，帮助党员干部坚守良知、践行宗旨、永葆本色、砥柱中流。虽然效果明显，仍需继续发力。
二是要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与力量。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人尽皆知的道理。毛主席一直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并且在延安“窑洞对”中，就信心满满地对黄炎培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所以老人家毅然把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了宪法，这无疑也放大了那“两声枪响”的路径依赖效应。试想一下，如果一直以来的干部选拔任用仍然通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途径，而不是全凭“考试选拔”（单凭试卷是考不出“人性”善恶的），我们的干部还敢称群众为“屁民”、还会发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怪问吗？如果人民群众仍然享有监督政府、检举贪官的权力（不被层层截访），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还会产生这么多老虎苍蝇吗？
人民共和国，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人民大众的支持与监督。
结语
我们尊崇、铭记高尚者，并非因为他们的身份高贵，而是因为他们坚守良知与正义；我们痛恨、谴责卑劣者，也并非因为他们的身份低微，而是因为他们背弃了人类公认的道德准则。
超越党派与国籍的界限，坚守良知，践行善举，这是每个个体的道德责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动力源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的今天，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抛开身份标签的束缚，以人民大众公认的善良与正义为行动指南，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江苏牛夫 2025.12.23
【文/江苏牛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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