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坚持马列毛的阶级分析，竟然成了一件需要小心翼翼的事。
我原以为，这是常识。阶级分析不是情绪，不是口号，而是一把用来剖开现实的刀。可当我把问题放到桌面上时，桌子那头的人却显得极不耐烦。他们不愿意谈生产关系，不愿意谈谁掌握资源、谁承担风险、谁被长期压低在底层。他们更愿意谈民族，谈“我们”和“他们”，谈一种说不清来路、却异常笃定的“吃亏感”。
他们说，少数民族政策让他们不平等了。
这话听上去义正词严，可细想之下，却轻得很。它不指向资本，也不指向权力，只指向另一些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普通人。于是，阶级问题被悄然移走，民族被推到前台，成了一切不满的替罪羊。
我顺着这个逻辑问了一句：那是不是应该从制度本身入手，打破这种被感知为“不平等”的安排？
他们却立刻否定。不是要消除不平等，而是要重新确立一种秩序——一种以“大汉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秩序。他们说得很直白：汉族才是中国的主人。
说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问题已经不在政策，而在欲望。
不是追求平等的欲望，而是成为“主人”的欲望。
我开始感到困惑。我们谈了这么多年人民，谈了这么多年解放，什么时候起，目标变成了争夺“主人”这个位置？什么时候起，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被压缩成了“轮到谁坐上去”的问题？
为了弄明白这一切，我去翻书。
我翻的不是别人的书，是毛主席的书。
我把《论十大关系》找出来，翻到他谈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那一段。毛主席写得很清楚，也很直接：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警惕多数民族凭借人数优势形成新的压迫，要把民族问题放在阶级和整体人民利益的框架中去理解。
这些话并不激烈，甚至称得上克制。可就是这样一段话，却让我看见了真正刺眼的一幕。
有人看了之后，直接骂了一句：
“放屁。”
不是反驳，不是讨论，不是提出不同理解。
就是骂。
骂的对象，也不是我。
而是毛主席。
那一刻，我的困惑突然变成了清醒。
原来，他们并不是“不理解”毛主席的民族立场，
他们是无法接受。
因为毛主席反对大汉族主义，等于堵死了一条路——那条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优越感的路。毛主席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任何民族内部都存在阶级差别，这些话，恰恰击中了他们最不愿面对的地方。
他们想要的，不是分析，
而是确认。
不是解放，
而是资格。
鲁迅早就写过这样的人。他们对黑暗并不陌生，却只在意黑暗是否照在自己身上；他们反对不公，却从不反对不公本身，只反对自己没有站在受益的一边。
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不是因为他偏向少数民族，
而是因为他看得太清楚——民族主义一旦脱离阶级分析，就会成为新的压迫工具。
共产主义追求的，从来不是让某一个民族翻身去压另一个民族。
它追求的是，让所有被压迫的人，不再被压迫。
可今天，有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他们嫌阶级分析太复杂，嫌理想太遥远，更嫌把矛头指向真正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太危险。相比之下，把愤怒投向“另一族”，要安全得多，也轻松得多。
于是，毛主席的话成了他们眼里的“放屁”。
不是因为这些话错了，
而是因为这些话，让他们当不成“主人”。
当反对大汉族主义都要被嘲笑，
当阶级分析被有意回避，
当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被缩成争夺身份的游戏，
那不是理论过时了，
而是有人，已经悄悄放弃了最初的理想。
而我想说的是：
如果一个人连毛主席关于民族与阶级的基本立场都无法接受，
却又张口闭口自称继承者，
那他继承的，恐怕不是思想，
而只是一个方便自己站高一点的空名号。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谁是主人”。
真正的问题是——
这个社会，究竟还要不要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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