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再是学者们追求真理的殿堂，而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名利场。与之相反，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改造世界、推动历史朝着共产主义社会方向发展、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因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丹尼尔·贝尔有一句名言：“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
壹
2025年12月，据浙江大学官网信息更新，26岁的闵超已成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这个消息一出现，瞬间在互联网上掀起了关于学术公平的大讨论。
为什么会引起大众的讨论呢?
在闵超身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标签：26岁、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寒门等等。
正是这些标签化的符号，在人们头脑里留下深深的印记，便于传播和热议。
让人们不禁思考：凭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
正好有读者让我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因为我也在研读马列原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跟闵超属于同赛道。只不过，一个在庙堂之上，一个在庙堂之外而已。
但这个事件比其他类似的事件更值得人们思考，比如之前的协和董小姐事件。
贰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闵超的成长和求学经历。
闵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999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一个农民家庭，2017年考入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本科，2020年，闵超以综合专业第一推免至浙江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同年10月，闵超接到了来自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2021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学位，他的老师时任学院院长刘同舫，2023年转法学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2025年成为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毕业即博导。
他从硕士入学到成为博导，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同一个学院，同一位导师，即长江学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院长刘同舫。
叁
这个故事看起来很励志。
一个来自河南小县城的农村孩子，通过努力学习，在26岁就站上了学术金字塔的顶端。
但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时间表，就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巧合。
2021年11月19日，刘同舫开始担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同年，闵超从郑州大学保研进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年，刘同舫担任院长的第三年，闵超从硕士转为硕博连读。
2025年7月21日，刘同舫卸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职务。
刘同舫卸任三个月后，他的学生正式入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博士生导师。
这个时间表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精确。
老师在任期间完成对学生的全程培养，在卸任前完成关键的学术资源配置和成果包装，在卸任后三个月完成学生的安全着陆。
其实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
肆
背后的关键涉及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以及掌握评价标准的人。
闵超的老师深谙学术圈的规则，同时他也是圈内的既得利益者。
在业内，学术成果的量化考核，依然是发表多少篇论文，每篇论文的影响因子是多少，主持多少个项目，获得多少项奖励等等。
因为这些都可以用数字来衡量。
表面上，这是学术评价的科学化;实际上，这是学术生产的工业化。
现在的学术评价，就像工厂计件工资，论文成了产品，学者成了工人。
1998年，中国启动了985工程建设，全国高校开始了疯狂的人才军备竞赛。
同时，所谓的长江学者、杰青、优青等各种人才计划也是层出不穷。
这些人才计划的初衷是好的。
因为可以吸引和培养优秀学者，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竞争力。
但在现实的操作中，它们慢慢变成了学术资源分配的机制。
谁拿到了人才计划的帽子，谁就能获得大量的经费、项目、招生名额，谁就能在学术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
于是，在学术圈各种乱象开始出现了。
学者们开始热衷于申请各种人才计划，开始学习如何包装自己的成果，如何在评审中脱颖而出。
对于他们来说，学术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包装能力、公关能力、人际关系。
各种学术不端事件开始频繁曝光，例如论文抄袭、数据造假、买卖论文、挂名发表。
学术GDP主义成为学术圈的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级别，成为衡量学者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这样的环境下，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开始变化。
师生关系越来越像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学生背后称呼导师为老板。
这些“老板”掌握着项目经费、论文发表、职位推荐等核心资源，学生则为他们的项目打工，为他们的论文做基础工作，成为他们学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环。
伍
2018年，刘同舫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长江学者的称号，对于刘同舫来说，既提升了学术地位，又获得了资源分配权力。
一个长江学者，可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每个项目经费高达几十、上百万，乃至上千万。
同时，还可以在各种评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长江学者往往会被委以学术管理的重任，有机会成为校长、院长、中心主任等。
而他们一旦掌握了学术管理权力，就意味着掌握了人事任免、资源分配、项目审批等核心权力。
这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结合，为学术圈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各种利益交换的土壤。
2021年11月19日，刘同舫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他身处院长的位置，意味着对这些资源和权力的直接控制。
同年，闵超从郑州大学保研进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刘同舫的硕士研究生。
2022年，闵超在硕士一年级，这一年他没有发表任何学术论文。
这比较正常，硕士一年级的学生，通常还在打基础，学习理论，阅读文献，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学术研究。
但到了2023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闵超从硕士转为硕博连读，他开始密集发表学术论文。
根据万方数据平台上披露的信息，闵超在博士期间以独立作者身份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山东社会科学》、《思想理论教育》、《江苏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
其中一篇“马克思1848年法国革命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于2025年1月24日，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上，作为其博士学生生涯的结束的标志。
而《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顶级期刊，属于CSSCI来源期刊。
2023年，其中有4篇论文发表在这些顶级期刊上。
他是如何做到的?
陆
2025年7月21日，刘同舫卸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职务。
在刘同舫担任院长的四年里，他完成了对闵超的全程培养，而闵超所有的学术资本积累也在这四年内完成。
刘同舫卸任三个月后，2025年10月，闵超正式入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衔接得如此完美。
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不在于闵超个人，而在于他背后的那套学术权力代际传递的运作机制。
这套运作机制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塞人”。
何为“塞人”?
是指通过导师权力、学术关系网络等，将自己的学生、亲属或关系户安插到重要学术岗位的行为。
这种现象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严重，已经形成了一套默契的、心照不宣的操作模式。
这种模式基本可以总结为以下步骤开展：
第一步：选择性招生。
老师在招收研究生时，往往会优先考虑身边的人、亲友的人或者有利益交换的人等。
众所周知，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之前，首先要联系需要报考的老师，只有得到老师许可之后，才有可能考到老师门下就读。
因此，是谁向刘同舫推荐了闵超?这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步：资源倾斜。
一旦确定了自己人，且是导师认定的所谓接班人之后，导师就会动用各种资源进行培养。
例如，让学生参与自己的重大项目，挂名即可获得项目经历。
同时，利用自己的学术网络帮助学生发表论文，推荐给熟悉的期刊编辑或审稿人。此外，安排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积累学术资历。
所以，闵超要想更进一步，首先就是要拿到这些入场券，例如顶刊论文、关键奖项等。
而在人文社科这个领域，这些指标相对于自然科学类，更容易获取，因为评价过程更为主观，而且是圈内人互相评价。
例如，曾经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贾平凹女儿贾浅浅，尤其是她的代表作《尿》，引得圈内众人吹捧。
第三步：成果包装。
在关键的时间节点，比如申请人才计划、参与职位竞聘前，老师会帮助学生进行系统的成果包装。
第四步：关系运作。
学生在申请职位或人才计划时，很多老师都会动用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为其进行运作。例如，通过给评审专家打招呼，利用自己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施加影响，甚至有的人直接参与评审过程。
第五步：安全着陆。
在合适的时机，往往是导师权力影响力尚存，但已避开直接任职的敏感期，完成学生的安全着陆。
最让人们痛恨的是，以上操作路径，完全可以在所谓“合理合法”的规则内完成。
这种将自己的学生安插到重要岗位，完成了学术权力的代际传递，而且这种代际传递规避血缘传递的诟病。
这种塞人的操作，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益交换链。
从招生、培养、包装到安置，“塞人”的每个环节都有成熟的操作模式。
这种模式正在被不断复制和传承。
以上就是我们当下见到各种利益交换中最典型、最隐秘的一种方式。
他们通过代际交换利益，来巩固利益，最终形成各种门阀、学阀、文阀、艺阀等等。
柒
文章开头，谈到闵超事件背后远超以上利益交换层面的意义。
以上只是揭示了一个所谓圈内人垄断关键资源的现象。
我更为关注的是刘同舫和闵超的一个共同标签，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群体，绝大多数是统治阶级的应声虫、马屁精。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当下中国马院的角色和定位。
要了解马院的角色和定位。
我们可以从刘同舫过往的往学术研究之路和主持过的研究课题，略知一二。
从百度百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2014年，他主持过国家级“中国梦与人的全面发展新诠释”项目;
2016年，他主持过国家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项目;
2016年，他主持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关系研究”项目。;
2019年，他主持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项目;
......
而这些一个典型的政策诠释型研究课题。
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提出的抽象概念。
刘同舫的研究，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一理念提供所谓理论支撑和学术包装。
从实用主义视角，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首先，选题政治正确，不会有任何风险。
其次，资源充足，因为统治阶级需要知识分子为他们唱赞歌，给他们充足的研究经费。
最后，容易出所谓的成果，可以组织团队批量生产论文、专著，同时这类研究往往能获得各种官方奖励。
果然，到2024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项目结项并获得优秀等级。
从迎上献媚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马屁精式的操作。
而这种现象在当下“马院”已经蔚为大观了。
众所周知，中国“马院”升迁的评判标准，不是看谁更懂马克思主义，而是看谁更懂“与时俱进”。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模式，何谈追求真理?
这些人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几十年，是不懂马克思主义吗?
不是的，他们也许很懂，但他们更精通实用主义思想，因为可以为自己获取极大的物质利益。
捌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对现实矛盾的深入分析来发展理论。
而我们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睁着眼睛看看当下有多少人在996工作，有多少人被资本家压榨吧。
对于这些现实性的问题，他们是不愿看的，如同把头埋进沙漠里面的鸵鸟一样，他们只会研究那些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词句。
在刘同舫诸多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研究中，他的任务不是批判性地审视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而是论证其合理性、必然性和优越性。
同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行联系起来，表面上是理论创新，实际上往往是生硬的概念嫁接。
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等核心概念，而这些理论如何能够直接用来解释和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
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来说，人类社会未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时，均处于阶级的社会(原始公社除外)。
而在阶级的社会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抽象的、虚假的符号，在实用性方面，甚至不如民族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他们说的这句话，不是简单表达“历史中有阶级斗争”，而是直白指出阶级对立是阶级社会的组织原则，决定社会结构和物质利益分配。
所谓“全社会”、“全人类”的叙事，在阶级社会中都只是遮蔽这种对立的抽象概念。
因此，只要阶级还存在，就不可能有现实的全人类共同利益。
正如，毛主席曾在批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稿时，就明确指出“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
马克思也反复否定抽象的人类，在社会中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阶级人。
正如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中，他直接点名批判那种抽象人类的观点，他说“所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地、孤立地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换句话说，只要社会关系是阶级关系，人就必然以阶级存在的方式出现。这意味着所谓“人类”的共同性，被阶级利益从内部撕裂。而抽象的“人类”概念在此阶段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包装，比如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整体利益、文明叙事等等。
因此，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人类共同体”语言，大多是某个阶级的普遍化自我呈现，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共同体。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也讽刺过那种空谈“人类”的观点：
“只要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有，劳动者被雇佣，就不存在什么全人类共同利益，只有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
列宁在多篇文章中专门批判“抽象世界主义”指出，所谓“世界主义”，如果脱离阶级立场，只能是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人类的命运是分裂的。
一方面是剥削阶级维系统治的命运;另一方面是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命运。
那有没有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有，而且只有在阶级消亡之后，“人类”才获得现实内容，而不是抽象内容。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要等到阶级消亡之后，比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里就是在定义一个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
首先，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对立;
其次，个人自由发展与他人发展不是你增我减，而是相互成就;
最后，生产资料公有，剥削关系消失，全人类才可能在根本利益上真正趋同。
在那之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只能作为一种抽象性的概念，而不是对现实社会结构的真实描述。
以上是革命导师们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论述，还有很多，就不再列举了。
综上所述，在阶级社会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上并不存在，只有阶级命运的对立与斗争;任何把特定阶级或国家集团利益包装为“全人类利益”的做法，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普遍化。只有在阶级消灭、剥削终结之后，“人类”才会从抽象的概念变成现实的共同体。
玖
随着闵超事件在互联网上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立场、角色及定位是什么呢?
这才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使命是培养革命者，培养拥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
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而不懈奋斗。
而1979年，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使命开始转变，从培养革命者转向培养伪马克思主义理论者。
但这个转变也带来了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被阉割。
自此马克思主义在世人面前，从改变世界的武器，变成了粉饰世界的化妆品。
更为讽刺的是，这种变化，恰恰发生在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学院里。
但今天，马克思主义学院本身就成了异化的典型。
它不再是学者们追求真理的殿堂，而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名利场。
与之相反，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改造世界、推动历史朝着共产主义社会方向发展、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因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无产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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