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皇汉”的质疑，并非针对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向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旧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本质，是民族主义用于进行排他性人群划分的具象符号。例如，当我提出不同意见时，就被扣上“满遗”、“汉奸”等帽子，这正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对立思维，违背了人民史观的基本立场。
无论是“皇汉”思潮还是“大国主义”，危险根源都在于用抽象的民族符号取代具体的人民利益。民族主义的矛盾性，本质上是“抽象精神崇拜”与“人民现实需求”之间的冲突。它在历史上曾承担过反殖民斗争中凝聚人民的旗帜作用，但一旦被统治阶级或外部势力所利用，便会异化为掩盖真实阶级矛盾的工具，从服务人民的进步力量滑向阻碍解放的反动角色。
分裂的根源，在于旧形而上学将“民族”从人民实践中抽离。因此，对民族主义的扬弃绝不能停留于表面修正，而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我们必须从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出发，解构其唯心内核，以人民史观为标尺，清算其服务于抽象符号、压制现实民生的特性，从而阻断极端思想出现的可能。
一、旧形而上学民族观的唯心本质
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可视为旧形而上学民族观的代表。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将国家定义为“伦理理念的现实”，而“民族精神”则是其核心，是“绝对精神在人类社会的外化形式”。
19世纪德意志的统一进程，被唯心史观包装为“民族精神的胜利”。但唯物史观揭示的真相是：推动统一的根本动力，源于工商业者对统一市场的需求、农民对摆脱封建割据的渴望，以及工人阶级对共同体的诉求。这些具体的人民利益，才是“民族统一”的物质根基。黑格尔的理论却将这段历史抽象为“历史使命”，俾斯麦正是利用这种唯心叙事，以“铁血政策”实现统治阶级主导的统一。这种将人民工具化、将民族精神神圣化的逻辑，正是旧形而上学民族观的典型特征：用精神决定论掩盖物质利益，用集体符号压制个体价值。
旧形而上学民族观的致命缺陷，在于将“民族”从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剥离，赋予其超历史的永恒本质与至高权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已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民族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本不是独立于人的精神图腾，却被唯心史观塑造成压制个体的工具。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在近代转化为“民族至上”，本质都是用抽象权威消解人民主体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民族观的革命。他们抛弃了“从观念解释民族”的唯心路径，确立了“从人民实践解释民族”的唯物主义方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谓“民族利益”，只有当它与工人、农民等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时，才具有真实意义；一旦沦为统治阶级的包装，便会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假共同体”意识形态。
二、民族主义的双重面孔：进步性与危险性
民族主义的危险性，根源于自带的“唯心基因”。“民族”作为客观社会范畴本无错，但一旦脱离唯物主义约束，极易被包装成抽象信仰。缺乏系统哲学训练的群体容易陷入误区，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唯心叙事更具煽动性：它将自然的民族情感升格为“至高价值”，用集体符号掩盖阶级差异。
1.进步性
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从“驱逐鞑虏”到“全民族抗战”的演进，体现了人民史观对旧民族观的改造。孙中山早期的民族纲领仍带有汉族中心色彩，而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为“各民族一律平等”，通过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使民族主义真正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解放旗帜”。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样证明，那些成功实现独立与发展的国家，都遵循了“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相统一”的原则。
2.危险性
民族主义一旦脱离人民立场，便会滑向极端。纳粹德国将“民族精神”异化为“种族优越论”，其核心正是唯心民族观的余毒。统治阶级利用民众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将唯心叙事包装成“真理”，最终导致种族清洗与战争。冷战后巴尔干半岛的内战亦是如此，当民族主义的唯心本质未被彻底批判，历史上的族群差异便被轻易转化为血腥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资产阶级政客用“中国威胁论”等民族主义叙事转移国内矛盾，将“美国优先”包装成民族利益。但事实是，贸易战并未提升底层工人的就业，垄断资本的利润却再创新高。这证明脱离人民利益的“民族利益”，不过是资本的遮羞布。
国内的“皇汉”思潮，同样是旧形而上学民族观的复现。它无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与贡献，以及当代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复兴为名，却将宏大的民族符号置于现实的民生与分配问题之上；以“爱国”为幌子，却总在煽动族群对立，为资本转移矛盾提供了条件。这完全背离了人民史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
三、扬弃之路：以人民史观重构民族认同
破解极端民族主义的症结，在于进行“彻底批判”。民族主义作为历史产物会长期存在，但“存在”不等于“合理”。扬弃必须以彻底批判为前提：必须清算“民族符号神圣化”、“民族利益抽象化”的唯心谬误，同时保留其“凝聚人民”的积极功能。
转化的核心方向为，从“抽象符号认同”转向“具体利益认同”，让民族认同与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需求深度绑定；从“单一民族认同”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让民族团结建立在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上。这一切的前提，是彻底确立“人民利益是唯一标尺”——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只源于它是否服务民生；民族政策的有效性，只取决于它是否解决群众需求。
“文化优越论”这类唯心论调，正是批判不彻底的产物。它将传统文化从“人民实践结晶”异化为“民族精神载体”，忽视了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创造”。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源于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与文化交流中的实践，而非抽象的“民族天性”。
结语
在历史变革时期，更要确立人民的绝对主体地位。这不是要全盘抛弃民族主义，而是要剥夺其“脱离人民的独立话语权”。旧形而上学的所有花招，核心都是用集体符号架空人民。而彻底批判，就是要将这种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民族是人民的集合体，而非人民的统治者；民族利益是民生福祉的总和，而非抽象的“大义”。
民粹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所有极端乱象的病根都源于“批判不彻底”。评价民族主义的最终标尺，从来不是“是否高举民族旗帜”，而是“是否服务于人的发展”。彻底批判的意义正在于此：用唯物主义解构虚幻的民族神话，用共同利益夯实真实的民族认同，让民族主义永远服务于人民，而非凌驾于人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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