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新疆笑话，有一天巴依老爷想刁难阿凡提，拿着块布料去阿凡提的染坊：
阿凡提： 巴依老爷您好，您要染什么样的颜色呀？
巴依老爷：嗯！唔！我要的颜色么……，不是红色，不是黄色，不是蓝色，不是绿色，也不是黑色和青色，连白色也不是……。
阿凡提： 嗯！可以！
巴依老爷：什么时候可以来拿呀？
阿凡提： 嗯！唔！这一天么，不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二，不是星期三，不是星期四，不是星期五，不是星期六，连星期日也不是……。
巴依老爷：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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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比如计算机软件设计――大量使用否定式定义，比如“非0”就是“1”，“非1”就是“0”，这种否定式使思维显得非常逻辑和简约。然而在文化的绝大部分领域需要肯定式，否则文化就难以蔓延和传播。但在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人们常见否定式思维和否定式定义，在技术甚至工具方面亦是如此。由此，人们在技术甚至工具方面思考问题时不得不上升到哲学追问，中国文化为何如此？
对这个文化现象，许多哲人给出不同解释，民科哲学家王东岳老师有个解释，他说中国表意文字是这个原因的源头，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目视这个文字就能理解他的意义，因此无需定义；表音文字目视不能理解意义，就需要定义。比如大家公认德国人思维严密，从他的语言就能体现出来，他的一句语言中往往嵌套好多层定语，就是用来定义的，于是就苦了翻译家们。
我是赞成王东岳此说的，但亦有保留意见，追踪中国早期文化，他的语言中保留了大量肯定句式，文言文句式中大量的“…某某者，某某也…”痕迹就是证明；既使表音文字系统，也不完全同于德国思维――比如与德国文化渊源最深的“盎格鲁-撒克逊”也即英语文化，他就较少“多层嵌套式”句式，因此语言与文字确实存在某种对应，但不是一一对应，对应关系非常复杂，需要深入研究。
我总的看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进程会严重影响他的语言习惯和思维形式，甚至包括语言句式中“肯定式”或“否定式”使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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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央提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我本人技术出身，当然第一时间本能就将这个中央意见纳入“技术”甚至“工具”领域，意欲一探“全国统一大市场”究竟。可查遍网络资源和文章，大都缺乏“全国统一大市场”肯定式回答；还好，我的同事和搭档们还在，向他们讨要一些资料，清晰多了――因为他们要靠这些资料“下一步”、“下一步”去操作的。
对大多数人，这类否定式思维不必过于追究，但对特殊身份的人，要求他们更严谨些是应该的――比如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从事研究的人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丁一凡在网络有篇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能歪解为“计划经济”》，很有这样的味道，文中大量的否定句式，竟然没有一句“全国统一大市场”肯定式定义。这是很不该的。
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从事研究的人们，这个要求算过高吗？
我揣摸，中央这个提出很可能出自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至少是个重要参与者），那么这个所的研究者们理应以清晰的语言和句式向人们普及这些方面，至少从文本的组织方面应该更严谨；否则非但不能起到好的普及效果，很可能起到相反效果。
是这样吗？
这篇文章反复读，越读越象政论文，从头读到尾让人稀里糊涂何谓“全国统一大市场”，倒是苦言告诫人们“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你不告诉人们“是什么”，却要求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莫非把人当傻子，把人当机器吧？
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的人们更应该体现他们的技术特征，甚至更应该表现某种工具性，政论和争论的场所多的是，请不要在这；究竟害怕些什么呢？吞吞吐吐，在不该的地方呕吐！在新娘子饭桌旁呕吐！事实上该“计划”的场合就应该“计划”，该“市场”的地方就应该“市场”，这么高档次一个研究所，理应深入研究告诉人们“什么该”，“什么不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为什么”，政论不能取代这些。
真的，不应该在技术领域从事政治投机，中国走过的弯路太多了，经不起多折腾了――就从“技术”与“政治”两分离开始吧，就从丁一凡老师的文章开始吧，就从丁一凡老师的文本结构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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