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时代的住宅建设，绝非孤立的工程议题，而是关乎社会结构重塑、资源均衡分配与全民共同发展的系统性实践。它根植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制度土壤，依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最终指向“人人享有适宜居所”的终极目标。
福利筑基：共产主义住宅建设的前提支撑
社会主义进入高级阶段的核心标志之一，是“四免福利”体系的全面落地——免费教育消除知识获取的经济壁垒，免费医疗破解健康保障的后顾之忧，公益养老构建终身生活的安全网，基础生活资料按需分配，消解人们最后一道生存压力。当这些基础保障成为社会常态，住宅建设的参与者便摆脱了“为生计奔波”的束缚，能够以更纯粹的集体责任感投入建设事业。这种“无后顾之忧”的状态，不仅释放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更重塑了建设行为的价值导向：从“为报酬工作”转向“为共同生活创造”，为大规模住宅建设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
农产品保障：大建设的物质根基
共产主义时代的住宅建设，是覆盖全国的历史性工程，其规模远超任何单一时期的建设浪潮。在取消货币工资、实行按需分配的初期阶段，支撑建设者生活的核心力量，必然是丰富的农产品供给。这要求共产主义新农村与人民公社建设，必须以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通过集约化种植、机械化耕作与科学育种，实现粮食、蔬菜、肉类、禽蛋等生活必需品的持续盈余。这些农产品不仅要满足建设者的日常饮食需求，还要通过统一调配，解决跨区域建设中的后勤补给问题。可以说，农产品的充足程度，直接决定了这场全国性大建设的推进速度与可持续性，是维系千万建设者战斗力的“粮草”。
建材工业：撑起住宅建设的骨架
住宅建设的物质载体，离不开钢铁、水泥、铝材、玻璃等基础建材。共产主义时代的住宅建设，绝非局部地区的零星工程，而是覆盖城乡、兼顾平原与山区的全域性开发，这对建材工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因此，建材工业必然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力量”：一方面，通过技术革新实现生产效率的飞跃，例如新型环保水泥的规模化生产、高强度钢材的低成本冶炼；另一方面，通过全国性的生产布局，在资源富集区建立大型建材基地，配合高效的运输网络（如重载铁路、内河航运），确保建材能够快速输送到各地建设前线。这种“异常强大”的建材工业，不仅是建设需求的被动响应，更是主动推动住宅建设标准化、模块化的核心力量，为各地住宅质量的均一性提供保障。
发展方向：重构城乡人口格局
市场经济下的城镇化模式，往往通过公共资源与产业的集中化，形成“城市虹吸农村”的效应——优质学校、大型医院向城镇聚集，工商业在城区扎堆，迫使农村人口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向城镇迁移。其结果是城市的过度拥挤与资源紧张，与农村的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形成鲜明对比，尤其在偏远山村，“空心化”现象更为突出。共产主义时代的住宅建设，将彻底扭转这一失衡格局：通过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在农村地区同步建设高水平学校、医疗站与文化设施，消除“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通过产业分散化布局，将适宜山区发展的轻工业、生态农业、旅游康养产业引入乡村，创造本地化就业模式。这种变革不仅会终止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单向流动，更会引导城市人口向农村、特别是生态优越的山区迁移，形成“城乡互补、全域繁荣”的新局面。住宅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城市扩张”转向“全域均衡开发”，让山区、乡村成为宜居新选择。
旧宅利用：反对浪费的务实态度
共产主义建设强调“物尽其用”的节约原则，住宅建设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存量住宅，绝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推倒重来策略：平原地区的老式民居，若结构稳固、采光通风良好，可通过翻新改造融入新社区规划；山区的传统建筑，若承载着地域文化特色或具备生态适应性，更应作为历史遗产加以保护性利用。判断标准只有一个——“质量与适用性”：只要能满足现代居住需求，且无需大规模改造即可使用，就应保留修缮而非拆除。这种态度既避免了建材与人力的无谓浪费，也尊重了居民对原有居所的情感联系，更通过差异化改造，让不同区域的住宅保留各自特色，避免“千城一面”的同质化问题。
统筹与分责：全国一盘棋的协作机制
共产主义住宅建设的“全国性”特征，决定了必须建立“中央统筹、地方分责”的高效管理体系。中央层面的核心职责，在于把控战略性资源的供给：通过计划调配，确保钢材、铝材、水泥等通用性建材的全国均衡分配，避免局部短缺或过剩；制定统一的建设标准与质量规范，为各地提供技术指导。地方层面则需发挥“在地优势”：结合本地区的气候条件（如南方的防潮设计、北方的保暖需求）、地形特征（如山区的依山而建、水乡的临水布局），制定具体的建设方案；利用本地资源（如山区的石材、林区的木材）开展辅助建设，降低对外来建材的依赖。这种分工模式，既能避免“中央包揽一切”而力所不能及，也能防止“地方各自为政”的资源浪费，让中央与地方形成建设合力。
全民动员：人民战争式的建设热潮
全国性的住宅建设，本质上是一场“为全民谋福祉”的集体行动，必须依靠“人民战争”的动员模式。在不影响农业生产、工业运转等基础工作的前提下，通过“志愿参与+轮值支援”的方式，组织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投身建设：工人利用生产间隙参与建材加工，农民在农闲时加入工地劳动，知识分子提供规划设计支持，学生群体参与社区配套设施的辅助建设。这种动员不是强制摊派，而是通过“集体荣誉感”与“共同愿景”的引导，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建设成果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从上到下的思想统一、从内到外的行动自觉，将形成“上下同欲”的建设氛围，使住宅建设成为凝聚全民共识的“民心工程”。
规划标的：构建完整的生活共同体
共产主义时代的住宅建设，绝非单纯的“盖房子”，而是要打造功能完备、宜居宜业的生活共同体。其规划蓝图必须包含八大核心要素：学校与幼儿园保障教育公平，医疗站实现健康就近守护，食堂与购物中心满足日常饮食与物资需求，礼堂承担集体活动与文化传播功能，运动场助力全民健康，居民住宅则作为核心载体，确保户型合理、环境舒适。这些设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科学布局形成“15分钟生活圈”，让居民无需长途奔波即可满足基本需求。更重要的是，所有建设都必须坚守“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原则——从地基处理到建材选用，从施工监管到验收标准，每一个环节都不容马虎，因为这些建筑承载的不仅是居住功能，更是对未来生活的长久承诺。
工分制度：规避风险的长效机制
全国性大规模建设若依赖货币体系，极易引发两大问题：一是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破坏民生稳定；二是利益诱惑滋生腐败，侵蚀建设公平性。共产主义时代的住宅建设，将通过借鉴生产队时期的工分制度破解这一难题。工分以劳动量为计量标准，建设者的付出转化为相应分值，再依据分值从集体中获取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只要生活资料储备充足，工分即可脱离货币独立运转，避免大规模建设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同时，工分的透明化核算（按劳动强度、技术难度、时长等公开标准评定）能杜绝权力寻租空间，从制度层面遏制腐败。可以说，工分制度为长期、大规模的住宅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操作系统”，确保建设进程既高效推进，又不失公平与廉洁。
最后需要说明：这一解决住宅问题的宏伟蓝图，诞生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其具体实施则立足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历史实际。即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全面展开。当这项全国性的重大工程基本完成之时，就意味着新的“四免福利”——教育、医疗、养老、住宅——得以全面实现，标志着社会福利制度迈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人类将正式步入共产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住有所居，更是居而无忧，迈向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崭新阶段。
第三十二篇*《从货币工资到劳动工分：历史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经济交换媒介和劳动分配制度的演变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与人民生活。从原始社会的无货币状态，到货币随着商品交换逐渐兴起，这无疑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货币在促进商品流通、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了连接生产与消费、跨越时空进行资源配置的关键纽带，极大地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拓展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范围。
然而，随着社会的演进，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后，货币的负面特性逐渐凸显。货币如同土地一般，天然地倾向于强者、权势者和资本。就是说，货币具有亲强者、亲资本特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货币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成为了工商业资本获取利润、剥削无产阶级的有力工具。
货币还催化了借贷资本的膨胀，豢养出以食利为生的阶层。他们通过高利贷长期压榨贫苦人群，以表面“合理”的利息掩盖实质的反动与残酷。急需资金周转的弱势群体，常在巨额债务中越陷越深，难以翻身。社会阶层趋于固化，贫富悬殊演变为一道难以跨越的深渊。
在金融领域，货币也为金融诈骗提供了温床。股份公司上市圈钱、融资平台设局欺骗，大量证券成为对赌标的。他们借助货币的流通性，精心设计各种陷阱，骗取投资者的钱财，使许多家庭辛苦积累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货币成了一些人大规模掠夺财富的有效媒介。
不仅如此，货币还充当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工具，甚至被卖国势力利用，将国内财富大规模截留或输往境外。他们利用外汇操作、离岸交易、海外购产等手段造成国内资源流失，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也使我国经济发展成果无法惠及普通民众，结果财富外流、资源浪费、经济空转。
权力与货币的结合更构成对社会公平的双重腐蚀。一部分人利用职权直接敛财，或官商勾结牟取暴利，历次曝光案例极其惊人，严重破坏竞争环境、败坏政治道德。另一方面，官僚资产阶级还能通过财政与税收政策，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特权化，而将税负转嫁民众。
货币之于社会，助长商业投机与特权。一些人或设计投机性赌局，引诱百姓上当。譬如商品房投机中就隐藏着重大的财富窃取行为；或掌握商品流通环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得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而凄苦劳作的农民往往难以获利。这在农产品初级方面表现尤其显著。
综上所述，在阶级社会里，货币天然亲强者、亲资本的特性，成为了劳苦大众遭受窃取、剥削、掠夺的重要因素。因此，只要货币存在，就有强者掠夺，就有资本剥削，就有官僚腐败，就有官商勾结，就有阶级分化，就有社会寄生虫，劳苦阶级必然会遭受持续盘剥，难以成为社会的主人。货币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有力工具。
因此：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托计划经济，在不断提升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按需分配的范围达到收缩商品生产，抑制货币的消极作用，最终为取消货币准备条件。
同时，应及早建立和完善劳动工分制度，以劳动工分作为计量与分配的手段，直接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如此，社会强者再无法借助货币实现资本收益，欺骗、投机和财富转移的通道被彻底封死，从而彻底斩断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者、金融诈骗者、官僚、讼棍、黑社会、投机倒把分子们伸向劳动大众的黑手。
劳动工分制，原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期衡量劳动和分配报酬的单位，具有三重内涵：既是劳动数量和质量的体现，也是分配结果的依据，还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管理方式。因此，它既是一种生产与分配制度，也是一种经济与组织制度，在当时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集体经济中发挥出重大作用。
工分制让劳动者挺直腰板，从根本上维护了工农群体的利益，为劳动者的彻底解放铺设制度基石。事实告诉我们：唯有以平等的劳动估分为机制，才能阻断剥削与掠夺。工分制，正是维护此种平等的最佳途径。
新中国集体化时期推行的工分制，不仅在人类史上书写了前所未有的公平，也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大江大河的治理、八万六千多座水库的建设、大寨梯田、红旗渠……这些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奇迹，正是工分制下社会公平与集体意志的结晶。若放在市场经济货币体系之下，这些工程因短期利润不明、成本高昂，几乎难以实现。
回望货币的哲学轨迹：它诞生于物质匮乏时期，而也必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时退出历史。货币诱发卑鄙、滋养恶毒、加剧残忍，催生无数社会矛盾与悲剧。只有摆脱货币带来的剥削机制，劳动大众才能成为真正自由、平等的个体，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高级和谐与全面解放。
货币有其生，亦必有其死。它生于匮乏，死于发达。货币仅是人类发展某一中间阶段的产物。而从货币工资走向劳动工分，看似分配形式的变迁，实则是人类迈向公平正义的关键跨越。它标志着社会正由剥削与不平等的阶级结构，转向以劳动者解放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步，虽微却巨——它奠基的，是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未来。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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