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大教授，党支部书记，硕士生导师。这不是冲动，这是殉道。
1992年，北京。
压垮他的，是前一天会议上，一个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词。
我总会想起那个凌晨。
他办公室的窗户还开着，桌上的大衣叠得整整齐齐，旁边的收音机关着，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出去抽根烟，或者散个步。
何其冷静，又何其惨烈。
他一辈子的理论，一辈子的信仰，一辈子的坚持，好像一夜之间，被自己最信任的组织，轻轻地，给“优化”了。
他想不通。
说真的，我有点理解他的想不通。那种感觉，就像你虔诚地爱了一个人一辈子，突然有一天被告知，我们依然相爱，但从明天起，我们要换一种方式，一种你完全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方式。
这是信仰者的悲剧。
他用生命捍卫他理解的“道”，却没看到，我们要走的路，比他书本里写的要宽阔得多，要复杂得多，也要光明得多。
他向往的那个「胜利」，不是靠一本本理论堆出来的，是靠我们今天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富裕起来的家庭，一艘艘驶向深蓝的航母，干出来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一个悲壮的，值得尊敬的，但最终被时代洪流甩下的信徒。
他的信仰，纯粹到容不下一粒沙。
而我们的信仰，是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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