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打倒了地主，农民也未必就能富起来”。大概这种说法的本意是为地主阶级的罪责开脱，认为农民的贫穷并非地主剥削所致，而是农民自身懒惰、浪费、不务正业的原因。可是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不过我说它的道理与持这种说法的人的本意完全不同。
我说“打倒了地主，农民也未必就能富起来”有道理，当然不是在为地主阶级开脱，认为地主阶级剥削贫雇农是无罪的，也不是认为农民的贫困是由于他们懒惰、浪费、不务正业，“剥削有罪，造反有理”毫无疑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之所以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是因为“打倒地主”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是属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完成了这一步，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了生产资料，农民的确不能马上就富裕起来。农民要想“共同富裕”，还需要迈出革命的第二步，即“建立一个新世界”，创建一个能够“共同富裕”的新制度，并且使这种新制度巩固下来，只有这样，翻了身的农民们才能够真正迈上“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反映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激烈阶级斗争的优秀红色长篇小说。解放后，渭河平原陕西关中地区下堡村蛤蟆滩像全国其它地区一样也实行了土地改革，地主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的土地、耕具、牲畜被分给了贫雇农。摆在分到了土地、耕畜的贫雇农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各人闷头发家的“自发道路”；另一条则是集体主义的互助合作道路。第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土改时期非常活跃的村代表主任郭振山。郭振山在解放前就敢于和地主、富农作斗争，据小说中描写，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郭振山一声大吼能够吓得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尿裤子。到了土地改革时期，郭振山更成了蛤蟆滩的风云人物，以致有一些富农或富裕中农向他送礼、巴结他，希望他把他们的成份定得低一些，以免被斗争、孤立。到了土改结束之后，农民们领到了土地证，确立了产权，郭振山的斗争热情就减淡下来，他对党领导的互助合作工作并不真心投入其中，阳奉阴违，草草应付，而是闷头于自己“创业发家”。但是，翻身后的贫雇农虽然站起来了，但他们站得很虚弱，他们耕畜、农具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缺少劳力、资金，虽然分到了土地和一些生产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很多贫下中农春耕春种都出现了困难。如果按照所谓的“自发道路”发展下去，他们又不得不卖掉耕畜甚至土地，重行回到解放前的状态了。当时的共产党决不允许这种状况的出现，于是就有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党所支持的组织贫雇农走互助合作的第二条路线。在县委、区委、乡委的关心下，生宝组织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欢喜等贫下中农互助生产。他们凑钱委托生宝到郭县买来稻种“百日黄”，预备在夏收之后不再种产量很低的青稞，改种这种高产的“百日黄”稻谷，实现蛤蟆滩人梦想多年的一年稻麦两收的愿望。区委为了支持生宝互助组，还派了农业技术员到蛤蟆滩进行技术指导。此期间，梁生宝又组织互助组的组员进终南山割竹子。在党的关怀下，通过梁生宝以及其他互助组主要成员筚路蓝缕的创业奋斗，到小说结尾，互助组的事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蛤蟆滩的贫雇农们从“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
从小说《创业史》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土地改革的完成，对于蛤蟆滩的贫雇农来说只是完成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即破坏了原来的旧世界，打倒了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如果革命就在此时止步不前，贫雇农的命运是不会得到改变的。所谓的“自发路线”与旧社会的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这种政策路线之下，农村将很快出现贫富分化，“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历史又将重行堕入“周期律”之中。这样的革命就会是“换汤不换药”，是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的。要让革命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就必须让它继续下去，建立一个新世界，创建一个崭新的制度。梁生宝的互助组就是这样的实践。这是一条与“自发路线”、与旧社会的道路完全不同的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只有在这条大路上，贫雇农才能站起来，站得坚实，并且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为什么“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自发路线是错误的路线？就是因为他走的是与旧社会相同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中国的革命就不过是场“改朝换代”。面对旧势力的指责与诘问，走这条路线的势力是根本无力驳诘、自证清白的。而迈向共产主义道路，不但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实践革命，而且它也是历史的洪流所向，大势所趋，是亿万人民从心底所向往和拥护的向着人间正道的奋进！
【文/雨凡，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