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人间简直是个露天戏台，人人脑门上都贴着张隐形身份卡，张嘴打招呼前得先把这张卡亮出来验明正身。那会儿的称谓势利得能淌出油来，比当铺掌柜的账本还精于算计，每一笔都记着人的高低贵贱。
见着穿官服的，得把 “大人” 二字喊得字正腔圆，腰弯得能接住地上的影子，活像株被秋霜压垮的稻穗；碰上个戴方巾的读书人，“先生” 俩字必须带着三分景仰，脸上堆的笑得恰到好处，既不能太谄媚又不能显无知。要是撞见揣着银元的主儿，一声 “东家” 刚出口，自个儿先矮了半截，连说话都得放轻音量。至于女人们，称谓全跟着男人的身份打转，“太太”“奶奶”“夫人”，听着金贵，实则不过是标明归属的标签，像橱窗里陈列的精致摆件，连称呼都沾着附属的意味。倒是平头百姓之间实在，“王大哥”“李大嫂” 一喊，满是烟火气的热乎劲儿。可只要对上 “上面的人”，舌头立马打了转，谦卑的调子拿捏得比戏子还准。
那时候的称谓是把精准的尺子，一量便知谁高谁低；又是杆精明的算盘，噼啪几下就算清了身份的斤两。称呼错了可不是小事，轻则换来白眼冷遇，重则可能惹祸上身。整个社会就靠这张用称谓织成的等级大网，绷着那层令人窒息的 “规矩”。
后来天翻地覆，毛主席带来了新天地，“同志” 这个词像惊雷滚过大地，一下搅活了这潭死水。这词儿简直妙不可言！“同志”，顾名思义，志同道合者也。它不管你祖上有没有功名，不问你口袋里装多少银元，更不在乎你帽子上缀着几品顶戴，只认一条理：咱们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往前奔的伙伴。这称呼打根儿上就带着平视的温度，一声喊出口，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握手，暖乎乎还挺有劲儿。扫大街的清洁工和画图纸的工程师，能笑着互称同志；田埂上的老农和讲堂里的教授，也能坦然以同志相称。这两个字仿佛在宣告：在真理和进步面前，所有灵魂都平起平坐。
那会儿的 “同志” 是阵清风，把旧称谓的陈腐霉味吹得一干二净；又是块砺石，磨掉了人与人之间那层叫 “地位” 的锈垢。整个社会的肌理都透着健康朴素的劲儿。
可不知打哪天起，这声 “同志” 渐渐淡了，稀了，像枚遗落在角落的旧硬币，虽说还闪着点理想的光，却再也没人乐意往外掏了。
老戏台悄没声儿地又搭了起来，那些旧称谓换了身时髦行头，大摇大摆地登了场。你听听，“老板” 成了万能敬语，从街边小卖部到摩天大楼，逮着人就喊，仿佛叫一声对方就能发工钱，自个儿也凭空多了些 “非打工人” 的体面。更别提 “总” 字满天飞，张总、李总、王总…… 听得人头晕眼花，好像不沾个 “总” 字，就显不出自个儿的分量。至于 “局长”“处长”“主任” 这些职务称谓，在某些场合被拖长了调子喊出来，那腻歪劲儿比浇了蜂蜜的甜糕还齁人，字字句句都浸着权力的糖精。就连旧社会的 “爷” 字辈也借尸还魂，一声 “某爷” 喊得圆滑世故，里头的门道能绕晕好些人。
咱们的舌头像是经历了场 “精准退化”，褪去了朴素，捡回了势利。与人打交道前，先在心里把关系掂量个遍，再给对方贴上最合适的 “价格标签”。见了领导，称呼得甜糯软和，像刚出炉的江南定胜糕；碰上用得上的 “人脉”，称呼里得掺着三分热络七分算计，比生意人算账本还精；要是对着无职无权的普通人，那称呼就只剩公事公办的冰凉，连声调都透着敷衍。
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咱们喊着 “平等” 的口号，坐着比祖先快百倍的高铁，用着能瞬间连世界的手机，可一开口称呼人，反倒痛快地退回去一百年。
更有意思的是，有人为了显得 “有格调”，还在称谓上玩起了复古，从几千年前的故纸堆里刨出个 “公” 字，张嘴这个公，闭嘴那个公，听得人鸡皮疙瘩掉一地。这 “公” 到底是啥来头？西周时是喊权贵的，甲骨文里是叫祖先的，秦汉时还能用来称亲爹。如今这字儿扒出来，一股子出土文物的霉味混着说不清的别扭劲儿，可有人偏当个宝，喊得那叫一个恭敬。说到底，怕是奴才当惯了，突然让人平起平坐，反倒浑身不自在。民间那句老话真没说错：你拿他当个人，他偏往牲口棚里钻。
于是，“同志” 这最平等真诚的称呼，就像处理过时旧衣裳似的，被轻轻松松丢进了历史的衣箱。
如今大伙儿偶尔想起 “同志”，总觉得格外亲切，咂摸起来满是回味。或许这两个字并没真消失，只是在这金晃晃、权味儿重的时代里羞于开口了。它安安静静待在词典里，偶尔在庄重场合被提起，像枚风干的蝴蝶标本，翅翼上还留着昔日理想的斑斓，却再也没法在油腻的现实里扑腾翅膀。
我总在想，要是某天突然听见一声不含杂质的 “同志”，咱们是会心头一暖，觉得清新慰藉，还是会愣在原地，生出恍如隔世的茫然？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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