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月份，有个“四一二”。
1927年4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了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you派惧怕中国GCD在此过程中夺取政权，于4月8日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颁布所谓“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G、游行等，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
4月12日，蒋介石唆使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然后，蒋介石又派军队以“解决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并打死、打伤纠察队队员，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队员被打死或打伤。接着，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对革命阵营内部的GCD员和接近GCD的进步分子进行大肆清洗、逮捕和屠杀。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反动的“国民政府”，与1926年10月在武汉成立的国民革命政府相对峙。
1927年5月，汪精卫下属的一些反动军队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并逮捕、杀害GCD员、国民党左pai及工农群众百余人。
7月，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革命政府通过“取缔GC议案”，罢黜鲍罗廷等苏联顾问，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实现“宁汉合流”。至此，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均背叛国民革命。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GCD的建议，召集了有GCD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GCD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GCD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cai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GCD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能总结出哪些历史教训呢？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向GCD人和革命人民举起屠刀的，他们干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想干却不容易干成的事情。无论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或是1976年以来中国GCD内部的变化，还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都是因为内部出了蛀虫，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惊喜万状，达到了他们做梦也达不到的目的。
内部的蛀虫都具有一定的伪装性。蒋介石和汪精卫均伪装成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嘴里不断地喊着“国民革命”。即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场合都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各大中小学校师生每周都要在孙中山遗像前背诵《总理遗嘱》。国民党头面人物还经常到中山陵“谒灵”。所有这些，与今日中国除天安门之外到处见不到毛主席像，与今日中国头面人物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也不进毛主席纪念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是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的，但是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竟然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纵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地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这帝、封、官的代理人恰恰是原来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的第二件大事是开展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事业（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并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
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对象，首先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首先是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修集团，更是张口闭口以列宁主义为指导，苏联解体前公开场合都是高悬列宁画像的。在赫鲁晓夫时期，是毛主席明察秋毫，从苏共“二十大”开始，发觉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识别出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并带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真正的GCD人，从一开始有理、有节地与之进行内部讨论，到后来顶住苏修的大国霸权主义行径，与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在那时，说赫鲁晓夫之流是修正主义分子、说苏联是资本主义复辟，有很多人、特别是国际上很多GCD人和国际友人，都感到不可接受。有些人直到苏联解体之前始终不承认苏联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可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是多么不容易！老子《道德经》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意思是说，真实的语言不一定动听，动听的语言不一定真实。古人一直教导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而要真正在实践中特别是在重大的原则是非面前做到这一点，又是多么不容易！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这是各种、各次革命运动中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在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主席就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然而，这一重要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的中国GCD人足够的注意，以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过分迁就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的右翼，忽视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应该保持独立性、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点。这是造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要求GCD人保持与各方面人士的密切联系，学会团结各方面人士一道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
反对各种错误思潮是革命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资产阶级为了稳固其统治、瓦解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志，在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总要实行一些改良主义措施，企图以此缓解阶级矛盾、扑灭无产阶级的斗争烈火。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把一批又一批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抛进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出于其固有的阶级本性和习惯，总是乐于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便获得他们看得见的眼前利益。
毛主席说：“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GCD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因此，要杜绝资产阶级对革命阵营的思想渗透，要防止革命阵营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不断的揭露。列宁指出：“我们利用一切改良措施（例如保险）和一切合法团体，但是我们利用这些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发展群众的革命斗争。”
1925年冬天，毛主席曾写过一篇题为《国民党you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的文章（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4—30页），指出旧时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目的在于树立国家主义，发展全世界的殖民地，造成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而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的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官僚、军阀、M办、地主，中产阶级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毛主席在文章中还指出，旧时西洋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单一独cai的国家，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财，是准备替代封建贵族而做新的压迫阶级；而现实这三个阶级的国民革命，是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是为了救苦。
可见，当时的“国民革命”，其阶级性是很明显的。但是，企图借此一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当时却是大有人在的。用毛主席的话说，他们企图实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目的在于树立国家主义。尽管这种政治目标在中国现实中难以实现，因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已经形成，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允许中国成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但是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这样一种思想则是总要顽固地表现自己的。
1923年，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党”，该党一直以“国家主义派”著称。该党的主张，一是反对苏联，以民族利己主义的面目出现，认为苏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性质是一样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该党第二个主张是反对GCD人的“阶级革命”、“阶级专政”学说，主张所谓“全民革命”、“全民政治”。尽管这个“青年党”不断攻击国民党一党独cai，但更多的时候是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反苏fan共，最终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表面上，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实际上国家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甚至维护资本利益，尽管国家主义有时候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主张警惕和限制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垄断及其对统治者的威胁。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家主义又祭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往往容易混淆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实际上，国家历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以国家利益来混淆或取代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混淆或取代劳苦大众的利益，都是一种理论混乱。
21世纪必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奋起、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重新夺权、掌权和重建社会主义的世纪。左pai应做刀锋上的刃、尖兵班的尖兵，团结泛左翼，争取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为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到底！在此过程中，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列毛主义者手中，而不能被泛左翼阵营中持国家主义、改良主义等思潮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
要具备政治敏感性，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像1927年中国GCD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样，在各种迹象已经出现的时候，仍然觉得蒋介石、汪精卫是革命的。例如，到1927年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还在传达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指示信。4月5日，陈独秀又与汪精卫发表了所谓“联合宣言”，硬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实际上，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早有自己的想法，也早有行动准备。例如，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就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GCD员陈赞贤。3月17日，蒋介石唆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pai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指使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pai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
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懂得考察实际情况。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头脑里，只有想当然的应该如何。同时，由于不注重观察和分析实际情况，他们的头脑里缺乏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作为追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志改造社会、为人民而呐喊的革命者，我们必须随时警惕自己队伍内部的各种倾向，及时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
二
熟悉党史的人们都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GCD走上了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首先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历史上经常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在当时的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路线。
这三次“左”倾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致命的打击，险些将中国革命引上失败的绝境。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主要是生搬俄国革命搞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希冀在当时反革命力量极其强大的中国大城市里搞一次性的武装起义。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军事斗争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不懂得运动战和诱敌深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盲目开展阵地战、消耗战。在土地革命的政策上，王明“左”倾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对地主富农乱打乱杀等极“左”政策。
所有这些“左”倾路线，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一个毛病，即轻视调查研究，又缺乏实践经验，从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书本上的教条出发。在思想方法层面，三次“左”倾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都是一样的，均表现为主观主义的特性。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表现，这种小资产阶级性质在思想上表现为主观主义（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片面性），在政治上因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左”右倾，在组织上则表现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等。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中国GCD，不仅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克服了三次“左”倾路线，树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毛主席不仅探索出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利用农村红色武装割据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军事斗争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
单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单凭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反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恰相反，三次“左”倾路线不仅无助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且将中国革命险些带上绝境。如果没有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是任凭党内三次“左”倾路线贯彻到底，或许中国革命就会彻底失败，中国现代历史可能就成为另一个样子。所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无助于克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甚至会消耗革命力量，在客观上帮助了反动派。反过来，为了克服“左”倾幼稚病，也不能漠视或者纵容右倾机会主义泛滥。有时候，以进步面目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更加危险。
三
当时，国民党中一些you派，如邹鲁、茅祖权等，他们反对工ren运动、农民运动，也反对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GCD人加入国民党，这些人是当时国民党中的you派，所以后来于1927年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之流被称为国民党新you派。毛主席在1925年冬《国民党you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国民党you派的所作所为，纯系其阶级立场使然，他们从革命阵营中分离出去，并非什么不幸之事；恰恰相反，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阵营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分裂。这里是说革命阵营内部不同的阶级立场以及相应的不同思潮和主张，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存在和爆发的必然性。
对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倾向，要敢于同它斗争，必要时敢于同它决裂。蒋介石、汪精卫等新you派叛变革命，其实也是阶级斗争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映，也具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如果当时中国GCD人在政治上比较成熟，像第二次国共合作中那样，坚持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团结与斗争相结合，对蒋介石反动派的言行给予高度警惕，及时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会始终掌握主动权。即使蒋介石搞突然袭击，也会使党和革命的损失小得多。当时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必要的斗争，更不愿意与他们分裂，但迎来的是更大的分裂。
列宁是怎样对待革命阵营的分裂的？或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与之决裂之后，各国工人阶级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党——GCD。但是出于对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反感和痛恨，各国GCD中又出现了一系列“左”倾幼稚病。因此，列宁于1920年4月至5月间写了著名的《GC主义运动中的“左pai”幼稚病》。该书的增补第一章“德国GCD人的分裂”与增补第二章“德国的GCD人和独立党人”指出，鉴于当时德国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德国GCD与独立党之间作出适当妥协是应该的、正确的，但德国GCD中一部分“左pai”反对这样做，他们已经另行组织GC主义工人党。
面对这种局面，应该怎么办呢？列宁指出：“同‘左pai’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实行分裂，像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实行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观点混乱要好些……”
也就是说，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要敢于斗争，同时不要怕分裂。对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一时确实团结不到一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也只能“就让它这样吧”！
列宁同时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就有15年的时间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犯有幼稚病的“左pai”进行系统的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而到1920年为止的欧美各国工人运动，没有伴随工人运动的壮大而展开这种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致使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内部思想混乱、派别林立。
列宁希望，必须用“急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内部思想建设及组织建设的工作，使欧美无产阶级和一切真心诚意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汇合成为统一的党。
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以上列宁语录和观点均见于列宁《GC主义运动中的“左pai”幼稚病》一书）
“分裂总比观点混乱要好些”，列宁的这一教导值得我们记取。当然，这句话是有前提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要有一批具备牺牲精神的骨干分子来支撑，在这批骨干分子的周围，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不是说要搞关门主义、“纯而又纯”，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
我们反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义愤和谴责上，不应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看成个别人物的罪孽，而应看成阶级斗争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映，从当时相关各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政治斗争水平等方面来加以考察，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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