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部短篇小说《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这部小说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父亲的一生，梗概如下：
我的父亲于1921年出生在湖南乡村一个地主乡绅的家庭，他十六岁那年父母（我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给我父亲留下了四十几亩地和二十多间房子。但我父亲不久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大约两年时间就把这四十几亩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输光了，其中有一半成为我父亲堂兄（我堂伯）的家产。之后，我父亲就堕落为村里的流氓。
正当村里人为如何管束这个流氓为难之时，1944年的一天，村里来了一对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母亲刚进村就死了，于是我堂伯就做主让这个少女嫁给我父亲做了老婆。没多久我的母亲就生下了我。
可是村里人打错了算盘，我父亲娶妻生子后仍然恶习不改。终于有一天赌博欠钱后，在深夜闯入我堂伯（地主）家里为非作歹，被抓住挨了一顿痛打。我父亲一怒之下就放火烧了我堂伯家的房子，而后逃离村子。
我父亲逃到山里，用野果充饥，不日遇见了共产党游击队，于是为了不饿死就加入了游击队。
1950年初，已成为游击队长的我父亲回到村里，把我的地主堂伯枪毙镇压了。但连我们母子俩的家门都没进就离开村子走了。
后来，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县里当了公安局长，以他的婚姻是地主堂伯包办为由，逼我母亲与他离了婚。后来，我的母亲去世了，而我的父亲在1958年当上了邻县的县委书记，并与一名担任县妇联主任的南下干部结了婚。之后陆续生下我的大弟和二弟。
文革开始前，我父亲已是地区专员，我继母也当上了地委宣传部长。
文革开始后，我的父亲和继母都受到了运动冲击，但两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父亲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我的继母却始终也不认错，于是，我父亲为了划清界限就写了与我继母脱离关系的声明书，我继母受此打击便于几天后投河自杀了。
文革后，我父亲在1977年当上了市委书记，在他文革前的秘书（文革后当上市物资局长）介绍下，与物资局机关一名比他小26岁的普通工作人员恋爱了。不久，她就入了党，当上了物资局办公室主任。之后，她就成为我的第二任继母。
改革开放后，我父亲一边积极推进改革，一边也没有忘记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好。在他退居二线时，把自己的二儿子（我的大弟）从工厂的工程师搞成团市委书记，不久又当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当我父亲完全退下来时，我的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而我的二弟（我父亲的三儿子）则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父亲对我第二任继母的亲属也安排得很好：她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当上了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本市的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公园当了出纳。
后来，我父亲死了，他原来的秘书、现在的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他评价很高，称他 “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很显然，这是一部讽刺性小说。对于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看了之后是很气愤的。因为小说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是影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政党”。乍看起来，这部小说是作者在讲他的“父亲”，但小说中说他父亲是“1921年出生”，便明显暴露出他所说的“父亲”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我党的历史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加入党的队伍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优秀的工农和知识分子，虽然也曾经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加入过革命队伍，但这部分人数量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被党教育改造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少数没有教育改造好的人也在革命的洪流中被淘汰了。因此，小说影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政党”，完全是恶毒的污蔑，与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对我们党的污蔑完全是一个腔调，必须坚决驳斥和批判。
可是对于小说的后半部分对我党干部的描述，我却难以坚决予以批驳。因为这些现象在近几十年已经很普遍了，几乎每个人都能举出一两个真实的事例。
我认为，虽然小说的作者如此描述我们党的干部，极可能怀有不好的企图，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基本是事实。看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与许多人一样都非常痛心，但是我们想说也没人愿意听，说了也白搭，弄不好还自找倒霉。我很担心，小说作者的企图有一天真的会实现。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文/阿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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