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一场自下而上的新的“批陈整风”以拯救日益腐败的中国学术界
近现代中国大学出现的诸多学术腐败现象的创始人就是陈寅恪！考察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学，举目望去：
第一，一稿多投的始作俑居然是陈寅恪！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就在陈寅恪进入清华大学以后，这段时间他为了出名不惜一稿多投、三投、甚至四投！而且每次投稿，都全得稿费。比如，《敦煌劫余录序》一文就是一稿四投，《大乘义章书后》一文就是一稿二投。
无论按照现在的还是民国时代的学术规范，陈寅恪的一稿多投现象都属于严重的学术行为不端！
为了稿费如此不要脸，开启了近现代大学系统中学术界一稿多投的不要脸风气之先！只是因为他和傅斯年的姻亲关系、和朱家骅的同学关系，一直无人敢拿陈寅恪是问！
第二，靠高价出卖自己撰写的序文以获取额外利益的是陈寅恪！
在整个民国时期，靠为他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是相当一部分传统文人和大学教授们的业余兼职、赚取额外收入的主要来源。陈寅恪本人更是最早公开发布了他的所谓“润格条例”，即为他公开利用报纸发布了他给别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的价格。
他充分意识到为几个他人、尤其是大名人撰写碑铭、序言、书评而获取在这个领域的知名度，是一条最佳捷径。
比如说，为什么别人参与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默不作声，而陈寅恪却四处发表他的《审查报告》？我特别想指出：著名哲学家金岳霖也撰写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但是他几乎从不公开或者私下里谈此事。而喜欢给别人写序、并在序文中占用很多篇幅大谈特谈自己的观点——甚至是自我放料抬高自己，而只留一小部分篇幅谈论对方著作的核心学术价值所在，这几乎是陈寅恪序文的惯例。比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比如《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比如，《杨遇夫〈论语疏证〉序》和《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比如，《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和《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比如，《陈述〈辽史补注〉序》；比如，《邓广铭〈宋史官志考证〉序》；比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比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等等。可以说，陈寅恪一半以上的大众知名度是靠上述几篇序文获得的！
1944年10月4日陈寅恪信中公开自己文章“润格”是“每篇一万元”，那么，在此前后交钱求他写序的人都有谁？是否也包括了上述的王国维、冯友兰、陈垣、杨树达等先生讨要作序稿费？我们留给他人来日调查再下结论吧。当然上述几篇序文给他带来的名人效应是“每篇一万元”费用所不能出现的巨大效应。
第三，在大学校园里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是陈寅恪！
陈寅恪的铁杆跟班学生戴家祥、刘盼遂等人，向清华学校举报梁启超手术后经常不上课，只挂名，甚至发起了对梁启超的解聘运动。1927年11月23日梁启超在致女儿的信中披露：“因为我在家养病，引出清华一段风潮，至今未告结束。……又想逼我并清华教授也辞去，好同清华断绝关系，……不料事为全体学生所闻，大动公愤，向那写慝名信的新生责问，于是种种卑劣阴谋尽行吐露……这类事情，我只觉得小人可怜可叹，绝不因此动气。”
这本是教师之间的不和睦造成的一个内斗而已。
据说，吴宓对此问题态度暧昧。但是，戴家祥、刘盼遂等人主动代表陈寅恪发言，积极参与其中。显然没有陈寅恪的授权和认可，他们是不敢如此造次的。梁启超当然不会去质问吴宓和陈寅恪的态度。这件事给梁启超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显然是毫无疑问的。梁启超在研究院的弟子吴宝灵等四人则直接上书研究院，要求挽留梁启超。而自称是被梁启超推荐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才得以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陈寅恪（及其弟子们），则对此默不作声，集体保持沉默！
——当时甚至出现了陈寅恪教唆研究院的学生批判吴宓的现象。
根据《吴宓日记》1928年2月12日记载：“见清华周刊戴家祥、刘盼遂去冬风潮与评议会议文，其意气用事，虚构事实，已令人心恶；而指斥及宓，尤为痛伤。就此文观之，宓之与研究院学生沟通、合谋推倒曹校长，并暗指评议会某某诸人为曹党，均为不可掩之事实。而宓之劝刘盼遂等勿侮蔑黄、张二先生之清名，研究院学生乃不肯见信。而以宓为代表诸评议员运动彼辈以为曹利，否则但顾评议会诸人治私。……不应以评议会开会情形语寅恪。”甚至到了2月23日，事件过去半个月了，吴宓和陈寅恪谈论此事时，依然怒气冲冲！而陈寅恪却老谋深算地嘲讽吴宓言行“无勇”！那么陈寅恪希望看到吴宓怎么做就是“有勇有谋”呢？！吴宓日记中对此没有更多记载。
当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撰写了批判陈寅恪主持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刊物出现质量问题的文章、将要自己的论文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刊物上时，陈寅恪则立刻和吴宓面谈，坚决要求吴宓无论如何不能刊发此文。陈寅恪的这一严重违反了学术客观和中立的无礼要求被吴宓记载在《吴宓日记》1928年3月8日。陈寅恪居然也如此利用和吴宓的私人关系，打压学术界同仁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刊物的正常的批评！
第四，抄袭剽窃梁启超思想的也是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成了陈寅恪的私货，首见于《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本来是梁启超在19世纪晚期、20时期初期的主要思想之一。他对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启蒙作用绝非陈寅恪所能比拟。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自由》一文中就重伸思想自由。而且，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杀之前，找不出陈寅恪有过论述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的任何文章！这就首先从源头上查明了“自由之思想”的具体来历。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文章阐述精神独立的。梁启超已经明白无误地点出了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自由思想和言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新民说》，他更明确了“思想自由之门开，而新天地始出现矣”！陈寅恪主动要求代笔梁启超撰写《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一事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能是梁启超的个人主张、并让陈寅恪代笔时必须写入《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只是梁启超怎么也没想到：陈寅恪居然就占为已有了！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陈寅恪的私家货！
第五，利用诗歌和书信来反党反马列也是陈寅恪！
1951年5月7日至23日，中央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议上做了《党的宣传战在线的任务》的专题发言。当中共正式将上述文件精神传达到中山大学时，陈寅恪却在当年7月8日写下著名的《经史》一诗：“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这里的“虚经腐史”，“虚经”，即《冲虚眞经》，亦即《列子》，点出一个“列”字。“腐史”，即司马迁曾受腐刑，故可称《史记》为腐史之作，点出一个“马”。所以“虚经腐史”显然是暗指“马列主义”。即暗指马列主义。陈寅恪的态度，以“溪刻阴森惨不舒”来形容全国范围的宣传马列主义所造成的阴森恐怖效果。再看同一时期，陈寅恪1957年在给朋友刘铭恕的信中有云：“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这里，他继续使用“太史公（马）冲虚真人（列）之新说”来点出马列主义新说来表明他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在全部《陈寅恪诗集》中，这样指桑骂槐侮辱新中国政府和马列主义、显现出反新权威主义和文化专制掌控的政治诗歌，比比皆是。
第六，靠拼爹、拼关系来以势压人还是陈寅恪……
陈寅恪明明知道吴宓是他得以进入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成为导师的唯一推荐人，为何却从不敢公开加以承认，却听任所谓的梁启超推荐说肆意流传而大获意外名利，客观上达到了他对梁启超的打压和不满。没有任何学历和学位的陈寅恪，决不是倚靠当时并不存在又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谓“寥寥数百字有价值”的论文而进入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的。事实上，这一结果在本质上是拼爹和拼关系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相比之下，当时的汤用彤也是留学哈佛大学、也是学术精英、而且具有完整的学位和学历，论成果并不比陈寅恪少，论学问更不比其差，就没有如此高的待遇和如此难得的机会了！因为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汤用彤实在拼不过陈寅恪的爹、乃至于他爹的爹！
“拼爹”的时代原来早在清末民初时代就已经很盛行了！其实，“拼爹”本质上还是魏晋时代门阀制度和贵族作风的延续。所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样的话；显然，这个故事的最初放料人，根据我的调查就是陈寅恪本人，他吃准了梁启超不会站出来揭穿！好在梁启超很快就故去了，几乎没再遇到揭底的人。而真正的办理人吴宓即使知道真相也必将沉默不语。因为吴宓在清华大学的职位丢了，他被赶出了清华大学，而留下来的却是陈寅恪。大家看看《吴宓日记》1928-1929年的真实记载，吴、陈二人的关系当时已经十分紧张。
1967年12月写的“第七次交代稿”中记述的1914年发生的事情：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请问：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为什么要电召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回国参加阅留德学生的考卷工作？既非当时国内无人了解德语，亦非当时陈寅恪的德语水平名扬中外。作为当时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的符九铭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许给陈寅恪江西省留学官费的资格这等的好处？原因还是拼爹。陈三立的私生子陈冲恪当时出任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的顶头上司。这个问题就涣然冰释。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大陆学术界和陈粉们所津津乐道的陈氏的反党反马列主义的那些“气节”和“风骨”，其实在陈寅恪背后一直就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在支持着他！只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等陈粉们的粉饰他的那些“气节”和“风骨”现代陈粉们主观叙述出的专著，可是却隐瞒了这个背后的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我在《陈寅恪别传》中揭示了部分事件和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的直接、间接关系。比如，陈三立、陈师曾墓均在迁葬问题、再比如陈方恪躲避了汉奸审判和解决工作问题、又比如陈寅恪当选为学部位委员的问题、再比如陈寅恪享有三个护士待遇的问题、乃至于陈寅恪的著作可以在港出版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了那个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信和拒绝在家接待康生等事件。
——陈寅恪的这些“气节”和“风骨”言行，某种意义上充分证明了“公子、少爷们从来不怕事，因为朝里有人、背后有爷”这样一个江湖真理。我们只要公开陈氏写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陶铸、章士钊、郑振铎、周扬等等众多中共领导们的私人来信，就立刻明白了这个人的“气节”和“风骨”言行，无非是事出有因的个人秀而已。
第七，在学术研究上含沙射影大搞影射史学的是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原题《钱柳姻缘诗释证稿》。全书八十万言，1953年属草、1963年竣稿，显然也属于“著书唯剩颂红妆”中所说的“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姻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而且是陈氏口述、由助手黄萱女士笔录成书。
《柳如是别传》一书，陈寅恪自称是研究明末清初名妓柳如是和其夫钱牧斋之间的爱情生活及其诗文。而陈寅恪对柳如是评价极高，认为是“民族独立之精神”，为之“感泣不能自已”。最为核心的是陈寅恪真正要表达的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话又臭又长，躲躲闪闪！我加以刨析如下：
陈氏自己的决定学陶渊明的《拟古》心态，更点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用心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他倍感难得的却是这一思想出自“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之口。“小妇”，陈氏这里暗指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另一首诗就已经将“小妇”和“知识分子”等同一起了。见陈寅恪1957年6月《丁酉五日客广州作》诗：“照影湘波又换妆，今年新样费裁量。声声梅雨鸣筝诉，阵阵荷风整鬓忙。好扮艾人牵傀儡，苦教蒲剑断锒铛。天涯节物鲥鱼美，莫负榴花醉一场。”唐王昌龄《青楼曲》曾有诗歌：“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两句，由此而来，陈氏暗指知识分子如楼头小妇一样，向党交心和给党提意见如同是“鸣筝诉”。他认为只有晚明时期的钱、柳时代才是“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短暂时代，以此达到对新中国指桑骂槐的效果。
第八，历史虚无主义在华创始人更是陈寅恪！搞乱了学术界和民众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信仰的还是陈寅恪！
陈寅恪进入清华大学后，面对别人不是博士就是硕士的尴尬处境中，他挖空心思开始想“异鸣惊人”了。他居然在学术论文中，主张曹冲称象故事来自印度、甚至他还提出华佗也是印度的、提出扁鹊也是外来的（见《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等等。然后，他又提出李世民及其大唐皇室有中亚少数民族血统（见《李唐氏族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31年）、提出孙悟空和《西游记》依然是来自印度（见《〈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2分，1930年）……如此等等，凡此种种毁坏中国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的异端邪说，彻底搞乱了学术界和民众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信仰！
基于上述八点原因，我主张学术界有必要批陈寅恪以整顿学风的八点原因——呼唤一场自下而上的新的“批陈整风”以拯救日益腐败的中国学术界。
如有任何指教，请来信[email protected]
【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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