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从未见证过当下这样的集体颓丧：付出不再意味着必有回报，勤劳苦干、希望在前的信念岌岌可危。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名言似乎已不大经得起检验。11月发生的珠海越野车冲撞造成35人死亡、无锡职业学校学生刺杀八人，这两起惨案震惊全球。今年内，有媒体报道的随机杀人事件至少已有25起。
珠海事件后批示要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公安部部长王小洪随后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社会面巡控。
所谓“枫桥经验”，指的是1960年代初浙江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被毛泽东形容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很快，网络上流传社区被要求排查辖区内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等等的所谓“八失人员”和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等等的“三低三少人员”。
其实，利用社会末梢进行网格化排查，冠病疫情中就曾闪亮登场：从核酸检测到轨迹追踪，从封控禁足到送菜送粮。其中的副作用被有意无意忽视了。清零政策高压封控，技术加持之下，个体的一举一动尽在监控限制中。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原子化”的无力感笼罩，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恶化。而在防疫陡然放开之后，特殊的集体记忆和心理伤痕并未获得疗愈，便成了讳莫如深的禁区。
起初，普遍预期是疫情结束经济会报复性复苏。“失去的三年”后面是更多的好日子，大家有盼头。然而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涨幅4.8%，未达预定目标，世界银行更预计明年会进一步减缓至4.3%。经济不景气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打击接二连三。
首先是房地产市场暴雷。据统计，全中国约有2000万套烂尾楼，有人还不起贷无奈断供，有人陷入房价暴跌造成的负资产泥潭。其次是年轻人失业率持续高企。即便统计部门一度调整指标，这一数据仍维持在18%左右的高位。更不要说随之而来的消费降级，以及昙花一现便又回归低迷的股市……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是由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极速的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信贷激增催生。1990年代日本泡沫破裂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警示着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是脆弱不堪的。很多人悲观地意识到，过往的美好或许一去不复返了。
身为80后，我耳濡目染祖辈父辈曾经历的苦日子，也切身感受到生活水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46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一代更比一代强”“明天会更好”的乐观昂扬。记忆中从未见证过当下这样的集体颓丧：付出不再意味着必有回报，勤劳苦干、希望在前的信念岌岌可危。00后年轻人很可能第一次面对生活未必比父母的世代好，甚至可能糟糕得多的残酷现实；期望值一降再降，一根稻草压下就可能被绝望吞噬。
《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披露，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500万人，且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50%为在校学生，18岁以下超三成。近年来网络上出现多起年轻人走投无路结伴自杀的悲剧，还来不及正视和抚慰伤痕，更极端的人可能已诉诸残忍、冷血的大开杀戒来“报复社会”。
在11月16日无锡持刀杀人事件后，一封疑似21岁犯罪嫌疑人的遗书在网上流传，控诉自己一天工作16个小时，精神与身体都备受煎熬，却仍被拖欠工资。信中写道“我宁可死也不愿再被压榨剥削，希望以我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
这绝望感使我想起几个月前，一篇题为《穿越“历史的垃圾时间”》的文章被热转。“历史并不总是线性向前进步……一方面，社会的运行发展已经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其中的个体又根本无力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必然走向失败”。
“垃圾时间”这个源于体育比赛中“胜负已定、斗志全无”含义的术语，引发当下的强烈共鸣。7月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库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数千名中国受访者认为“人脉和出身”是致富的主要因素。而10多年前，最受欢迎的答案是“能力和才华”。人们还认为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而不再是“能力不足”。最耐人寻味的，2004年62%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努力总会得到回报”，这一比率在20年后降到了28%。生活困窘、改善无望，对未来失去信心，人们就不愿、也没有能力消费和投资，于是进一步加剧经济萧条……这种恶性循环怎么破？
如果“枫桥经验”不仅仅用于监测防范、提醒弱势群体身为“失败者”正遭受异样眼光，而能为急需拉一把的人带去关爱帮扶；如果网格化不是冷冰冰的管控，而用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如果官方铭记“堵不如疏”，能为遭受不公者提供诉求表达渠道和维权反馈机制；如果心理健康问题摊在阳光下，寻求帮助自然而然……或许个体才不会消极躺平在“垃圾时间”，而能真正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毕竟，中国人曾经历过更加严酷的绝境，却每每总能再站起身。
【文/关公战秦琼，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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