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搜狐》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有人觉得现在社会腐败官员多，但是告诉你腐败官员什么时代都有》，署名是是（“南书说历史”20240903）。 在网上说前三十年也有腐败的文章其实有很多，但这篇署名“南书说历史”的文章却是最近发表的，于是，本人忍不住要与其论道论道一番。
作者一开始便说道：“现代社会有些人觉得社会风气不好，腐败现象多了、腐败官员多，社会上不正之风也多，但是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无论什么时代都有，只不过以前信息不发达、没有报道出来而已，特别是贪污受贿的官员不是现在就有、而是从古至今都有，而且在古代、有的朝代更多，只不过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没有报道出来，所以很多普通百姓不知道而已”。
作者这段话说的是真实的实情。辩证唯物主义者都认为：社会，是一个矛盾总体，就是说，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矛盾组成的，腐败，是其中的一对矛盾，它是由腐败与反腐败两个方面组成的。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必然会有腐败存在，因为有阶级就会差别，有差别就会有人千方百计利用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手段占有其他人的利益。那些利用不合法手段侵占他人利益的行为，就是腐败行为。如果对这种腐败行为不加控制，就会愈演愈烈，在古代，常常发展为贪官遍地，无官不贪的地步。其实，这些历史状况，现在的老百姓都是知道的，很多关于古代贪官的笑话普通百姓都耳熟能详。因此这一点不需要作者来提醒广大百姓。
作者继续说道：“就比方说我们国家建国以后，我国也出现了很多贪污腐败的现象，比方说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等罪行被判死刑等等”。
前面说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有阶级的社会中，贪腐也是必然存在的。新中国不是在真空中建立的，而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通过革命脱胎而来的，因此，她必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腐败现象也就是旧社会带来的痕迹。一些旧社会的残余势力，不断地侵蚀我们党的机体。再加上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的堕落，前三十年存在腐败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很早就发现了腐败现象的存在，并清醒的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并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如三反五反，四清，文革等运动。一系列运动的开展，将腐败限制在了最低程度。就说刘青山，张子善吧，他们的问题一出现，中央很快就发现，并采取了果断措施，将他们二人判处死刑，杀了一个刘青山、张子善，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刘青山、张子善。有些人抓住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大肆攻击前三十年，说前三十年同样腐败，这真是颠倒是非。能够及时发现腐败问题，并立即处理，立即解决问题，这正是社会清明的体现，难道不是吗？
毛主席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家人，在廉洁奉公、大公无私方面，为全国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而且总是能够在别人还没有察觉，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超前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毛主席曾经说过：“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还形象地把胜利后进城比作赶考，看我们的考试能不能及格。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不断的提醒和警告，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有力措施，才使得前三十年始终保持了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清明时代。
作者继续说道：“现代社会信息发达，几乎人人都有智能手机、家家都有电视，在这种信息发达的情况下，有一例贪污腐败的案件、就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现在社会不是腐败现象多了、贪官多了，而是信息发达了、人民知道的多了”。
确实，现在的信息比前三十年要发达得多。但是，现在腐败多，腐败严重，是因为信息发达，人民知道的多吗？前三十年腐败少、腐败轻微，是因为那时信息不发达，人民知道的少吗？你首先要搞清楚腐败出现的分界线在什么时候。作者你经历过前三十年吗？本人是经历过前后两个时代的。不错，前三十年的信息是远远赶不上后四十年的，但差距主要是在信息传递的速度上。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机，一有消息靠的是人们口口相传，因此信息就不能及时传递到各地，就会出现信息滞后现象。但那时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各地流传，因为总有人员在各地流动。这些流动的人员主要是：出差的干部、远地读书的学生、回家探亲的干部、工人、赴远地探亲的农民。那南来北往的火车、汽车，不仅承载着旅客旅行，也承载着各种信息传往各地。在古代，则有官差驿站、商人经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文人游历、游僧化缘等。信息，像无形的风，吹向世界各地，天涯海角。从古到今，世人就是这样传递信息。为什么山头岭角、深山野林的人，都知道三皇五帝、尧舜禹、老子孔子、孔明岳飞等故事。像饥民逃难、农民起义、朝代更替，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谁是大贪官、奸臣当道、民不聊生这些消息普通百姓一般都知道得不少。传递信息，是人们交往的心理需要，也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信息交往，谈天谈地，是人们生存的本能，我们不能想象没有信息交往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到了前三十年，人民的生活已开始进入现代化，汽车火车、广播电台、邮局电报、报纸杂志、收音机等。虽然那时信息仍有滞后现象，但到一定时候，仍然会传遍各地。例如作者提到的刘青山、张子善，本人在60年代读中学时就知道，那是老师讲课时讲到的。相信那时凡是读过初中以上的都知道吧。因此，作者知道的腐败信息，我们这些经过了前三十年的人也都知道，因此怎么能说前三十年信息不灵呢？
前三十年，人们确实很少议论腐败问题，因为那时人们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腐败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事物的变化也是由量变到质变。事物的变化，开始是量变，而且量变较轻微时，人们感觉不到。比如前三十年，虽然也有腐败，但很轻微，主要表现在请客送礼。这样的情况在农村稍多一些，人情世故很难完全避免。城市里要少一些，因为城市单位的纪律要严得多，一旦被人检举，是会受到处分的。还有就是财务人员做假账贪污，这主要出现在下面基层，因为高层干部是不直接管财务账的。实际上，那时做假帐贪污的现象也越来越少，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将财务人员都整怕了。但凡一个新财务人员上任，其亲属总是告诫他，你的账可要搞准搞清，否则，运动来了你会脱层皮。那时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虽然也有腐败现象，但都很少很轻微。至于什么大队干部将招干、招工、社办企业工作人员的指标给自己的亲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即使有也并不多，因为有广大社员的眼睛在盯着呢，那些大队干部不得不有所顾忌。不要忘了那时实行的是群众路线，群众的监督作用是在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说：“那时候穷，干部没有什么可贪的”，这话说得实在是太离谱，再穷的社会，都有海量的财富，穷庙还有富方丈呢！清朝可不比前三十年财富多吧，可和珅却富可敌国。不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可贪的，而是那时候根本就不敢贪、不想贪、不能贪。那时候的社会管理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高效：领袖的首先带头严于律己，纪律的严格执行，运动的经常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常开展等。还有一点大家千万别忘了，那时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腐败，就是开展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方面。这些方方面面的综合实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能够扫灭一切腐败的苗头，在这样的形势下，难道还能掀得起任何腐败的大风大浪吗？
后四十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普遍比前三十年要富裕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腐败方面也确实要严重得多，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不仅具有多发性，而且数量特别巨大，动额上亿，几十亿、几百亿。除了上面公布的大量被查处腐败官员的名单，和民间大量流传的腐败现象外，我们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的腐败又有多少？例如司法腐败，在处理交通事故时，交警大多都是看当事双方谁的背景更大，背景大的有理，背景小的承担事故责任。就说本人吧，本人曾经历了一次医疗事故，某医院不顾本人的生死，造成了一次严重的医疗伤害事件。在这次医疗事故中，责任归属本来是十分明确的，医院是要负完全责任的，可是在处理中，市医学会和省医学会都作出了本人自己负主要责任的鉴定结论。不得已起诉到一法院，法官又偏向医方，准备维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本人拿出铁的事实，彻底驳倒医方，医方哑口无言。这时法官竟当庭失态，可见法官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官。这样不公正的官司事件在本地就听到过很多。法官判案颠倒是非黑白，这在前三十年是不可想象的，本人也没想到自己会亲身遇上这么一场不公正的官司。
在清廉与腐败的问题上，两相比较起来，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简直是两重天，是根本无法比较的，因为那是量和质的区别。广大老百姓说前三十年是风清气正，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因为这是与后四十年相比较得出来的。某些人企图否定前三十年，说前三十年同样腐败，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就是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也说不出前三十年腐败的多少事。一箩筐稻谷，混杂了几粒稗子，有人硬说这不是一箩筐稻谷，而是一箩筐稗子，这睁着眼睛说的瞎话谁会相信呢？人民，心里有一杆秤！
好在党中央早已发现了现在腐败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下了很大的力气清除腐败，并提出了“重拾民心”和“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口号，这给了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信心和希望。而极少数人在这样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反其道而行之，大谈特谈前三十年也有腐败，甚至有人还说比现在更腐败，是有着险恶目的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反腐败的进行。
【文/黄泽元，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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