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作为以打拳为人设的女性，和男性老板有性丑闻的企业合作，恐怕是对不住苦心经营的「拳师」标签吧？
同样，作为以反对抗疫清零、鼓吹“撞墙放开”为人设的“独立思想者”，和全心全意全力、几乎动用大半资源为国家动态清零（特别是上海抗疫）助力的企业合作，恐怕也是对不住苦心经营的「逆反」标签吧？
只能说，一切都是生意。
既然是生意，以后就少立点人设，省的里外不是人。
话说这次京东也是有意思，连续押宝笑果文化的异见分子，实在有违京东近年来的社会风貌。
后续集团的说明也已发出，但落款是“京东大促营销组”而非“京东集团”。
这已经表明本次与杨笠等笑果文化反动艺人臭味相投，非企业高层意志，而是中层项目决策人员所为。
很显然，企业内部混入了“拳击手”。
1
还是说说杨笠吧。
先来看一段2021年笑果文化旗下节目《脱口秀大会》的总决赛中，杨笠的一段表演：
我想请问：这不是脑子有泡，这是什么？
为了娱乐而娱乐一切，自己爹妈都不放过，我不知道她爹妈看到这段笑不笑的出来。
这表面上在嘲男，但本质上却是在辱女。
杨女士真的是如网络上被万千姑娘封神的“女权斗士”吗？
我怎么感觉她处处为女性招黑、处处在侮辱女性呢？
除非在这位杨女士看来，出轨是一种光荣的行为、是女权抬升的标志、是女性崛起的大旗？以给男人戴绿帽为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拳营销号给她洗——你们某些男演员（比如郭德纲等，我就直接说出来了）都能使用“你儿子未必是你儿子”的伦理梗，我们女演员用不得？——这是很错误且偷换概念的。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kind=small}
因为，男演员用这个梗，是在自嘲“我被戴绿帽了”，自嘲自贬，这在喜剧效果里是加分的；而女演员用这个梗，则是一种自傲——“我们女人可以给男人戴绿帽！看我们多牛逼！”
请问这合适吗？
男人之间（比如郭德纲和于谦）拿伦理梗来互相调侃，本质还是男性内部的对男性群体的“集体自嘲”，依旧是对“戴绿帽”这种行为的控诉和定性。
而杨女士等女性表演者呢？把“给男人戴绿帽”当荣耀和用以踩男的工具了，这是一回事吗？
还是那句话：除非杨女士及现在的女拳们，真的是以出轨为荣、以给男人戴绿帽为傲，那我没话说……
比如她在节目所使用弟弟案例中的暗意：“我妈给我爹戴绿帽了，我妈真牛逼！我为我妈感到骄傲！女性崛起！”
她是在嘲讽她爹并借此打压她弟吗？
不，她首先是在践踏她妈。
杨笠们的问题在于哪，其实很简单：她们所有所谓的女权主义发言和女性宣言、乃至她整体框架性的理念，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抛弃不掉的基础上——踩男。
只要不踩男，那么杨笠们的一切言论都会失去锋芒，她们会瞬间无话可说，没有了抓手也没有了台阶。
因为她们的那一套女性兴起的观点是无法独立站稳的，只有通过踩男这一手段，将所有话术放置在“性别对立”的框架里，才能够让那些言论于一种极其狭窄的立场内获得对错层面的支撑，并以极端化的姿态收获极端化的粉丝受众。
在她们的内容里，男人必须被妖魔化，必须让男女两性势同水火，必须让男人成为女性群体不共戴天的敌人……
否则，她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站不住的。
不好意思，在我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踩女」？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女性离了男性就不能活」？
所以我一直认为杨笠们只是女拳而已，即伪女权。
她们的工作根本不是在抬女，而是在贬女——以无底线煽动性别对立的方式。
甚至这种女拳表演和对立式价值观，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禁不起推敲的。
比如杨笠鼓吹的“我的孩子是我的，我弟弟的孩子未必是他的”——从2020年开始，随着女拳势力受到境外资本资助而壮大，“保卫子宫”已经成了女拳团体的运动口号，怎么这时候需要在“戴绿帽”的问题打击男性时，杨女士们就又愿意生了？又愿意借“我的孩子是我的”来搁置生育争议了？你们的孩子是用来给你当踩男的工具的？
再比如，如若杨女士将来真的有了孩子，假设是儿子，按照她在本次节目里于“戴绿帽”问题中对男性的极尽嘲讽之态，她儿子将来要是被她儿媳妇戴绿帽，她是不是要给她儿媳妇颁个奖？——“我伟大的儿媳妇！你真棒！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就得给他们戴绿帽！女性崛起！女性万岁！”
…………………
2
真正的女权应该是什么样子？仇男？踩男？
在我看来，女权的真核应该是：“男人很优秀，男人很伟大，而我们女人要和男人一样优秀、一样伟大，共同劳动、共同参与建设这个世界！”
就此而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女权理论奠基者与实践者，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的女权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而言，算是真正之雄起，也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翘楚。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
此后，《人民日报》每年会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五千年浩瀚长史，女性社会地位最高、女性尊严最为自持的时代，无疑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
毛主席文略一生，雄篇千万，其中最为震烁世界的即是四句话：
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②“为人民服务！”
③“帝国主义不过是只纸老虎！”
④“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一道惊雷划破长空，解放了数以亿计千百年来被父系男权社会压迫的中国劳动妇女。
恩格斯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在毛主席麾下，原本在旧社会被封锁禁锢在男权家庭单位中的女性，可以参加工业、农业的劳动，甚至可以成为基层组织的骨感力量。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
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50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
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
是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给予了中国女性以彻底解放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让中国女性可以不再依附男性、以独立的身姿同男性共同劳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妇女历史上第一次挣脱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大批的“妇女扫盲班”便拔地而起，同时伴随着的是妓女、妓院在一夜之间被雷霆取缔。
妇女在新中国拥有了在民国时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劳动地位、家庭地位、社会地位。
毛主席有一句话：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这句话深刻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妇女观，也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恰如年轻的他曾高喊：
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3
而虚伪的女权即“女拳”又是什么模样？
“男人都是垃圾！男人所有看似的优秀，都是建立在压迫女性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弄死所有男人，独享这个世界！”
…………
这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也是国际共运遁入低潮后，资本主义反攻倒算、世界政治格局趋于右转，世界性的阶层差距重新被拉开、但阶级斗争势头迅速被压灭之后，资本为了缓解被剥削阶级的攻势再起，所采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改阶级矛盾为性别矛盾。
由此，女拳兴起。
典型如平成时代的日本，“恋爱资本主义”、“平成新女性”、“远离臭男人”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成为左翼退潮后的最大力量填补。
就前文杨笠女士“姐姐和弟弟”的案例，2021年年初有一个更火的议论：电影《我的姐姐》。
其引发的舆论海啸，比杨女士这一小段脱口秀要大的多了。
正如我之前的论述分析，那部《我的姐姐》同样是一部女拳主义作品而已。
电影的剧情看似一直徘徊于“重男轻女”的节奏明线上，也很成功地借此捆绑了大多数观影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情绪——但是，有一点它几乎没有交代和打磨：女主拒绝抚养男孩，到底是出于对“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思维的报复心理，还是面对生存压力的力不从心？
很显然，那部电影一直在前者的小圈圈里打转，并为此铺排了非常多的辅助情节来渲染烘托。
比如医院里保小不保大的闹剧，比如女主男友的妈宝男人设与男友家庭的父系强势，比如女主姑妈含泪讲述人生经历（还借喻了套娃作为悲剧载体，暗示封建思想代代压迫）。
同时，电影并没有对后者进行太多的描述，仅仅是一带而过，比如医院里同事的官僚特权家庭背景、北京近乎高压的生存成本……
这些，恐怕才是现实中真正令影片女主放弃自己亲生弟弟的最大原因。
正如女主自己所言：“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本该成为电影的精髓。
是庞大的社会生存压力和不见天日的阶级压迫感，让影片中一个20岁的女孩亲手撕碎了亲情，而不单单是所谓的“重男轻女”的家庭遗留阴影所导致的人性冷漠。
导演将电影前半段的女主刻画得阴森异常，也正是为了表现出对“家族”这个单元、对“亲戚”这个家族秩序构成者、对“弟弟”这个最后一根稻草的「仇恨」。
然而，制作方完全弄错了「仇恨」的方向，这是那部女性电影最大的遗憾。
是什么，可以穷凶极恶地碾压一切家庭伦理？又是什么，可以让一切情感悯意都不得不让位于柴米油盐和一本房证的现实？
是社会的阶级固化，是生存压力，是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性答案。
它将家族生生地切割开来，让每一户人家“各扫门前雪”，也让每一个阶级只能游弋于本阶级内进行无休止的内斗——正如电影本身，巧妙地用“重男轻女”的文化问题，压掩了底层难以出头的政治问题。
三年前我在看这部《我的姐姐》的过程中，满脑子都回荡着《共产党宣言》里那句我已经引用摘录过太多遍的话：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一套房子，就可以将一屋子原本由血缘纽带连为一体的家族成员们争得面红耳赤、乃至大打出手，遑论一个孩子肉眼可见的成长成本了，这才是影片里亲戚们对小男孩互相推诿、不敢接纳的根本性缘由。
在影片里，姑妈讲述人生经历的片段中，有一个细节被大多数观众忽略：姑妈口中提到“厂子没了”（大致是这个表述，只看一遍我记不太清），这句话仅仅一嘴带过，旋即又进去了反复对“重男轻女”问题的唠叨中——不过在我眼里，这个“厂子没了”，是相当重要的历史变迁的见证。
看来导演还是比较尊重故事原版的，哪怕只给了一句台词。
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国企解体潮，东北和华北耳熟能详，位于西南的四川亦不可幸免。
如赫赫有名的四川锅炉厂，原名东方红机械厂，是国家大三线建设时期的主力军，也在90年代末期遭遇了人为的衰败。
除却片中城市地区国企的覆灭，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横空出世，同样在变更着中国的人口格局。
国企消失，工人下岗；公社瓦解，社员遣散……时代，强行地拆解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集体主义系统，也将一个本是主人公地位的阶级驱逐出了社会核心地带。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私有制化的社会秩序被建立，而工农群体的共同体被逐步打碎，他们中的许多女性只能渐渐从原本可以贡献一份强大生产力的国营工厂与集体公社中，退回到了原子化的家庭里。
从“社会人”落回“家庭人”，中国女性从90年代末期始，重新扮演起了小农化的家庭妇女角色，也就时隔四十年再度被大家长制的父权夫权体系所笼罩。
被新中国消灭的“重男轻女”思潮，也就与之死灰复燃了。
配合着早在1982年9月就被定为国策的计划生育制度，女性继社会地位遭到剥夺之后，家庭地位又进一步沦陷，为日后的“性别大战”奠定了历史基础。
所以，《我的姐姐》我无法给它打高分，它过于舍本逐末。
同理，杨笠们近年来的表演，在我看来同样是片面且下作的。
毛主席在青年时就解放妇女有论：
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今我们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叹惜，还是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
那么，什么才是“本”和“源”？
青年毛泽东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直言：
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鲁迅笔下“吃人的社会”，这才是一切女性困境的根源。
仅抨击所谓家族内部之“重男轻女”，而不触及社会的阶层压迫，所有的仇恨都只能化作表面的极端一语。
纵使某些时候能够换来些许改变，也不过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妥协和怜舍，难以从根上推翻这个吸血的秩序。
所以之所以，我不愿意称三年前那部《我的姐姐》为女权主义电影，而不过是一部喂饱「谋求发泄情绪的田园拳师们」的女拳主义电影罢尔。
一群集体被时代伤害和抛弃的人，窝在小家庭的单元里画地为牢地内斗……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那些端坐高台的人在观赏《我的姐姐》这部充斥着底层冲突的影片时，嘴角会流现出怎样满意的邪咲。
同样的镜像：我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那些端坐高台的人在观赏杨笠每每发表仇男言论、引发女性观众被她带节奏、被她裹挟时，面庞会浮出出怎样得意的魅容。
在存有阶级压迫的社会环境里，性别缠斗以及催生的所谓“女权主义”是一定会存在的。
同时，还会存在族裔伐异斗争（种族问题）、文化互斥斗争（宗教问题）、男女性向斗争（同性恋问题）、老少年龄斗争（代际问题）、人物共存斗争（环保问题）等等，并由此催生出一系列“极端主义”，如女拳biao、环保biao、恐怖biao等等。
当年马丁路德金在街头发表演说时，台下不仅仅只有黑人，还有白人工人阶级、同性恋团体等少数群体，他们都希望能够借身份政治捞到一杯羹——但是，他们都没有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拧成一股绳。
他们看似上街呐喊、游行示威、甚至脱衣脱裤光屁股……但他们从来争的不是具体的阶级权力，而仅仅是统治阶层恩赐的承认。
一群本质诉求都是“反压迫”的人们，却各贴标签、横向梳理，这终究无法撼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反而在分化无产阶级的现实间，深得统治者喜闻乐见。
如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所言：
资产阶级妇女协会开展了提高妇女劳动地位和准许妇女从事高级职业的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上流社会的妇女获得好的生活。
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协会都乐于投到地位较高和地位最高的夫人女士们的麾下，得到她们的保护。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妇女只是仿效资产阶级的男人，这些资产阶级的男人也爱好寻找这种保护，也热情洋溢地追求，但成效甚微，即使有些微成效，也不是在大事方面。人们所干的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干的劳而无功的工作，他在彻底改革的必要性问题上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他们不允许对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基础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保守主义本性妨碍着这些协会具有所谓破坏性的倾向。
1894年春，在柏林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会上，少数派提出，资产阶级妇女应当同无产阶级妇女，也就是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妇女携手并进。
多数派却暴跳如雷地反对。但是资产阶级妇女靠自己拉自己的辫子，是不能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的。
从奥巴马（黑人）到希拉里（女性），民主党不断地推出身份政治代理人、加深美国标签群体的抱团分化，奥巴马初次竞选时更是直接在伊利诺伊州（黑人大州）宣布自己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当然了，他们也出乎意料得用力过猛、把「底层男性白人异性恋工人阶级」这个群体给逼抱团了（红脖子），2016年选出了个特朗普………
希拉里这么一个为QiangJian犯辩护、放任总统丈夫纵欲萝莉岛的玩意，竟然能够“代表女性”去竞选总统，这就是政治分化的牛掰之处。
同理，黑人群体、同性恋群体、环保群体、动保群体等，也都有自己内部的“上等人物”，他们早已挤进了精英权贵阶级的队伍里，却还依然通过「身份」进行“卖惨”、帮助权贵们统治自己所辖的群体………
所以，女拳（极端女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被掩匿后，所释放出的诸类“变异旁种”中的一个罢了。
它（她）一定是被提线操控的，而背后赋予它（她）能量的，一定是那个掩匿阶级斗争的人。
包括2020年夏天在网络上甚嚣尘上的“卫生巾运动”，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集美们，麻烦搞搞清楚：让你痛苦的是「贫困」，而不是什么「月经贫困」；让你悲伤的是实现不了「财务自由」，而不是实现不了什么「卫生巾自由」。
几片卫生巾再怎么贵，把你变成男人，也不会就因为每月能省了这笔卫生巾的支出而“翻身女奴把歌唱”。
斗争与被斗争的主体、以及究竟应该作为一个如何身份而因此事委屈——真的是「女性」吗？真的是性别吗？
真正应该被关注的，是「用不起卫生巾的人」，而不是「用不起卫生巾的女人」——哪怕卫生巾通常情况仅是给女性用的。
资本主义占据资源主导与舆论主导的社会里，一片小小的卫生巾也有了三六九等，这才是需要全社会去唏嘘和反思的地方。
4
杨笠能够爆火，主要得益于她的那个新概念词汇：「普信男」。
这句话瞬间成为了一种“宣言”，由于打击面的巨大和当今社会高压之下的某种重伤效果，火速以大旗的形式在女拳团体中被树立起来。
恕我直言，这句话（或者说“普信男”这个词），着实太恶劣了。
“普通却自信”，这难道不应该是一个十分健康又可贵的生活态度吗？
试问普天之下，普罗大众之间有几个不是“普通人”？难道他们都应该自卑？
特别是在两性被煽动对立起来之后，这些“普通的男人”难道必须要在女性面前自卑？否则就是要被抨击为“不知天高地厚”？
今天这帮女拳所畅想的如此一幕，确实曾经在日本真实发生过，即前文提到的平成时代的“平成新女性”，她们仇视贬低日本男性，男人稍有靠近就会被控诉“性骚扰”，扩大化的势头压灭不住……
最终结果证明，这种异化甚至是邪化的（伪）女权运动并不能推动一个社会其女权文明真正的进步，也无法真正唤醒女性对自身角色的正确理解。
到今天，日本依旧是女性社会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分化最严重、年轻一代被剥削最严重、阶级固化最严重、生育危机和人口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一切都是一条链上的因果元素，而链条的内核只有一个：阶级矛盾。
其他的所有矛盾比如性别矛盾，都不过是资本当权者or国际垄断势力用以转移视线、将矛盾衍生品打造成矛盾主流物、将次要矛盾混淆为主要矛盾的阴谋罢尔。
有趣的是，当时杨笠因“普信男”言论而陷入争议后，除了一帮小姑娘们乌央乌央地摇旗呐喊，竟然有某些老男人也来支持杨笠，对杨笠言论的侧面——“不普通即精英男士”的坑位“对号入座”的急迫，简直一目了然……
所以，看到了吧，这个世界永远是阶级为先，“亲不亲，阶级分”，就算是被杨笠们仇视到地底的男人，只要你是上层阶级，你就依然可以是杨笠们的朋友，共同打压“普男”。
性别对立、煽动群体内斗、制造社会不稳定的背后，是披着平权和女权的外衣、实为矮化与物化女性。
给她们提供教学的，我想可能是拿着CIA经费的东欧/拉美某些嵌入颜色革命的“街头女性运动”，如露乳运动、露臀运动、露阴运动……
境外势力插足中国境内的女权运动，这早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和各种独派组织蛇鼠一窝的“女权逗士”洪理达、李婷婷、郑楚然，哪个背后没有美金资助？
还有那个微博被销号的“女权之声”……案例一抓一大把。
这些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赞助了至少10家中国大陆“女权组织”，一帮动不动就情绪上脑、高喊“me too”的姑娘，妥妥的被人玩成工具。
至于杨笠女士，我不知道，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跋
我确实很不喜欢杨笠，但是在我眼里，“杨笠”二字只是一个群像的代号，并不针对她和她的队友们。
她们是一群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但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当“杨笠”被人为地符号化之后，她们已经成了一个受害者、甚至是一个木偶。
今天的她们被捧得有多高，明天就可能摔得有多么惨、被抛弃得有有多么决绝。
以现实角度判断，在国家于巨大人口危机面前倡导三孩政策和促恋促婚（虽然这是治标不治本，我早有评述过）的氛围下，杨笠仍然反向作对、持续煽动群体性分离……我劝她好自为之。
事实上，由于某些原因，杨笠本人已经被逐出了线上主流平台……
但是她所带动的“风口赛道”却吸引了一大批照葫芦画瓢的女性异见分子们，当有一天她们也被时代视为弃子而抛弃时，不知道会这条不归路作何反思。
杨笠们的本质问题并不在于作为个体的诸多争议，她们，以及她们的言论都仅仅是时代产物而已。
是剧烈的社会阶层矛盾让“性别问题”成为了一个无辜的抓手，而杨笠们幸运、敏锐又聪明地抓住了这个抓手，成为了一个狭窄领域内的意见领袖。
同时，配合着平台（资本）明显带有目的性的加持，通过无底线无下限的发声扩大化，不断裹挟并扩充麾下的极端受众，造就了眼下几乎难以收拾的“女拳群魔乱舞”的局面。
女拳问题的缘由和出路，其实毛主席老人家早就点明过，就看今人能不能深彻体会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
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鼕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