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神奇的现象多又多！最神奇的当数被人推上“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之神坛的文化大神陈寅恪：一个留学海外多年缺没有通过任何一门基本的外语考试因而无法取得任何国家学历、却大言不惭地不断自我吹嘘和被人吹捧成精通二十几门外语的语言大神、一个缺乏过硬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贡献而靠着家族关系和私人背景混进清华的二、三流历史学教授，居然能够混成民国时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如今又走向新中国的学术大神榜的神坛，真可以说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而相当多的人尊重和推崇他，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据说是他的这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现在早已经被认定为陈家私货而不容侵犯了。
其实，这是个重大的历史误会，甚至还牵扯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被撤和梁启超、陈寅恪二人最后断交的深层原因。我们觉得有必要揭开这个内幕，让那些热衷于制造陈寅恪神迹的神棍们（如刘梦溪、陆键东、罗定宇、桑兵、岳南、石国鹏等神棍的使徒们，还有网络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陈粉们）脑子清醒点。为了不患老年痴呆而如此疯狂还可以理解，如果借着阐述所谓的陈寅恪思想而塞进个人私货，又当别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成了陈寅恪的私货，首见于《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原文如下：“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让我们揭开这个私货的具体来源。
首先，我们先考察梁启超先生“自由之思想”的文章。
早在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自由》一文中就重伸：“‘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虽然，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语，已渐成青年辈之口头禅矣。新民子曰：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请论自由。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对于教会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国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也。生计上之自由者，资本家与劳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复分为三：一曰平民对于贵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国民全体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征诸实行者，不外是矣。”
接着，梁启超先生总结了西方社会为了宗教自由、生计自由、政治自由、民族自由而做的努力。又说：“由此观之，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之原动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时不同，其国不同，其所需之种类不同，故其所来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诸实事而非虚谈，施诸公敌而非私利一也。试以前所列之六大问题，覆按诸中国，其第一条四民平等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吾自战国以来，即废世卿之制，而阶级陋习，早已消灭也。其第三条属地自治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其无殖民地于境外也。其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无有也，以吾国非宗教国，数千年无教争也。其第六条工群问题，他日或有之，而今则尚无有也，以其生计界尚沈滞，而竞争不剧烈也。然则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唯第二之参政问题，与第四之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而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若是夫吾侪之所谓自由，与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见矣。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夫既不许侵人自由，则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顾谓此为自由之极则者何也？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斯二者盖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个人之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可以发现，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是梁启超先生在19世纪晚期、20时期初期的主要思想之一。他对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启蒙作用绝非陈寅恪所能比拟。
——而且，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杀之前，找不出陈寅恪论述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的任何文章！这就首先从源头上查明了“自由之思想”的具体来历。
再看梁启超先生对“独立之精神”的论述。
1899年，梁启超先生在《清议报》上发文章阐述：“天下不能独立之人，其别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盖凡民也，犹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吾一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一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之，至于不可纪极，而求其真能超然独立与世界直接者：殆几绝也。公法，凡国之仰庇于他国者，则其国应享之权利，尽归于所仰庇国之内，而世界上不啻无此国。然则人之仰庇于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无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又说：“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头摇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若夫以有灵觉之人类，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实乃不免为畜犬、游妓之所为，举国如是，犹谓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为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虽然，试观今日所谓士大夫者，其于求富贵利达之事，与彼畜犬、游妓之所异者能几何也？士大夫一国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谓国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贵利达者，必出于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种仰庇于人之心，习之成性，积数千年铭刻于脑筋而莫或以为怪，稍有倡异议者，不以为大逆不道，则以为丧心病狂也。彼其论殆谓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人者，今日不受庇于甲，明日必当受庇于乙，如彼史家所论，谓不可一日无正统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则仰之，不论其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纪载，今日方目之为盗贼，明日已称之为神圣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之刘邦、朱元璋，受庇于篡贼之曹丕、司马师、刘裕、赵匡胤，受庇于贱种之刘渊、石勒、耶律、完颜、成吉思，皆腼然不之怪，从其摆头摇尾、涂脂抹粉，以为分所宜然，但求无一日无庇我之人足矣。呜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刬除之而化易之也？今来庇我者，又将易他人矣，不见乎人耶稣教、天主教者遍于行省乎？不见乎求入英籍日本籍者接踵而立乎？不见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涨价至百数十倍乎？何也，为求庇耳。有心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惨祸致动众人，而不知彼畜根奴性之人，营狡免之三窟，固已久矣。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
在此，梁启超先生已经明白无误地点出了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自由思想和言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新民说》，他更明确了“思想自由之门开，而新天地始出现矣”！
这就牵扯到了下一章的重要问题：梁启超先生的这一思想怎么成了陈寅恪的专利？！ 我们载前文《梁启超晚年和陈寅恪断交》中揭露了陈寅恪侵占梁启超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撰写权力的过程。到了1929年6月初，《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终于建成，碑文终于公布了。撰写者落款果然只剩下陈寅恪一人！根本就没有已故的梁启超先生！而自知心中有鬼的陈寅恪，没有忘记说了这样一句“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以掩人耳目，为自己开脱。但是，梁启超主张的核心要说明王国维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要点，变成了陈寅恪的“主张”——可是，刚才我们说了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杀之前，陈寅恪论文、书信和日记、甚至读书笔记中找不出一丝一毫的论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只言片语！却大量出现在梁启超日记、书信和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结合陈寅恪主动要求代笔梁启超撰写《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一事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能是梁启超先生的个人主张，让陈寅恪代笔时必须写入《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只是梁启超怎么也没想到：陈寅恪居然九占为已有了！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陈寅恪的私家货！《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而1929年6月3日陈寅恪、吴宓却并未参与任何实际的纪念活动和揭碑活动。吴宓不想参加是因为他当初就反对捐款建碑，而陈寅恪不想参加则是碑文已刻，他的出名目的达成，而且梁启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变成了陈家私货，他再到现场出席难免引出师生们对他的质疑和心虚。不仅如此，美籍华裔学者、钱锺书先生的老同学赵自强先生在电话中如此向笔者陈述说：“也正是在1929年夏天的时候开始，陈寅恪和刘盼遂、戴家祥等人对外散布所谓的‘梁启超论著等身不如陈寅恪聊聊几百字有价值’的神话开始流传了。目的是想安抚那些质疑陈寅恪的学问、学历和人品的人；特别是陈寅恪在碑文中完全抹杀梁启超的思想和《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碑文作者的存在。”
总结本文，我们在1929年夏天之前，没有发现陈寅恪论述自由和独立的任何观点，而这些观点无论从当时思想界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完全来自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工作期间得自梁启超先生的言行和文章。
另一方面，最早总结了梁启超这一思想的人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先生就明确点出：“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现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早已经被陈粉们演绎成了陈寅恪的思想符号，甚至出现在庐山陈寅恪碑石上！足见这句话的思想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其真正创始人梁启超先生的学术启蒙意义。现在，借着陈寅恪大神受到热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居然陈粉们开始蛊惑这叫嚣着要将其写进清华大学的校训了！见袁小怡《被腰斩的清华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现在却被拦腰斩断，
只剩下前面8个字。”然后，他得出结论：時下人們正在發問：中國高等教育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才？發問者不少，回答的不多。從上到下，全都昏昏然，茫茫然，即使隔靴搔癢地說幾句，也都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其实，許多人很明白，就是不敢說出來。我想，現在，或許可以從這個被腰斬的清華校訓中找到答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有錯嗎？如果有独立精神，就不会甘于做奴才，就不会轻易被驱使，就不会只做工具和炮灰。如果有自由思想，就不会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就不会溜须拍马趋炎附势，就不会全国只用一个脑袋想问题。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被当权者认可的原因所在。当权者需要的是“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不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叛逆。孔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这也是清华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症结所在。
他讲出了这句话的现实意义，也是陈粉们塑造陈寅恪大神的终极目的所在。不仅是他，如今的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略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大学精神》一文中也是这样主张的：“我认为，清华校训‘自強不息、厚德载物’，是就人生的道德态度而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就大学的学术精神而言。这兩者都是今天我們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所要大力发扬的。应当说，在中国各大学中，清华前軰提出的这两句话，是最好的校训、最好的大学精神的表达。”
其实，我所曾任教过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校训都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都提出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但和陈寅恪无半毛钱关系！因为那是梁启超的思想核心！
其实，大学的学术自主和自由，本来不需要独家把持为清华大学或其他大学的校训的。这个是东西方各个大学的共同的学术规范和办学的基本原则，和校训之类的是毫不干涉的。部分清华人看到如今陈寅恪变成了文化大神受到热捧、新晋封神这一大环境，于是，借着捧陈表达自己内心对新权威主义和文化专制掌控的不满，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拿着鸡毛当令箭，就难免出现南辕北辙、望梅止渴的意淫结局。
如有任何指教，请来信[email protected]
【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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