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解决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价值法则与供求关系并列[5]，被称为“邓小平的价值理论”，是“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突破”[6]，这种认识否定了价值规律对供求关系的决定关系。紧接着，把完善仅统计工农业物质生产的MPS制度的改革，变成引入西方国民生产总值体系的另起炉灶，这就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上作出了根本改变，在工作重心转移中开始了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探索。以这种认识和举措为始点的探索，一是把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直接等同起来，二是进而把劳动力商品的流通和消费混淆起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准备阶段，强调反复“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7]1,700的内容，恰好就是不容混淆这两点[8]，由此，在经济学领域，党内意识形态开始容纳资产阶级经济学特症，与狼共舞。
我们大多数同志，在相当长的阶段不能理解毛泽东同志对“合二为一”思想方法的批判，不能理解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提出，不能重视对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评，这些批评、批判与主张，在政治经济学上正是对这两点的防范，在哲学上正是对所谓“在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统一中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这样合二为一折中主义思维方式的防范。思想界理论界很多争论集中在第二颗、第三颗及之后的扣子，忽略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否定了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正确关系，也就忘记了第一颗扣子就系错了。他们想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所谓“错误”，却从个人经验的感性认识出发，枝蔓出脱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强调的方向，主客观背离，把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不断引向歧途，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甚至踏入毛泽东同志严正警告过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以私利最大化为基石的市场行为必然服从供需效用价值，推翻斯密自身的劳动价值论。民营经济华为为避免与西方列强正面冲突，欲出售给竞争对手之一摩托罗拉，一旦出售成功，华为的持股者将手持的前期物化劳动交换的货币资本，以资本家身份重新进入市场；私人老板于东来在负债累累中买来包装，准备售卖假酒翻身。华为出售未果后，被逼上梁山，开始预留后手，吸收海内外顶尖人才，主要凭借复杂劳动的奋斗促进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拥抱美欧的科技创新劳动，投入竞争，对抗西方垄断。前国企工段长于东来，在售卖假烟假酒风潮中发现经营规律，转向用真品换真心，以真诚劳动取代商业投机，走向良性循环。
华为，胖东来的崛起实际上排斥了来自社会和宏观经济中的两种资本迷雾。
（一）庸俗经济学迷雾。由GDP引导下，必然选定劳动力商品走市场配置资源途径，由于流通过程并不创造价值，这在土地等公有制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对于市场经济后尚未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一代雇佣劳动者，是一种实践上的进步。双向自由选择，有利于劳动者全面发展，有利于企业选择更合适的劳动者，繁荣社会分工，促进了市场主体培育，以及商品的丰富；也有利于劳动者反抗官本位官僚主义，这是商品经济的深入。虽然公有制主体为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带来了社会主义色彩，但是一点也没有影响“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3]5,205，在其混淆下，家庭承包后充沛过剩的劳动力供求曲线平衡点向右下方移动，必然引发主要由农民工、下岗工人构成的血汗工厂和红灯区，其最早出现于珠三角地区港台中小商人外资的“两头在外”，向北蔓延，早期的城乡权力经商和利益集团与雇工同时形成，建国后的艰苦奉献传统被资本所用，出现北方煤窑，凉山童工，劳动环境恶劣慢性病、城乡黑恶势力等极端现象；利用市场价格，国企的临时工季节工制度也演变为外包危险艰苦工作和技术复杂的攻关工作。随着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及其后代脱离生产资料，万众创业、地摊经济，毕业、退役即失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所演变的市场独立性，逐渐变为假象，“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3]5,662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不足三年的事实证明，价值法则和供求关系的并列、折中后，用市场主体解决前期计划经济不善核算是有效的，但在自发的经济活动中，只能完全服从于市场供求，效用价值，崇拜私有化，走向价值规律反面，出现普遍的社会分化，大众需求不足，劳动主体地位丧失，背离初心。
在效用价值论的作用下，企业普遍不重视员工流失率。出现打工潮所向，GDP繁荣，反之，GDP萧条的社会表象。一些半殖民地残余泛起，如造不如买；在引进中，超越制造业“鲶鱼效应”的合理界限，扩大到价格弹性系数低，即对价格不敏感的公共服务和刚性消费行业；在服务各类消费阶层中，高消费项目得到重视。法制经济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自我约束，虽然在法制下，官商勾结、垄断、社会黑恶、性交易等成为常态，却不妨碍成为西化派经常挥舞的遮羞布。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从探索到法律制度的建立，一些导致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得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原则的支撑，但对社会的危害如毒食品、污染、通货膨胀、贫富分化等作为探索成本，则由人民承担。进入新时代，党的改革决议把“看不见的手”进一步强调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在强调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在说明中，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释为“并不是起全部作用”[9]。这一点，虽然没有进入党的决议，但是否定了市场万能，反映了企业运行的客观性。华为和胖东来，在企业早期阶段，在客户至上的实践中，就力所能及的使本企业的员工收入高于同行业，代表了一批先进企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作用下，员工薪酬并未服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在企业最本质的人际关系上，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并未按市场供求曲线“配置资源”。
（二）古典经济学迷雾。1995年劳动法颁布前后，刘易斯拐点出现，和发达国家接轨，WTO打开了中国市场，在雇佣价格的社会平均化中，守法企业逐渐按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形成的费用支付劳动力价格，每周双休，如区域最低工资和五险一金的落实；对于复杂劳动，反映在对人才争夺中的工薪优厚待遇上，这些待遇的改善，是“对活劳动能力的支配权的等价物”[1]46上,1979年,329，以形成可变资本，在社会平均化中，这些“等价交换”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1]24,1972年,24，正如马克思揭露的，古典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描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隐匿剩余劳动，是斯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失足之处。尽管如此，西化派理念一度将经济困难归因于劳动法。
任正非曾披露过心声，原始股东退股后，是个人私企还是员工持股，在反复考虑中曾和父亲讨论，财散人聚的思考得到支持。如果说这是新中国对两代人潜移默化，对自私和剥削的排斥，它不仅是对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的排斥，更是进一步对劳动力和货币“等价交换”为可变资本的变革，实质是逆私有化。这种变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很早曾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肯定了劳动者持股形式的合作生产这种“自然而然”的新的生产方式。一百多年来，既是缓和西方企业阶级矛盾，应对竞争的必要措施，也是巩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的重要手段，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下，才能遏制它以自发谋求垄断为首的一切缺点。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入，在提高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实践中，党内西化派坚信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身不由己的淡化、抹杀公有与私有，所有制、合作制与股份制，加大私企占比，空谈公有制形式创新，在公有经济成分占比大幅萎缩同时，在理论上演变为所有制中性、市场主体中性、进而资本中性的主观意图，似乎资本方式应当或者可以永恒化。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回避、忌惮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个本质要害问题。
【本文是《华为、胖东来的实践——坚持劳动二重性，正视劳动使用价值》节选，全文近17000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5]《韩纲：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见厉平编《解冻年代》，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页
[6]《邓小平的价值理论：并重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胡义成，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三期）
[7] 《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0-542页
[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社2013年11月15日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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