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新觉罗·翔的历史认知扭曲：亵渎辛亥革命
爱新觉罗·翔的最新论调着实令人困惑。如果他胆子大些，直接怒斥当前中国社会中仇日情绪高涨，倒还算是“切中时事”，借着热点话题引发讨论。毕竟，爱新觉罗·翔的粉丝群体一向擅长自我反思，再加上部分国人有“反思成瘾”的倾向，确实可以博得不少支持。但令人费解的是，爱新觉罗·翔偏偏绕过这些热点话题，选择了辛亥革命中的“排满思潮”和民族主义，还硬生生拿出一个爱新觉罗家族改姓的案例作为批判的切入点。这无异于自己找屎吃。
为了心中的大和民族，爱新觉罗·翔居然选择了“阴阳怪气”地批判辛亥革命，把一场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历史性革命运动，与当代社会中的个别刑事犯罪相提并论，这种类比不仅没有任何逻辑关联，更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和亵渎。他刻意混淆了民族解放运动与现代社会中的个别犯罪行为的本质区别。这不仅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侮辱，也暴露了他在历史认知上的浅薄和偏狭。
首先，而爱新觉罗·翔选择用“改姓”这个例子来影射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仅无知，还显得极为荒谬。难道改姓就能够抹杀爱新觉罗家族对中国历史的侵害吗？爱新觉罗家族作为满清皇族，其统治期间的阶级压迫、民族屠杀、言论禁锢、思想奴役，放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评判标准下，都是无法被辩护的历史罪行。无论是从爱新觉罗·翔所自称信仰的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他所认同的政治立场来看，满清统治者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可饶恕的。
然而，辛亥革命期间除了极少数宗社党成员被革命党刺杀之外，满清皇室并没有遭到暴力清算。事实上，民国政府给予满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与欧洲那些被革命推翻的王室命运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法国的路易十六和俄国的尼古拉二世都未能善终，而溥仪却在民国的优待下安然无恙，后来甚至还得到了复辟的机会，直至后来沦为日本的傀儡汉奸。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合法性的一场革命之一。爱新觉罗·翔选择攻击辛亥革命，并将其简化为民族矛盾，完全是历史认知上的倒退。辛亥革命不止是排满，更是反抗专制封建制度，推动中国向现代民主迈进的重大历史事件。
不仅如此，爱新觉罗·翔似乎对历史有选择性失忆。爱新觉罗家族除了溥仪这样试图复辟帝制、成为卖国贼的反面典型，还有像载沣兄弟那样拒绝日本人的诱惑、顺应时代潮流、在抗战后善终的正面典型。爱新觉罗·翔的批判方向完全搞错了，不是因为改姓与否，也不是因为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因为这个政治家族的成员是否能正确认清时代大势，分辨清楚正邪对错。这才是问题的本质。爱新觉罗·翔的逻辑更加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竟然将满族和日本相提并论，试图构建一个“满日共同体”，将满清统治的历史与日本侵华的历史混为一谈。这不是汉奸杂碎还能是什么货色？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不仅是推动了清王朝的终结，更是开启了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爱新觉罗·翔把这样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与某些极端个案混为一谈，显然是刻意扭曲历史叙事，试图将辛亥革命污名化。这背后可能暗藏着更大的意图。他试图通过这种阴阳怪气的批评，模糊在历史阶段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界限，将任何反抗压迫的历史性斗争都贴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从而为他所主张的“超然”立场服务。
而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成功的民族解放革命，显然不符合他这种“超然”的叙事框架，因此他选择将其降格到与当今的刑事案件同列，进行不当比较。爱新觉罗·翔的这种操作，让人不得不反思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博取眼球，还是为了通过扭曲历史叙事，达到某种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无论如何，这种言论不仅是在历史认知上的严重错误，更是在价值观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2、爱新觉罗·翔对历史的片面解读和虚无化伎俩
接下来，爱新觉罗·翔着重批判的“狭隘民族主义”，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他一边高举“自由”和“反思”的大旗，一边对辛亥革命中的排满思潮嗤之以鼻。但他似乎忘记了，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领袖在当时倡导的民族主义，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满清统治者，更是一种对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全面批判。他们所主张的，是对“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的愚昧思想的彻底否定。如果他们仅仅是排满，那么像袁世凯这样的纯血汉人称帝时，他们应该举双手赞成才是。然而，历史事实已经明确表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所反对的，正是打着“传统民族”旗号、妄图复辟专制的满清政府和它的法理继承者——北洋军阀。
爱新觉罗·翔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批判，更是显得不堪一击。他似乎完全忽视了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积极作用。从反抗封建制度到反抗外来殖民，民族主义一直都是中国人民觉醒的重要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公车上书，正是因为意识到国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分主权都与每一个国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才站出来抗议。否则，按照封建朝廷的逻辑，台湾只是一个边陲岛屿，何必为之如此激愤？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崛起，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的主权被私相授受时，才激起了全国的愤怒，点燃了五四运动。没有这种民族主义的推动，青岛不过是另一个殖民地的转手，根本不会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怒与抗争。
而爱新觉罗·翔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似乎对当今世界上真正极端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他指责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却对历史上最恶劣的例子——纳粹德国、日本仇恨教育和如今的犹太复国主义避而不谈。纳粹德国以种族清洗为核心理念，而以色列则在当下依然延续着种族隔离和对阿拉伯人的暴力镇压。这些真实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例子，爱新觉罗·翔却从不触碰。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吗？爱新觉罗·翔和那些亲西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擅长对纳粹德国进行道德批判，但在现实中，却对以色列的暴行选择性失明。这种只敢“鞭尸”历史，却不敢直面现实的态度，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虚伪。
爱新觉罗·翔还曾赞颂梁启超的“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的态度，作为一种自我批判的典范。然而，当以色列拿着二战犹太人的苦难作为借口，屠杀阿拉伯人时，爱新觉罗·翔却闭口不提。他宁愿树立一个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虚假靶子，进行毫无现实意义的道德表演，也不愿直面当今世界中更加血腥和残酷的现实。这种避重就轻、虚伪至极的态度，让他的所谓“自由主义”变得苍白无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对外抗争的力量，也是对内反抗封建和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推动，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抗议，甚至抗日战争中的全国动员，根本无从谈起。而爱新觉罗·翔如果真的看不到民族主义的这种历史进步性，甚至还企图将其污名化，那么他就彻底失去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认知。
3、爱新觉罗·翔的无耻双标和选择性失明
爱新觉罗·翔对爱新觉罗的“关爱”，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与其对满清的皇族挥洒如此多余的“爱心”，为什么他不去关心一下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的革命烈士呢？辛亥革命前，多少仁人志士在满清的压迫下英勇就义？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历史的每一页，却在爱新觉罗·翔的叙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例如，武昌起义前夕，被满清残酷处死的革命烈士刘复基、彭楚藩，他们为推翻满清的暴政勇敢站出来，最终被满清政府以残忍的方式镇压。他们并没有享受什么所谓“改姓”后的特权或体面，而是被满清政权当作“反贼”，惨遭屠戮。这些烈士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前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却在爱新觉罗·翔的视野中被冷漠遗忘。刘复基、彭楚藩等烈士，他们的英勇和牺牲才是我们应该铭记和敬仰的。
在满清政权的统治下，无数像他们这样的革命志士，为了结束腐败的满清统治、推翻民族压迫，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不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真正的自由、独立和国家的进步而斗争。爱新觉罗·翔不仅没有为这些革命烈士发声，反而将辛亥革命描绘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似乎这些烈士的牺牲没有意义，甚至是错误的。这样的言论不仅是不尊重历史，更是对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的极大侮辱。
图：被满清残酷处死的革命烈士刘复基、彭楚藩
爱新觉罗·翔的这份“多余的爱心”，究竟是献给谁的？如果他真的关心历史、关心正义，为什么不去关注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英雄？难道是因为这些烈士的牺牲与他所推崇的“超然”立场格格不入？还是因为他更愿意为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唱赞歌，而不是为那些推翻旧制度、争取自由的英雄们发声？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爱新觉罗·翔的这种选择性同情，实在让人质疑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真正的历史是由无数像刘复基、彭楚藩这样的革命者书写的，他们的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敬，而不是被某些“知识分子”所刻意忽略或贬低。
爱新觉罗·翔一边自诩为思想的启蒙者，一边却在历史和现实中选择性地忽视、选择性地批判。爱新觉罗·翔不仅对历史进行选择性解读，在当下社会热点问题上的言论更是讽刺至极。有人说搞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或者煽动民粹“没有好下场”，但请看现实：日本和德国现在是国际形象良好、文明先进的发达国家，尽管他们曾经实施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更讽刺的是，殖民主义历史中的英、法、荷、葡、西这些国家如今也是被广泛视为文明的象征，而他们在历史上强行改变他国文化、语言和习俗，所犯下的殖民罪行早已被淡化或遗忘。即便是二战后被丢了原子弹的日本，他们的天皇家族没有被处决，靖国神社也没有被拆毁，连战争赔款都从未真正赔付。相反，很多人反而认为日本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那么，爱新觉罗·翔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批判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却对这些西方国家的历史暴行视而不见呢？这其中的双重标准显而易见。爱新觉罗·翔以及他那一类的“亲西方”知识分子，擅长对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道德鞭笞，但对现实中的以色列进行种族隔离、对阿拉伯人进行屠杀，却装聋作哑。真正极端的民族主义案例，他们却选择性忽视。爱新觉罗·翔的粉丝中有很多人热衷于自我反思，但他们这种“反思”早已变成了无底线的自我否定，甚至演变成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攻击。而爱新觉罗·翔正是抓住了这种心态，不断强化他们的“反思癖”。他选择在辛亥革命这个话题上大做文章，试图模糊历史的正义性，将革命的合法性拉低到民族矛盾的层面。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对辛亥革命的侮辱，更是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否认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步。
爱新觉罗·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的道德导师，但实际上他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的选择性批判，早已暴露了他的真实立场。他的言论不仅是对辛亥革命的背叛，更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背叛。这样的人，竟然还拥有数百万粉丝，实在令人感到中国的言论自由过于宽松。或许爱新觉罗·翔在言论上过于自由，但他删除成千上万条批评他的评论，只留下那些吹捧的声音，这倒是与他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不谋而合。
爱新觉罗·翔披上“学者”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了道德的代言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传播他那套“仁义道德”的理论。然而，问题在于，他的言论中从未真正体现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更没有对底层同胞的丝毫同情。他的“道德说教”究竟是为了谁？又站在谁的立场上？似乎在他的眼中，民族大义和人民的疾苦都只是“愚昧”的表现，而他，则是那个唯一能照亮“愚昧人群”的启蒙者。这种自我定位实在让人感到无耻。
爱新觉罗·翔口中的“仁义道德”，从来都不是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或人民福祉，而更像是为他个人塑造的道德高地。在他眼里，若我们不接受他的教诲，不按照他的逻辑去思考，那便是无知愚昧的体现，是等待他来开化的“原始人”。他这种居高临下、带有优越感的说教模式，实际上充满了对普通民众的蔑视。爱新觉罗·翔，或许你可以在某些讲台上自说自话，但请不要以为所有人都会把你那一套“虚伪”的道德经奉为圭臬。
尤其让人愤怒的是，他对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苦难轻描淡写，甚至有意忽略那些惨烈的牺牲。我们汉族人口众多，历史上屡次遭受外族侵略和屠杀，这在爱新觉罗·翔眼里竟然被简化为“我们奴性太重，不懂得抗争，缺乏武德”。爱新觉罗·翔的这种论调，简直就是对历史和事实的嘲弄！当我们奋起反抗、增强国力、强大军备时，他又转而高喊“反思”和“仁慈”，似乎战争和反抗都是错误的，而爱与宽恕才是唯一的出路。爱新觉罗·翔，这种双重标准，你是如何能在逻辑上自洽的？
我真想问问爱新觉罗·翔，汉族人的命难道就不是命？为什么当我们遭受外族屠杀时，你只看到我们所谓的“奴性”，而当我们强大后，你又开始高唱“仁爱”？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的说教似乎从未向那些真正的侵略者发出过质问。二战中，中华民族遭受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仅南京大屠杀中就有30万同胞惨遭杀害，整个抗战期间，超过3500万中国人失去生命。对于这些历史事实，爱新觉罗·翔只字不提，反而在现代社会里高调呼吁“大爱”和“反思”。请问爱新觉罗·翔，你有没有资格对这些无辜的死难者及他们的后代说这些话？你有没有胆量对那些真正的加害者说一句“仁慈”？
爱新觉罗·翔，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作为一个汉人和华族人，你难道不该为我们的民族感到愤怒和痛心吗？难道我们不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捍卫自己的尊严吗？你所谓的“宽容”和“仁慈”，在那些被屠杀的同胞面前，显得如此虚伪和无力。当年日本侵华，烧杀抢掠，南京、东北、华北、华中等地无数同胞惨遭杀戮，甚至连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也未能幸免。像新加坡大屠杀，50万华人中竟有近一半惨遭屠杀。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你爱新觉罗·翔是否曾经正视过？你是否曾经想过，日本人当年几乎要将我们汉族从历史中抹去，他们的野心是彻底灭族。而今天，你的“圣母心”又为谁而唱？灭族难道只能是日本人的特权？我们汉族人就没有权利捍卫自己的生存和未来？在这些惨痛的历史面前，你高喊“仁爱”和“反思”，试图通过说教将那些牺牲者的苦难一笔带过。这种行为不仅让人愤怒，更让人觉得你根本不配谈“道德”。
或许，正是因为你对历史的轻视，对现实的漠然，才让你自以为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一切。那些过于软弱、动辄圣母心泛滥的人，与其说是在思考，不如说是在逃避。他们逃避责任，逃避现实，甚至逃避作为汉族人的自我认同。他们的软弱和无力，让整个民族的尊严蒙羞。而你爱新觉罗·翔，正是他们的代表，你的言论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汉人的荣光不应该被这样的人抹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不需要这样的“圣母言论”来掩盖真实的苦难。那些真正为国家、为民族付出生命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而不是躲在道德高地上的说教者。
4、从法律学者到境外势力喉舌：爱新觉罗·翔背后的资本与力量
有些人总是需要在舆论场上推举一个代言人，充当他们的“肉喇叭”，为他们传递观点、引导舆论。早些年是高晓松，他的一言一语都能借助报纸和电视的力量传遍全国，影响深远。后来是胡锡进，他依托短视频和营销号，成为了一代“舆论操控者”。而现在，则轮到了爱新觉罗·翔——一个靠着二次搬运的视频火起来的“道德传教士”。他的爆红本质上不过是某些势力有意推波助澜的结果。经过几次“抽象言论”，他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随着民智渐开，普通人已经不再那么容易被轻易糊弄了。爱新觉罗·翔可以强行为自己的一些双重标准进行辩护，但他那看似中立、实则极具迷惑性和煽动性的“废除死刑论”，实在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按照爱新觉罗·翔的逻辑，除了那些恶性的暴力杀人案，其他死刑罪名都可以商量和废除。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叛国罪、贪污受贿罪、制毒贩毒罪、生产假药和有毒食品等这些绝大多数由权力精英和资本大鳄才能犯下的罪行，是否也都可以“免死”？是否也可以在运作减刑、提前出狱后继续享受“幸福人生”？别怀疑，孙小果都能做到的事情，这些位于权力和资本金字塔顶端的团体难道会做不到吗？事实上，三鹿毒奶粉案的田文华因“表现良好”五年内减刑三次，已经接近出狱。这难道不是废死论的活生生例证吗？
爱新觉罗·翔和那些“废死论”的拥趸，究竟是在为谁呐喊？他们口口声声说为民请命，但从古至今，“为民请命”的牌匾早已被用得发黄发烂。真实情况是，废死论只是为权贵和资本集团提供了一条逃脱法律制裁的生路。他们热衷于废除死刑，不是出于对正义和人权的尊重，而是为了替自己和身边的精英们铺设一条免死金牌的后路。至于恶性杀人案，那是预留给底层百姓的“死刑专座”。废死论的真正目的，就是将顶层的犯罪者排除在死刑之外，而底层人的罪行却无法逃脱死刑的枷锁。如此一来，未来的死刑恐怕不减反增——因为权贵的手必须保持干净，而承担一切罪责的，将永远是普通百姓。
普通老百姓或许对其中的猫腻不甚清楚，但爱新觉罗·翔作为一个参与立法的专业人士，怎么可能不清楚？他明知其中的弯弯绕绕，却依然为之鼓吹。这叫什么，我真的不想点破。顺带一提，废除死刑绝不是所谓的“正义”和“文明”的象征。真正的正义，是罪有应得，是对罪恶进行应有的惩罚，而不是通过巧言令色为某些阶层开脱。那些在舆论场上大肆鼓吹废死的人，真正的立场从来不是站在普通百姓这边，而是站在权贵和资本的立场上为其服务。
一位所谓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今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最大规模、最为骇人的人道主义灾难时保持沉默。对于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炼狱般的折磨，对种族灭绝行为也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爱新觉罗·翔在个别事件上展现的悲悯情怀，不过是虚伪的表演。他忠诚的对象不是良知和法律，而是金融帝国的财富与权力。当然，这不是强迫每个人都必须表态，每个人都有选择沉默的权利。
然而，爱新觉罗·翔这样一个自称时刻关心人类和文明进程、常常引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言、并宣称对人权与正义有坚定追求的人，面对如此重大的现实事件却毫无回应，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或者说，沉默本身是否也是一种态度？这一推论不仅适用于他个人，也同样适用于所有那些表面道貌岸然、从事公共论述却在重大问题上装聋作哑的人。
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真是令人感叹。相比之下，美国的公众人物绝不敢在公开场合阴阳怪气地评论独立战争或南北战争，更没人敢说独立战争是美国民粹主义者对英国“同胞”的排挤，或南北战争是黑人极端分子对南方种植园主的迫害。然而在中国，三千万粉丝的大V可以轻松地对辛亥革命进行阴阳评价，甚至暗示辛亥革命是汉族极端分子迫害满族“同胞”。这样的言论实在是太“自由”了……可讽刺的是，在“爱新觉罗·翔”的评论区，言论反倒不自由。这位翔大V一天删掉上万条评论，最终只留下那些吹捧他的声音。
（作者：孤岛废翁；来源：“万邦图治区域国别学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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