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吃不饱”
范 洪 利
（一）
打开视频，总有些所谓的“老法师”、“老人家”、“老前辈”，以“吃不饱”为话题，煞有介事地数落着我们成长时代的“贫穷”、“落后”、“荒唐、“恐怖”。这些“大慈大悲”的“过来之人”，或貌似公允冠冕堂皇，或似是而非添油加醋，或阴阳怪气模棱两可，或明火执仗肆无忌惮，套路都是以反对“极左”混淆视听，以控诉“伤痕”模糊真假，以追捧“祖德”发泄憎恨，既能包着自己，伪装自己，又能吓唬别人，蒙骗别人。
滔滔不绝，连篇累牍，这些甚嚣尘上的“过来之人”反复炒作“吃不饱”，居心何在？用意何在，他们究竟姓“蒋”还是姓“汪”？
（二）
“吃不饱”，是动物世界的普遍现象。食肉也好，食草也好，“饿”是本能，是动力，“饱”是目的，是满足，“吃”是转化“饿”“饱”矛盾的能动。任何生命只要活着，就会“饿”，就想“饱”，就会“吃”，所以才有“弱肉强食”，所以只能“适者生存”。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就是在“饿”着、“吃”着、“饱”着——“饿了吃，吃了饱，又饿了，又得吃”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直立起来，告别野蛮，完成进化的。
人类就是在为了不挨饿、为了吃得饱、为了吃得好的尝试、探索和争斗中强壮起来，聪敏起来，兴盛起来，成为了自然王国的主宰者。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谁愿意因为“混”不上一口“吃”的而饥肠辘辘，头晕眼花，有气无力还遭人白眼？
（三）
“民以食为天”，饥饿了就得进食，吃饱了才有力气，才能延续生命，才能繁衍后代，天经地义，亘古不变。
然而，随着私有制涌现、剥削行为、贫富差异成为社会普遍后，少数人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多数人的“食不果腹”、“三餐难求”，使人间所有的不公平、非正义都能在“饭碗头”里显示出来。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此等现象在人类社会就未曾消失，至今还有不少地区、国家和民族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
“长夜难明赤县天”，因“吃不饱”而“糠菜半年粮”、“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现象，在华夏文明数千年历史的篇章中，随便翻看那一朝、那一代，都不罕见。老百姓揭竿而起反抗统治阶级，无不是因为饥饿威胁了生存而才被迫发出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悲愤。陷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的旧中国，更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被洋人讥为“东亚病夫”。
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劳苦大众深受三座大山欺凌、掠夺、压榨、盘剥的苦难史，是千百万男女老少在暗无天日水深火热中煎熬挣扎的饥饿史，是买办洋奴为“五斗米”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为虎作伥替强盗们充当鹰犬打手的屈辱史，是无数仁人志士为解民倒悬前赴后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斗争史。
（四）
“吃不饱”现象，新中国也有过。作为过来之人，我们也经历过。
看看“为什么”的内外因素吧。
首先，是新中国“得手”时的天下，是一副只有饥饿和失业的烂摊子，千孔百苍，一穷二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既不“平均地权”，也不“扶助农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前方吃紧，后方劲吃”，四大家族垄断经济命脉，贪官污吏鱼肉城乡民众，洋油洋钉洋灰洋布洋灯罩洋蜡烛，可曾有过“中国造”的化肥、农药、农机闻世？
风也灾，雨也灾，山也灾，水也灾，自然灾害频频下的“十年九荒”中，国民政府无动于衷毫无作为，地主阶级挥舞“租重赋徭高利贷“三把刀”乘火打劫，兼并敛财，“靠天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延续了千年农民作业方式，无有丝毫改变。广大农民逃荒流浪四处漂泊，除了土豪劣绅外，大多数农家哪有隔夜余粮？
其次，是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份子心有不甘，恨之入骨，时刻想着扼杀新中国，在留下灾荒、饥饿、失业、匪患、通货膨胀，逃离之时，曾经不可一世地预言：看共产党怎么解决四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指望中国人民会撑不下去而不得不乞求“嗟来之食”。
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列强，封锁大洋，禁运物资，还纠集“联合国军”登上朝鲜半岛，把战火燃烧到了我们的东北边境，妄图“卡死”、“饿死”我们。
背信弃义的“老大哥”，出尔反尔，撕毁了援华的合同，撤走了援建的专家，还逼着还债。
西邻的红头阿三，也乘火打劫，甚嚣尘上，“霸王硬上弓”，胡扯什么“边界归属争议”，魔爪伸进西藏边境，耀武扬威，动刀动枪。
第三，是盘踞在台湾省和大陆山岭丛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势力在内的所有“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敌人”，没有一个愿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念念不忘复辟变天，继续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末路。隐藏在大城市内的地痞特务残渣余孽沆瀣一气，时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时而杀人越货，扰乱市场；正规“国军”更是派遣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陆上走的，地下钻的，兴风作浪，骚扰破坏，轰炸上海等城市的水厂电厂居民区。直到一九六二年，盘踞在台湾省的蒋氏父子，还在重弹“反攻大陆”老调，叫嚣着要赶来南京过“中秋节”。
它们共同目的，当然是让中国人民继续承受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被宰割，世世代代忍饥挨饿为它们当牛做马。
至于这第四个原因，是我们党内那些“跟着走”“进城了，胜利了”的同路人，看到集体化道路使粮食多了，老百姓有饭吃了，就翘起尾巴，头脑发热，听不进毛主席“让农民吃饱一点”、“勤俭持家，节约用粮，”、“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备战备荒”、“作长远打算”的告诫，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搞“一平二调”，“穷过渡”，“创高产”，“放卫星”。迎合好大喜功，一些省市地区浮夸成风，推波助澜，“吃饭不要钱”，组织农村劳动力“大炼钢铁”，却让成熟的庄稼被烂在地里没得收获，使得“吃不饱”现象在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等地区“卷土重来”。
（五）
“共产、浮夸”之风，我们上海郊区农村也未能幸免。
吃饭不要钱了，放学直奔食堂，八个人一桌，坐满就有阿婆端来，有蔬菜有豆腐有鱼肉，大米饭敞着吃，晚上还有汽灯亮堂着。
先是违背规律的“瞎指挥”，什么“深翻”能增产，把表层的沃土埋入深处，深处的“生泥”翻了上来；什么“密植”能增产，常规一亩地只要十几斤种子，竟撒下了六十斤，出苗后几乎能叠起来。老农大爷看不明白，上面来的同志指责他们“思想保守”。
接着是老天爷的无情惩罚，连日的倾盆大雨，种子下地，不是腐烂就是被淹死。连续四十天滴雨不下，稻田干出了裂缝，社员们没日没夜挑水抗旱，最辛苦的是两头老牛，白天被吆喝着犁田，晚间兜圈子“赶车”，还有“风车”也帮着取水，每天晚上热火朝天，不懂事的我们还觉得挺好玩。
割稻子时，队长会记社员们，都急得“双脚跳”——收成不足往年的三成了啊。
也就从五九年十一月份起，感觉饿肚子了。开始，是食堂“早晚稀中午干”，限量供应。然后，是三餐都“稀”了，再然后，是越来越“稀”了。终于，六零年春节前，煮了一大锅“烂饭厚米粥”，食堂解散了。
放学回家，拎着铁撘，扛着锄头，“捣山芋”，”“捣地栗（马蹄、荸荠）”，“捣胡萝卜”，指望在曾经种植过这些作物的地里翻出点能“吃”的来。
天天去绿肥田找野菜，茅莉荠菜、黄花朗、鹅头草等等，原来喂猪的，都上了饭桌入了口。
曾经去川沙城买胡萝卜，我三十斤，三弟二十斤。挑着挑着，他就扛不住了，十二里路，走走歇歇，用了两个半小时，让老妈牵挂得出门张望了好几回。
（六）
饿肚子不好受。但记得最牢固、感受更深刻的，是“吃不饱”状态下“宁可站着死，决不跪而生”的志气、骨气和勇气。
“天灾人祸”之后，是痛定思痛的反思悟省，是挺直脊梁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是“更上一层楼”的奋发图强。
我参加过多次社员大会，聆听大队老金书记诠释“种地不着歇一年”这句俗语：就是要勒紧裤带“拼”一年，甩开膀子“干”一年时不我待“抢”一年，齐心协力“迸”一年！虽然我还只是“红领巾”，但和大人一样地接受了“气可鼓不可泄”的教育。
上初中，我天天”跑江镇“，朝出晚归来回十六里路，沿途所看到的都是六个大队大干快上的壮丽图景。社员们挑猪榭，萳河泥，割杂草，积有机肥恢复土地肥力，填河浜平沟壑垦荒地增加种植面积，筑渠道疏河床兴水利改善农耕配套设施。真是“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理想高于天”。
（七）
在“八字宪法”指导下，一年接着一年干，农村迎来新气象。路宽了，河深了，电来了，化肥来了，农机来了，沙泥地不怕旱，黄泥地不怕涝，山芋等杂粮不种了，大片农田改良成“水浇地”，“农垦58号”等优良品种的推广，一熟亩产就超过800斤，一年四季吃上大米饭了，就是老牛也“解放”了，被送去苏、浙、赣等地区“支内”了。
1963年上初中，不用评，不必争，按政府规定，我的定量一下由19斤跳入29斤，与坐机关的公社干部一样多，许多同龄人眼红，队长说：你们也去考啊，去上啊！
所以，度过60、61两年之后，大多数老百姓是告别了“忍饥挨饿”的。至于个别地区、个别家庭、个别人还有喊“吃不饱”的，那就得找找这些地区的领导、家庭的主事还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了。
就像我自己，天生的胃口大，消化力强。十八岁起连饭带菜，顿顿三大碗。二十岁参加川沙县马家浜河床疏浚，两个星期吃完了二十天的定量。初到山东，大馒头，玉米饼，粗粮细粮没有吃不惯的，要不是定量所限，三个四块不会嫌多。78年转干迟迟不愿去报到，实在是因为留恋那45斤定量，成了“机关干部”后要一下子减掉15斤，那岂不是天天只能吃半饱？
生病住院，天天早上一碗稀饭，两只花卷，还是控制着的，医生说：你这是哪里有病了；护士说，我一天也就吃这么多。
自己能吃，又不是什么荣耀，哪能老是把“吃不饱”挂在嘴上，怨天尤人责怪社会呢？
农业连续丰收了，农民不挨饿，城市居民更不待说了。记得六五年有学生来我们大队支援农忙，有些与社员“混熟”了的，相互悄悄用粮票换鸡鸭蛋，用一斤半“洋西米”换一斤大米。这项“发明”，让城乡居民共享到直至粮票取消。
七一至七五年在西双版纳期间，政府统一调节“丰歉”，地理条件优越的村寨粮食富裕，就要多交一些公粮（有偿收购），崇山峻岭中的村寨自给不足，就会补贴“返销粮”（借贷方式）”，保证边民无饥饿之虞。我不但耳闻目染，还曾参加过领取“返销粮”的队伍。
进入鲁中，我们矿区距淄博不远，那里的老百姓经常推着瓷器来贩卖，有现金交易的，有粮票交换的，那是因为好多工种定量高，工人叔叔“吃不了”。
吃不饱饭，有谁会有多余的粮票替代钞票？
有老乡告诉我，他们换点粮票，主要是为了上饭馆点心铺子使用方便，否则进城一趟，就要像搬家似的带上煎饼大葱一大摞。
那时还有“肚子鼓一鼓，麦子三百五”的说法，意思是当地按人头分口粮，多生一个孩子就多得三百五十斤，计划生育就很难推进。
所以，笼统地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说“吃不饱”，不客观，不真实，不公平。
（八）
那么，横竖左右、反反复复地述说“吃不饱”的那些“诉苦人”，是不是当年都曾经饿得面黄肌瘦、有气无力？
不是，至少不全是。
大凡称得上“公知”，他们的家庭大都富有，受过高等教育，属于依附于某张“皮”上的各种“毛”。旧社会进衙门就职，在公司谋事，不是金饭碗，就是银饭碗，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唯有择食之癖而从无饥饿之惑。好喝的喝遍了，好吃的吃厌了，腻烦了胃口，或许只是在“挑食”“厌食”之际，才偶尔有“饿”觉。
解放后，这些人被留用，待遇依然不低，日子继续殷实。而同样享受“保留工资”的，还有曾经在银行、电力、邮电、自来水等效力过的职员。七十年代我们动力车间11万变电所的老孙是150多元，3.5万变电所的老黄是135元，锅炉检修的老吕110元。诸如牛奶面包鸡鸭鱼肉时令蔬果等等的食物，对于这些高工资人员来说，哪有什么难为之处？
除了计划供应的票证一样不少，这些人员中大多有海外关系，用外汇兑换人民币之外，还能附加领取能买伙食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粮票和购货券。物资再匮乏，粮食再紧张，也轮不上他们“买不到”、“吃不饱”。
（九）
关于“吃不饱”现象，用外婆她们真正经历过“两重天”的那一代人话说起来，叫做“旧社会天天有，新社会也有过”，都会毫不留情地谴责旧政府从来不顾百姓死活，满怀深情地赞颂新中国过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聊起六零年那场“饿肚皮”，他们都说，那是与旧社会糠菜半年粮、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度日如年“没得比的”。因为六零、六一年首眼看要断粮了，国家拨来面粉救援，“旧社会哪有这样的好事”？“开天辟地第一回吃到救济粮，才是我们永生永世忘怀不了的”。
吃到救济面粉那段往事，我也记忆犹新。是大队粮管员通知后，生产队安排了“六十担”头老木船，走水路到江镇粮管所领取回来的。“家菜”“野菜”掺和着的“面疙瘩”、“面糊糊”、“面饼”，大伙儿连着三年要吃一个多月。要不是政府接济，怎么能过得去？
娘舅他们这批“四零后”，新中国诞生时已经十二、三岁了。他们说，旧社会“刮民党”“遭殃军”长年累月无恶不作，穷人挨饿天天“吃不饱”是常态，根本难有出头之日。新社会“有过”“吃不饱”，是因为敌人不愿意、不甘心看着咱老百姓吃饱饭，把战火燃到了咱们家门口，把屠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赶走了侵略者，我们大张旗鼓增产节约，吃饱饭就不是问题了。
外婆那一辈识字人不多，大部份还是文盲，对“吃不饱”“有”和“有过”现象的比较和鉴别，一针见血，泾渭分明。可连他们都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就偏偏是那些自誉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实际上并未怎么挨饿忍饥的公知文人，要对着新中国三十年间所发生的局部性、阶段性“吃不饱”，无限夸大，添油加醋，胡搅难缠，抡着棍子往死里打？
这些在视频上频频出现的所谓“大师”、“大爷”，“大娘”，虽然相貌各异，神情不一，但无论恶狠狠还是赤裸裸，一以贯之的都是“六讲”“六不讲”，即：
只讲“如何如何没东西吃”，而从来不讲产生“没东西吃”现象的历史、社会原因；
只讲新中国成立到七九年这三十年间“如何如何吃不饱”，而从来不讲旧中国历代政府丧权辱国、兵匪一家、层层盘剥、横行乡里、鱼肉民众的贪婪残酷。
只讲“没东西吃”的老百姓如何如何饥不择食吃光了草根树皮，而从来不讲各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干部们在紧急调运粮食援助灾区的同时，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身体力行，发动大伙儿生产自救、与饥饿、与灾荒作斗争的事实；
只讲“因为吃不饱”而导致农民如何如何流浪乞食，而从来不讲人民公社治山治水改天换地、努力实现“粮棉油”增产丰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贡献。
只讲30年如何如何都“吃不饱，穿不暖，吃糠咽菜，忍饥挨饿”，而从来不讲在抗美援朝胜利、克服三年困难、国民经济恢复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和显著提高。
只讲如何如何“听说饿死人”，而从来不讲我国人口由建国时的四亿多增加到七十年代末的九亿多，人均寿命由建国初期的35岁上升到了68岁。
“六讲”“六不讲”，为什么、对着谁，难道这些人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是“独眼狼”、都患“偏激症”？
（十）
以最恶毒的语词、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把“吃不饱”列为新中国三十年“代名词”的“独眼狼”与“偏激症”患者，本质都是因为反对毛主席而才纠集为一丘之貉，一鼻孔出气的。
他们见不得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为“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的天翻地覆，见不得走在集体化道路上的农民兄弟以自己的极大积极性和创造力向着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见不得人民大众共创、共享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避免产生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他们最忌讳毛主席“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教导，告诉胜利了的工农大众要“牢牢紧绷着这根弦”，不让那些日日夜夜做着复辟美梦的遗老遗少乱说乱动，教育他们老老实实接受监督，参加生产，改造成为必须自食其力的新人。
他们根本听不进毛主席共产党人务必保持本色、防微杜渐的教诲，嫉恨毛主席不让他们蜕变成为“牛金星、刘宗敏”，还发动群众授予“四大”权力，监督干部要和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多吃多占享有任何特权。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忠告更是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心虚气短，讳莫如深。
他们最害怕老百姓掌握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弘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忌讳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邢燕子精神赤脚医生精神。凡是毛主席倡导的，赞成的，支持的，周总理贯彻、执行、落实的，他们都反对，都抵制，都排斥。
毛主席健在时，他们阳奉阴违，文过饰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有舞文弄墨颠倒黑白偶像化庸俗化的，有原形毕露，赤膊上阵，不打红旗直接反红旗的。
总之，“吃不饱”是一伙伙居心险恶者射向毛主席、妄图撼动新中国社会主义根基的毒箭。其“司马昭之心”，难道还袒露得不明不够不透吗？
【文/范洪利，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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