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李陀《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和改革的复杂性》及其相关评论，感觉不太好，不太满意，也凑两句。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理解评判都不是从当事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所具人的条件物的条件组织条件群众条件思考问题，或者换个我的说法，都不是从主体论主体逻辑的思想方法思考问题。所以都不准确，甚至多有谬误。
比如李陀。
李陀始终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圭臬鄙视斯大林的实践，没有直言，但很明显也很不认同主席的实践。这样他就既不明白列宁提新经济政策时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的主客体条件，也不明白斯大林实践已经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和同样已经变化了的解决矛盾的主客体条件，更不明白主席更完全不同的已经升级了的标高和达到标高的主客条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呢？
列宁当事时人的主体条件，一个，领导层的思想是完全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完全否定商品市场的思想，是这样一个思想条件，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强抢农民的粮食已经导致工农联盟的实际破裂，已经难以为继，即使难以为继了也还依然不能解决革命政权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革命的秩序随时可能土崩瓦解。所以，列宁面对的是一个对革命生死攸关迫在眉睫的巨大矛盾，而历史留给它的组织条件和群众条件，又是在这个当眼儿最糟糕的那种，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采取迂回退却的办法。（这是问题的核心，至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有没有更多的考量并不重要。总是在特定的主体条件客体条件下考量的一些问题，在变化着的实践中哪有那么多普遍性。）
但斯大林的时候呢？通过新经济政策苏联的国家秩序已经基本稳定，但又面对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形势的突飞猛进，他只有想自己的办法赶超帝国主义列强工业的发展步伐才可能赢得战争。那斯大林能用什么办法呢？用新经济政策的办法吗？那样，等战争来临，黄瓜菜都凉了战争所需要的装备工业都建立不了。用希特勒那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俄罗斯的旧时代还没有给斯大林留下哪怕一个真正的大型工业托拉斯，连几个像样的资本家都没留。那能怎么办呢？只有自己来。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组织条件。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组织条件。不管你能用什么样的组织条件什么样的组织办法把人组织起来，就能搞一切的事情，包括现代工业。如果我有共产党的组织条件，我为什么非要用资本家的组织条件？反过来讲，以斯大林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当时采取慢慢发展资本家的组织条件——就如今天的补资本主义课实现工业化，等希特勒打过来了，苏联的黄瓜菜也一定凉了。当时的条件，只能用共产党的组织条件组织办法去组织工业完成这个工业化，才可以用短短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打败德国侵略者的工业基础。
在这里，斯大林也是根据自己已经逐渐成熟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同时第一次历史性的创造性的为全人类趟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战胜资本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的而不是人民普遍的被奴役被无产阶级化的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一条人民组织起来的路。只要人民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代替资本家的把人组织起来实现自己的生产，人们就已经找到了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那条路。如果人民自己能够组织起来，为什么非要等待资本家的组织呢？与其让资本家组织，不如我共产党自己组织。与其让资本家做主，不如我共产党做主。
这就是斯大林的历史创举。
所以，在这个地方李陀把列宁的临时举措视作圭臬，把斯大林的实践这个共产主义实践真正的道统源头视作无物，是非常可笑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斯大林和后来的毛泽东，如果只有列宁，共产主义或许到今天也还什么都不是；历史有了斯大林有了毛泽东，共产主义才真正有了源头活水。所以，李陀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刻舟求剑。
谈主席在新经济政策上有无对列宁的继承关系，我认为实际无所谓有什么继承不继承。因为在这个地方李陀又一次忘记了主席所在的环境已经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环境，而不再是苏联的环境。对苏联来讲，它的革命家从一开始继承的就是马克思消灭商品市场的信条，中国共产党的环境有没有这个东西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讲买卖要公平，即使在游击区需要在群众中化缘吃饭过活的时候，游击队也从来没有想着抢夺群众的食品，而在根据地解放区，所有的农民都知道“纳皇粮”天经地义，知道革命军队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向新政府交粮食税，建国以后统购统销，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文革，我们那儿农村人五天一次的集市也没有停止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不是靠一两次偶然的暴动，它的政权建设是从井冈山开始的，等到全国解放，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不知道比当初列宁十月革命团队要高明多少倍，哪需要什么新经济政策。说白了，新经济政策所谓退却不过是从马克思那个信条上的退却，以中国共产党灵活娴熟的政策策略需要这个东西吗？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再进一步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新路，有斯大林的成功实践在前，当然如此。
李陀先生注意到社会主义实践中科学实验的重要性，但他有意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描述成一场场的社会实验，多数徒劳无益可有可无的社会实验，这就是把自己的消极悲观上升到一种否定一切使人昭昭的信条了。李陀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一切革命的办法从群众（首创）中来，到群众中去（完善提高），实际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地总结提高直至成熟成政策制度。所以主席才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各个时期所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在李陀看来都只是一场场可有可无的社会实验吗？那些反革命分子正是这样看待共产党和历史上一切的人民革命的，都是泥腿子造反，都是瞎折腾，有什么用？但实际上，即使曾经是一场场的实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搞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了不输于任何人的全方位工业化，搞出了两弹一星和全方位的科学技术跃进，按照李自己的说法还搞成了伟大的改革，中国人民现在都已经站在全人类的顶端了，那还仅仅是一场场可有可无的实验吗？如果可以称作实验，这样的实验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未来也不会停止，永远都不会停止，停止一刻都不行。
既然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充分尊重群众的实践并从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总结提高以推进革命的这个经验，那么既然苏联人民（核心还是斯大林）已经用自己的实践趟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使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化的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可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可以一两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全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岂有不走走不行行之理。更何况，兄弟的苏联人民还愿意把自己的所有成功经验和整个苏联的工业基础都无私的打包复制一份赠送给我们呢。所以，不管从哪个地方讲，斯大林给人类开辟的这条全新的道路，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所注定要走的路。
已经有人走在前边开出了路，即使只把它看做一条更优越的成功工业化道路，不跟着走你不是傻了？
当然，也正因为有斯大林的实践在前，加上民主革命时期自己特殊的革命领导经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时的主客条件和目标定位实际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全新高度。
首先是认识高度。
对人的认识高度。毛泽东的共产党是真正的相信人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相信组织起来的按照自己目的行动的人蕴藏改天换地的革命伟力，是最大的生产力。相信有了人的条件，就可以创造一切革命所需的社会所需的物的条件。而不是如后来很多机械唯物主义者那样被物质条件论迷住了眼睛，没有某种特定的物质条件就认为人什么都不能做。毛泽东的共产党在革命中相信什么？相信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只要有了人的条件，是没有什么物的条件创造不出来的。总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相信有人就有一切。对机械唯物主义者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没天理没道理，但毛泽东的共产党每一次都赢了，赢了太君，也赢了蒋委员长。所以，毛泽东的共产党也最讲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为了群众组织群众发展群众，“军队建在连上”，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党组织群众的制度办法，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组织起来的群众自主的既有共同主体性又有单位主体性的大型革命共同行动主体。这是新中国从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的独特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条件和群众条件。在这里，人民群众的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生产自己就是共产主义。
对公共劳动的认识高度。
即使还只是合作化时期，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国自己独特的革命主体条件客体条件，主席和陈伯达都已经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可以普遍的存在一个类似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工场手工业业的阶段，不是等机器生产发展了再搞集体化，而是发展了集体经济再搞社会主义的机器应用。实际是注意到了公共劳动积累同社会主义工业发展与它的机械化生产改造的关系，注意到了同样作为劳动和劳动积累，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和公共劳动积累相比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劳动积累对于新中国高速全面国家工业化要求的无可匹敌的优势和意义，因为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发展经济的优势，那就是已经可以组织起来的占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量级优势，里面蕴含的是数之不尽的天量劳动力和创造伟力，如果能通过公共劳动把这个优势充分挖掘出来，那就是真正改天换地的力量。而新中国也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和公共劳动积累的路子挖掘了这个力量，才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人民堪比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工农业、科学技术、自然和社会治理（江河湖海）的跃进。中国人民这种力量是靠资本家从零开始自发的饼子油条式的一点一滴的那种积累所根本不可能挖掘出来的，所以靠资本家的办法也不可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那样的跃进。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史，只要是后起国家除了苏联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过这样的跃进。
所以，毛泽东的新中国对斯大林开辟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自己的定位，已经是一个全新的高度。它是一条依靠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充分发掘群众中隐藏的劳动和创造伟力发展自己的全新工业化道路，它是在公共劳动中逐步推进机器和所有新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而不再是它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全新道路。如果能延续到今天，它就是一条在公共劳动中全力推进智能自动化生产对人劳动的替代，通过公共劳动促进全体中国人民从劳动中的共同不断解放实现中国人民更高层级的全面自由生活和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而不再是如今天还要忧虑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忧虑中国人民在智能机器竞争中的前途命运的道路。只有共和国来时这条公共劳动的路才是智能生产时代中国人民应该走的路。
李陀们沉溺在新经济政策中迂回，他们实际并不理解毛泽东的新中国之所以走公共劳动的路它的道理到底在哪里。不懂得主席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经不同了的苏联已有的成功示范条件，已经不同了的思想认识条件，自己特殊的优异组织条件和群众条件。这些哪是刚开始起步的列宁和后来的斯大林可比的。
懂得了这些，懂得了革命的主体论主体逻辑，才懂得斯大林和主席的实践为什么叫开天辟地。
既然是开天辟地，当然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但在渡过初期的混乱之后，当家做主的中国人民基本还是在保障了自己的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要求。我没上过大学，我上学是在集体村的村办技校。当时西关村村办企业有二三十家。书记累不累？宁让资本家受累，不如我受累。上世纪九十年代共产党领导各类企业开始崩溃，但今天也依然有数不清的各类公有制企业依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顽强的生存。资本家不也是混生存？宁让你资本家混生存，不如我共产党混生存。宁让你做主，不如我做主，共产党的领导，哪个地方比不上资本家的领导？
李陀们只懂一味无休止的迂回，只一味的说社会主义实践都是一场场可有可无的实验，表明他们实际已经对社会主义彻底丧失了信心，表现他们一派的无奈。
可以理解这种信心丧失和无奈。一方面是思想方法上的，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一方面是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缺乏正确的认识。从主体论主体逻辑来讲，人犯错误是再正常不过的。慈溪会犯错误，蒋介石会犯错误，资本家会犯错误，资本家的CEO也会犯错误，那革命者为什么就不可以犯错误？从革命的角度，与其让你统治者说了算犯错误，不如让我说了算犯错误，与其让你瞎折腾，不如让我来瞎折腾。犯错误折腾对革命来说是实践经验是财富。从另一方面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实际也只是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问题。不管是58年的丰产不丰收，还是59年粮食生产计划少种的两到四亿亩，还是公共食堂，还是领导们相信了虚夸浮报，都是管理经验问题。所谓的失败的大跃进，说到底主要的也与工业本身无关，根子上也还是因为那个少种的两到四亿亩的失误引发的一连串粮食危机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粮食危机，哪还会有后来人们所谓的的失败问题。况也没有失败。所以只要愿意分析，哪是人们平常所理解的那回事。所以，没那么严重，总就是个管理经验问题，是吃亏了，有了经验了，类似的错误就不会再犯，温家宝当年坚持全国粮食确保十八亿亩，后来听说要坚守十八亿亩，就是记取了当年少种的教训，就是不再犯类似错误。这个问题左翼自己本来是应该也可以正确对待的，但由于敌对和无脑势力的刻意宣传，到今天为止左翼内部至今还如所有的右翼一样延续他们极左之后的极右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完全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惭愧的一种负罪态度，如果说极右翼从此走上了彻底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近代史上一切有进步意义的革命运动的道路，那么左翼也不过是还没有如那些人一样跑到一百步，他们一想到“荒唐的运动”和饿死人问题、吃不饱问题，就惭愧地要低下头，就感觉原先的落后，但他们从来不考虑吃不饱饭本来就是源于那个时代的依然落后，社会主义还让那个时代的中国多生了好几个亿，都要吃饭，今天的中国物质条件倒是先进了，但是想生孩子让生孩子还生不出来了！为什么？物质条件进步了，生产关系退步了。总之，他们把头低到看不到新中国以公共劳动为依托从无到有所取得的天量公共劳动积累，和在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业（公社化时期粮食增产率比后来高）、国防、科学技术、自然治理（多少农田水利大江大河）、社会治理，以及中国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人本身的现代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历史跃进。那些跃进是全世界人民都无法比拟的。卡扎菲、萨达姆、四小龙、日本、印度无法比拟，人的方面比不了，物的方面细究也比不了。美国也不行。首先是人的方面不行，现在看了，物的方面除了发展早点，实际也不行。欧洲甚至苏联主要是在人的方面不行（苏联缺一个文革）。所以，一旦与世界处在同一跑道，就如今天，全世界都要向中国低头，即使今天的中国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已经严重返祖退化，但相对欧美日，相对全世界依然先进。再退化，不过是走资而已。这就是今天全世界都要向中国低头的道理和缘由。这一切都是毛泽东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
讲中国式，当然要讲中国特有的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组织条件和群众条件，不讲曾经社会主义中国特殊先进的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讲什么中国式？讲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以如此的发展样式，都离不开讲它特有的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人的条件物的条件、组织条件群众条件，当然，还有它特殊的主客体矛盾。
再说就远了。总之李陀们根本不懂得用主体论主体逻辑思考问题，其它的评论者大体也差不多。不管对改开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实际都不懂主体论，都不是从革命的主体论主体逻辑出发分析评判问题。而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主体论、革命的主体逻辑，却是最根本的应当普及到每一个人的基础常识逻辑，是每一个革命者尤其它的理论家文艺家所最最应该明了和熟练掌握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反过来说，如果真正懂得了这个主体逻辑，真正都是从主体逻辑出发，即使迂回一下又如何？即使承认改开本身所具体的历史合理性又如何？主体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当然可进可退可迂回。
但关键是要懂这个主体逻辑，你不懂就是另回事了。
改开以来，我们的领袖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搞不清楚了，今天，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也要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感到迷惑搞不清楚了。这是一件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一直以来就指着这样一群人来领导和指引改革和革命的。既然迷惑了不懂了让他们下来他们还不下来，拉都拉不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抛除有些人隐藏的立场动机，多数人起码是不懂主体论缺乏革命所需要的最基础的主体逻辑。
按照革命的主体论主体逻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不过是在导致人奴化异化的资本和市场中重建以否定资本和市场为方向的那种社会共同体。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学问大，我们学不来，我们就叫共同体，重建共同体，重建人们的共同行动主体。只有在重建的共同体共同的行动主体中，人们才有希望彻底消灭资本和市场从而它们对群众个人的奴化异化，使个人重获对自己对社会的主人主体地位和身份。否则，如果没有重建的共同体，如果没有重建的共同行动主体，要想彻底地消灭资本和市场，彻底地消灭资本和市场对群众个人的奴化异化，是没有可能的。
这个定义里边有没有极左呢？没有。这只是一条基本的途径方向。要消灭资本和市场，没有第二条途径和方向。不管你在怎样的主体条件客体条件下采取怎么样的办法能把群众组织起来重建这个共同体，它都是标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斯大林的苏联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的新中国也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朝鲜古巴也是。表现的形式一定是一家一样，但实际的内容完全一致。
评判的标准定义标准，只能如此。共和国来时的路，是通过这个共同体和它的公共劳动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共和国未来的路，也必是重建这个共同体和它的公共劳动，在智能自动化生产的社会主义应用中走一条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从劳动中解放的路，而不是在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中继续被资本奴役的路。
（至于未来人的劳动基本没有了，可以不再需要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了，那时候还要不要今天理解的这个共同体和公有制，那就不是今天的人们所可以操心的事了，那个时候的社会，如果还可以叫社会（只要叫社会都有束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也应该已经是另种意义的真正自由了的人们的一种松散的联合体。这都是说多了。）
这里边没有说非要一次性的如何如何。消灭是历史的消灭，是有个历史过程的。所以，在实践中可以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不同点只是在于，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只是预留了当公共劳动尚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求的时候其它劳动对公共劳动的一种补充，而对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者修正主义者和自私官僚来说，不同所有制并存不过是他们颠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运动的幌子和掩饰自己的自私无能的什么都可以扔的垃圾桶。
所以，不管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本身的理解，还是对革命改革的评判，都离不开主体论主体逻辑。我们只能从革命和改革出发时所具备的革命主客体条件和革命或者改革对这些条件对这个有待重建或者已经重建的共同体的促进或者败坏的影响评判革命和改革本身的成败效果。
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已经具备了相对充分的主客条件来重建这个共同体，我们为什么还要永远迷迷糊糊的搞迂回呢？同样，如果我们已经重建了这个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的主体性已经实现，我们已经可以在这个共同行动主体的基础上自己发展我们自己，即使改革开放的环境，我们又为什么非要完全的重新解散掉这个共同体，重新向资本和它统治的市场下跪，完全是自己人为的重新制造一个群众重新被奴化异化的社会现状呢？压死人的新三座大山不讲了，年轻人生活压力山大不敢生孩子，这个民族要断子绝孙，难道不是当权者所要忧虑的吗？
主体论当然并不全然的反对迂回倒退，但也要看领导这个迂回倒退的是列宁还是戈尔巴乔夫，今天改革的主体还是不是当初革命的那个主体。迂回倒退也有真假。
另外，对那些不想再跪的人而言，如果只说迂回是不对的，那今时今日——今时今日已经不同于列宁的时代条件了也不同于主席的时代条件了，今时今日中国不再迂回重回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道理和条件到底又在哪里？
所以，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如果都不具备基本的主体逻辑确实很令人失望，很是令人失望。
出现这种情况实属正常。
我们之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实属正常，是因为不管是体制内秘书式仆从式粉刷匠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还是好像还有些希望的左翼理论界（如果说有的话），都还没有对主体论主体逻辑尤其革命的主体论革命的主体逻辑认真地对待过。
仆从式理论界再早就有探讨主体论问题，但他们为什么不能最终的提出革命的主体论主体逻辑，因为他们的主体论只能为占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实际就是资产阶级，如何的瓦解破坏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服务，他们只能搞出点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的作为“改革意识形态”（实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个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体论的东西。就修正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目的而言，搞出这么个东西他们就已经足够，仆从式理论界也只能搞这么多，搞多了，他们的主子也不会让，也行不通。
然而，社会主义的左翼如果也缺乏对主体论主体逻辑问题的理论敏感度，始终不能接受革命的主体论主体逻辑，这就不应该了。搞明白革命的主体论，建立基本的革命主体逻辑，是左翼理论界的责任。没有革命的主体逻辑，别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别说重建重回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右派注意：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是历史的回到过去)，即使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准确理解都成问题。比如这个李陀，他就不单是理解不了斯大林和列宁、主席和列宁所面临的不同的革命主客体条件，也糊涂改革事件本身已经不同的主客体条件，关键他连改革的主体与革命的原本主体之间的性质差别都搞不清楚。这可是最核心的一条主体条件。
但他依然认为这个改很成功，失了革命主体也很成功，在各种解散（核心是党委制的实际解散）和各种分开（核心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财政和中央银行分开）中解散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共同体和维持它的主客体条件也很成功，中国人民在资本和市场面前又重新被奴化异化，丧失掉了自己的主人身份和主体地位也很成功。
这是怎样一种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思想方法呢。
左翼内部不能理解革命的主体论革命的主体逻辑的这个正常，但反过来，这实际是很不正常。无它，革命需要主体逻辑。但现实有的只是一种网络情绪，还是一种网群过于看重专家教授领导秘书言论缺乏理论理解力很易于被人诱导的无序混杂的网络情绪。左翼的网群不必把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领导的秘书看的过高，这些人的范式再好（多不过是些如何拍领导马屁的范式），八股再专（先进不过西方舶来的新式洋样八股），也多不过是些教书先生，多还是在争做领导秘书样文章的教书先生，老师争做秘书样文章，教学生也争做秘书样文章，领导说领导说领导说，就是他们的范式。这些人能知已有之三，而言好已有之三，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可以是满满的学者，而对发展着的革命实践来讲，关键在知三而言四，还要言好四，过去之四未来之四都要讲。而这是以教书为目的以给领导做秘书样文章为目的的那些人所无法做到的，何况世界上本来已经有了三，有些人却只知道有个二，甚至只知道有个一。比如，毛泽东就是三，斯大林是二，列宁只是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是一个秘书样式仆从样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是一个以粉饰粉刷为职业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这个理论界早晚要为革命所打烂，第一个就应该为革命所打烂。否则，他们的人就要时常跳出来混肴人们的视听诱导整个社会舆论。然而，它依然是当前网群之所信。这就是当前主要的条件和环境。
任务永远是改造环境营造更好的条件。
【文/刘光晨，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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