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一个名叫老王社长的《就孙中山“国父”说，简复郭松民先生》一文，得知老王社长孙中山国父论如下：
“中国数千年，从封建王权制国家到中央帝权制，再到今天共和民权制国家，这三大历史转变的两位枢纽人物是谁?一是秦始皇嬴政，“百代都行秦政制”，二是孙总统中山。中国历史各朝国家：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性不必去说，共性它们都是中华国。那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呢?特殊性暂不说，共性，它们都是共和民权制国家。既然中国历史帝国制转民国制的枢纽人物是孙中山， 那么当然，中国后继的一切民权制国家，从共性的角度，其“国父”，都只能是伟大的孙中山!毛主席在他的新中国建国后，仍恭恭敬敬称宋庆龄为“国母”，不仅因为尊孙，亦非为了“统战”，更因为毛是一位博大历史哲学家，他深明这个道理，他的革命和成功，是站在孙先生的肩上。正如今天所有的科学家哪怕诺贝尔奖科学家，人人的贡献都远超越了牛顿爱因斯坦，但其“伟大”性，其“科父”性，都不能超越牛爱，他们都是站在牛爱的肩上一样。”
顺便指出，照作者的说法，只是两大历史转变，不是“三大历史转变”。
“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史学界无大争议。
老王社长的孙中山国父论则是一个奇谈怪论。
由上层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有产阶级革命与正在军阀化的汉人官僚政变结合而成的辛亥革命实现的
那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华民国，明明是军阀性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性质政治统治的国家，哪里能是什么“共和民权制国家”。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虽努力”，连孙中山本人都不认为那个他死前的中华民国是“共和民权制国家”。
既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虽努力”，证明孙中山死前他并没有建立过“共和民权制国家”。至于孙中山死后由蒋介石国民党形式上统起来的中华民国，如果是“共和民权制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把它推翻、打倒就是天大的罪过了。何况果真是“共和民权制国家”，当时小小的而且被镇压残破的共产党也绝对把它打不倒。
国民党，如我在《对如果中国是国民党统治，“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势将决不会是这样”的批驳》[见红歌会网]所指出，在夺得国家的统治权的过程中就已经脱变成军阀性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从而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华民国本质上一样，也是军阀性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的国家，一丝一毫与“共和民权制国家”沾不上边。
因此，“中国数千年，从封建王权制国家到中央帝权制，再到今天共和民权制国家”的转变，与那个名称被叫作中华民国的中国及其开拓者们根本无缘。
从而，“这三大历史转变的两位枢纽人物是谁?......，二是孙总统中山”的论断就是无中生有。
一事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相对于它事物来说的。“国家性质”是实施政治统治的阶级的性质，是指国家实施政治统治的阶级本身的性质，无所谓什么特殊性和普遍性。
“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性不必去说，共性它们都是中华国”是大谬不然。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或存在过什么“中华国”，只存在过“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存在着。
一切事物都有共性，更不要说“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性了，它们的共性多得很。问题是什么共性。“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国的最主要的共性，就是这些大体以同一地域为其主要国土的有时间先后出现的国，都是以专门、常备的组织体系的暴力及其威慑并辅以意识形态的教化进行政治统治，都是同一种文化形式。
“那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呢?特殊性暂不说，共性，它们都是共和民权制国家”则更是大谬不然！刚才说了，再说一遍，一切事物都有共性。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前者，如上所述，是军阀性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专治的国家，哪里扯得上是“共和民权制国家”，后者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把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这两个国家通过作者所谓的“共性”逻辑来混为一谈，以此诡辩得出“共性，它们都是共和民权制国家”是胡说八道!
军阀性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农民为主本的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前者与后者是压迫、剥削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关系，哪来的“共和”，后者的“民权”从何谈起！把在大陆被打倒的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说成是“共和民权制国家”，由此断言“既然中国历史帝国制转民国制的枢纽人物是孙中山， 那么当然，中国后继的一切民权制国家，从共性的角度，其‘国父’，都只能是伟大的孙中山”，只能是一派胡言。
“毛主席在他的新中国建国后，仍恭恭敬敬称宋庆龄为‘国母’ ” 是作者根据什么得出的。本人断定是编造。毛主席决不至于如此愚蠢。
不能说“今天所有的科学家哪怕诺贝尔奖科学家”，最多只能说今天所有的自然科学家哪怕物理、化学的诺见尔奖科学家，他们才都是站在牛爱的肩上。因为社会科学定家也是科学家，与牛顿爱因斯坦的不是一种知识体系或干的是同一种大类的事业。
说毛的革命和成功，是站在孙先生的肩上，又是一个胡说八道。毛“5.4”运动后改而信奉的主义和从事的事业与孙中山的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可以说是两个最终必然水火不容的体系。
说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是因为他在中国最先提出用革命的方法打到、推翻清朝政府，争取实现他从西方学来的民主共和的第一人。他根本就不懂得怎样革命，更是不懂得他那个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在中国当时那个时代根本就行不通。而且，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是孙中山领导的，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上层有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与正在军阀化的汉族官僚的政变相结合才成为的那个中华民国，只不过是披了民主共和制的一张外皮。这也是弄得孙中山反复的失败后要联俄联共继续革那个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华民国的命的原因。孙中山死后由蒋介石国民党在1928年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建立的政权及其制度同样不是什么民主共和制。在中国，迄今就不曾有过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制。这样的“共和民权制国家”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历史帝国制转民国制的枢纽人物是孙中山”根本无从谈起，因为中华民国根本就不是“民国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才懂得了一些怎样革命的道理，改组了国民党，才有他的那个事业的起死回生，但他生前和死后，他的事业没都有成功。
综上所述，老王社长的孙中山国父论，是地道的谬论。
发表于 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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