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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八年半前，2016年1月初，成立于1937年、已有近八十年历史的法国革命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IHRF）走到了尽头。
其教师、学生及其他所属人员的编制被并入了位于巴黎高师的近现代史研究所（IHMC）。
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是全法国唯一一个以法国革命为主题的研究机构，历史可溯至1885年由巴黎市政府所资助设立的法国革命史教席，教席首任教授为阿尔方斯·奥拉尔，代表作主要有《法国革命政治史（1789-1804）》《理性崇拜与最高主宰崇拜（1793-1794）》等。
奥拉尔的贡献还体现在史料编辑方面，一部是关于公安委员会的法令与特派员的通信的史料集，另一部史料集则反映了巴黎在热月政变之后到雾月政变中公众舆论状况，他也被视为法国革命“经典解释”的奠基者。
1937年，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由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夫尔正式创立，他更专注于研究农民问题，两篇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北部省的农民》和《89年大恐慌》均体现了这一研究取向。
革命史所的立场被法国社会和欧洲史学界视为“正统派”，认为其是“为法国革命进行毫不妥协的辩护”，特别是自勒费夫尔起，革命史所的研究方向多着眼于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故也常常被欧洲学界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随着二战后冷战的开始，革命史所的研究方法愈发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和维护革命的“正统派”，随即遭到了欧洲修正主义史学的诘难。
欧洲修正派以阿尔弗雷德·科班和弗朗索瓦·弗雷为代表，这帮人与革命史所的人士进行过一系列论战，可以参见威廉·多伊尔的《法国革命的起源》的译者序与正文第一部分。
2015年8月，在中国山东济南召开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塞尔纳教授就参与主持了大会的第三场会议，主题为“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
同时就在那场大会上，法国革命史委员会还组织了法国革命史的专场，共有十七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发言。该委员会是由伏维尔等学者发起成立，成员来自很多国家，秘书处设在革命所，可见革命史所在促进革命研究国际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术单位，属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其编制撤销与人员去向的决定也是由CNRS作出。
在当时，这项动静颇巨的动作并没有征求该所教师与学生的同意。
最后一任所长皮埃尔·塞尔纳教授在听闻撤销决定出炉后，在《历史》（L’histoire）杂志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对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的威胁》的文章，极尽言辞控诉。
在文章中，他认为，研究所的成立是1937年由人民阵线政府时任教育部长的让·扎伊批准的，而把扎伊骨灰放入先贤祠的现任政府却放任成立于1945年的国家科研中心撤销革命史研究所。
同时，赛尔纳教授认为，虽然现在法国国家财政不景气，但这一举动显然并不是钱的问题，“名为理性，实则官僚”，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
《法国革命史年鉴》封面，封面上漫画人物举着的标语是“不自由，毋宁死”
他还表示：
应该停止将共和国和革命相分离，因共和国是由革命而生。
政治立场与革命史所相近的法国《人道报》也在一周后刊登了塞尔纳以及前任所长让-克莱芒·马丹的声明；一同刊出的还有以心态史学而闻名的前所长米歇尔·伏维尔的访谈。
马丹认为，尽管从行政上革命史所已经被撤销，但仍需投入精力并联合其他的学者来维系它的精神存在。
在革命史所的FACEBOOK页面上，马丹提出：
大革命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革命史所正好为全世界研究大革命的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也提高了法国文化的影响力。
三天后，同属左翼阵营的法国历史学团体——罗伯斯庇尔学会也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份由六位法国历史学家联署的声明，他们一方面表达了对该撤销决定的不满，认为在大革命史研究对共和国比以往都更重要的时候，这样的决定实属“威胁”，为此需要进行一场捍卫革命史研究的“战争”；同时表示，该机构会继承传统、促进各个研究机构的交流。
从1968年法国受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红八月”运动后巴黎大学惨遭拆分（分为十三个大学）之后，2016年革命史所的被取缔堪称最大挫折之一。
在世界极速右转的潮头下，全世界左翼阵营中任何一股力量想要独善其身，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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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看到这样一场在法国巴黎上演的本该是“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盛会，最终沦为“人类垃圾乱舞时”，着实悲怆感叹。
没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也没有莫泊桑、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在这片曾经对人类思想演进与政治文明发展创造出辉煌贡献的法语腹地，今天竟然成为英语世界的文化奴仆、彻底拜倒在英语集团自冷战结束之后便一直向西欧核心地带输出“政治正确”、“郊区青年文化”的锋利攻势之下。
当你知道在如今的法国绝不能称呼“黑人”、“阿拉伯人”、“非洲移民”诸如此类的词汇而必须冠以他们新发明的称呼“郊区青年”（jeunes de banlieues），那么你恐怕就不会对今天凌晨奥运开幕式上的LGBTQ、女性主义、黑人主义、滥交主义、游戏至上、娱乐至死感到丝毫的奇怪。
浪漫的艺术之都巴黎，这里没有法国大革命、七月革命的反抗演绎，有的只是音乐剧化的《悲惨世界》与《自由引导人民》；这里没有巴黎公社血染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再现，有的只是路易斯·米歇尔被强行盖上女性主义的外衣作为昂撒女权价值观的“巴黎新生”……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有语：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没有伟大的巴黎公社，没有热血沸腾的《国际歌》，谈何法兰西？
他们允许纪念法国大革命，允许纪念八月起义，允许纪念雾月政变——却坚决不允许纪念里昂工人起义，坚决不允许纪念巴黎公社，坚决不允许纪念1968年自中国传输而来的五月风暴。
因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法兰西的价值来源和精神图腾，它推翻了君主制度，宣布人民主权和平等自由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石——同时也催生了民族主义。
除了巴士底狱事件，法国大革命中的其他事件也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如1790年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废除各地方方言和语言，规定法语为全国唯一官方语言，这一措施推动了法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从大革命开始，法国人开始使用法国国旗和法国国歌来表达民族主义情感，这些象征物成为了法式民族主义的重要元素。
而巴黎公社则完全不然，它是国际主义运动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无产阶级执政尝试。
回望1871年的公社运动，以及以其作为起始性坐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阶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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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黎公社的工人阶级政权性质，马克思当时敏锐地作出过揭示：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在此之前，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历来是少数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专政的工具，因而不管怎样改朝换代，都会维护、强化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
在一阵阵从巴黎市中心传开的鼓噪声中，纺织工、泥瓦匠、烧煤师、医师、记者、教员、牧人，所有人都被一股力量从社会的边缘地带拉拽到城市的舞台中心。
在当时巴黎一百八十多万市民中，有一半以上均为工人和工人家属。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是12-13小时，煤矿工人长达15-16小时，女工、童工境遇则更惨，阶级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因为，当超过1/3为体力劳工的公社市民们走到城市政权的核心位置时，发现这里早已为他们摆好了话筒、纸笔、旗帜、粮食、枪炮，以及等待他们签字的解放条约，这种阶级团结的鼓动是难以想象的。
如恩格斯所言：
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
决议规定了武装人民自卫部队取代反动的资产阶级常备军，规定所有官员均可被罢免，规定取消资产阶级当政时的特权待遇和高薪福利，规定宗教势力远离各大学校教育，规定提高教师/医生/工人的薪酬。
权力，不再是被工人们远远地看着、看着从一群人(封建贵族)手里转移到另一群人（资产阶级/买办/普鲁士侵略者）手里的遥不可及之物，而是可以实打实被夺取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成果。
权力，第一次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工具，而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主人。
权力，第一次属于所有人，属于全体巴黎人。
这就是巴黎公社的精髓，这是今天的法兰西权力掌握者们最恐惧的内核。
鄙视巴黎公社的侧面，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维稳主义秩序与精英主义倾向。
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它不应该被忘记或抹黑。
这场光辉的运动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并为这种思路所蕴藏的价值以鲜血和歌声浇灌出了果实。
滚滚热血，沸腾了无数后来者在沉重枷锁面前的热忱。
《国际歌》在一定程度上描述的就是巴黎市内最后时刻的战斗场景：皇帝和社会上层都已投降外国，“神仙皇帝”都已背叛，市民们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而自己也明知“这是最后的斗争”，最后除了牺牲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但却仍然别无选择，为了自由和解放只能战斗到底……
公社检察长里果被捕后，在押往法庭的路上，押解他的匪徒逼迫他呼喊“打倒公社”，他却高呼“公社万岁！打倒杀人犯！”最后，他被打裂了头颅，壮烈牺牲。
公社副检察长费雷在敌人法庭上，义正辞严地揭露敌人的滔天罪行：
你们要我的头，尽可拿去！”
临刑前，他鼓励战友说：
咱们都应该相信，社会主义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令人感到必要！
公社女英雄路易斯·米歇尔在法庭上豪言宣布：
我的身心都属于社会革命！我们所有这些1871年的人们无比热烈的迎接死亡，视死如归！
然而今朝，路易斯·米歇尔竟然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成了性别主义式的女权尖刀，不知作为无产阶级斗士的她如若泉下有知会做何感。
1871年5月25日，巴黎公社委员、自卫军最后一任指挥官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在巷战中阵亡。两天后的下午，自卫军最后的炮兵阵地布特肖蒙高地被法国外籍兵团第一团攻占。傍晚，由两百名自卫军守卫的据点拉雪兹公墓被凡尔赛军攻占，当时还活着的一百五十名自卫军伤员在公墓外墙边被集体屠杀，巴黎公社的抵抗宣告终结。
这一终结，几乎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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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理解今天的法兰西为什么会鄙斥、畏惧、远离巴黎公社乃至要重新解构巴黎公社的精神，不妨一窥端坐高台的权贵们都是些什么人。
金碧辉煌的奥运开幕式主席台上，高朋满座，流光溢彩，出席盛会的达官显贵们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人民运动联盟主席让-弗朗索瓦·科佩，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法国社会党成员帕斯卡尔·拉米（前WTO总干事）、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以及，LV家族集团的代表（也是本次巴黎奥运的金主之一，开幕式上特写亮相众多）、法国达索集团（控制法国逾七十家媒体）的代表、巴黎银行的代表、法国国家铁路集团的代表。
而这些人物、家族、企业、政府部门的核心，他们都还有一个既公开又神秘的身份：法国「世纪俱乐部」成员。
世纪俱乐部，由乔治·贝拉尔-盖林于1944年成立的，宗旨在于汇集法国社会领导层的各界精英代表，也是战后八十年真正控制法兰西的「国家主人」。
著名旅法学者郑若麟曾说：
许多法国的记者都不知道这个俱乐部的存在，我原先也以为“世纪俱乐部”是天下常见的阴谋论，直到我看到当时萨科齐政府的司法部长达蒂的自传，其在书中隐讳提到“成为萨科奇顾问时，也加入了俱乐部”，我才特意留了心，关心起这个世纪俱乐部，并重新打量法国所谓的民主制度…
达蒂成为司法部长的资历远远不够，仅仅有硕士文凭，五年前也只是个寂寂无名的普通打工人，她在司法界供职时间太短，据《世界报》报道，她能上任主要是因为她加入了世纪俱乐部，因此这个部长从上任开始就一直遭到司法界强烈反对。
达蒂除了世纪俱乐部，还加入了大企业主的“蒙田研究院”，她自己也搞了个小圈子叫“21世界俱乐部”，打老乡牌，将老家马革里布出生的人拉进来建群，属于世纪俱乐部的外围组织。
这时我才意识到，法国是由顶尖一小部分人统治的国家，并不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人一票民主自由。
2011年5月12日，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主编罗朗.若弗兰发文，第一次披露了这个世纪俱乐部的存在。
这个神秘组织的内部分成三部分，最高层为法国财阀力量，他们控制着法国的军工、通讯、航空、航天、娱乐、银行；第二层则是法国传媒力量，他们控制着法国的电视、纸媒、广播、出版社、电影公司；最底一层是政府要员，包括各部长、议员、警察、司法、监察机构的部门一把手等。
这些人几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三，都会在协和广场边上一家豪华餐厅聚会（克利翁大饭店），共同商议如何统治法国，如何分配各自的利益。
这种聚餐有一个在今天的法国社会早已为民众心照不宣的名称：“世纪晚宴”。
这就是法兰西的真相。
看看双手沾满百万巴勒斯坦儿童鲜血的以色列奥运代表团，乘船驶过塞纳河畔时，主席台上那帮法国贵宾们热情洋溢的挥手......
就知道在今下，顾拜旦先生的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彻底杀死。
还记得六年前的“黄马甲运动”吗，之所以遭到马克龙政府雷霆血腥的镇压，就是因为在左翼色彩之余，那场运动还带有鲜明的反犹主义色彩。
2019年2月16日，法国犹太裔哲学家阿兰·芬凯尔克罗前往巴黎蒙帕那斯地区，当时“黄马甲运动”正愈演愈烈，而当示威人群突然发现芬凯尔克罗时，愤怒的群众便冲着芬凯尔克罗怒骂：“肮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万岁”、“滚回以色列去”、“法国是属于我们法国人的”……
自战后，犹太人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法国社会的新议题，法国也在90年代初便通过了“盖索法”（Loi Gayssot），明文规定“反犹”与“种族主义”一样被归入违法行为。
“反犹太复国主义”是2018年下半年那次“黄马甲运动”中的极右翼和极左翼民众的一个共同口号，且早在运动早期就出现过迹象：一位著名的反犹作家埃尔维·利森在2018年12月6日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上竟然成为封面人物——而《巴黎竞赛画报》恰巧不属于达索集团，那个前文提及的世纪俱乐部的成员、掌控着全法逾七十家媒体的超级传媒巨擘。
2019年初，芬凯尔克罗事件一经爆发，法国政界、舆论界随即做出强烈反应，包括总统马克龙，几乎主要政治家都人人表态反对黄马甲运动的“反犹行为”……
所以回到眼下的巴黎奥运，巴黎公社绝无可能在法国被“平反”。
它只可能以一种“很新的方式”在巴黎露脸，比如路易斯·米歇尔的女性主义。
这可以让巴黎公社十分“安全”得与法国大革命、七月革命、《悲惨世界》、《自由引导人民》们，共同陪伴着黑人们、女人们、少数族裔们、同性恋们、变性人们、滥交者们、露阴癖们，一起在绚烂美丽的埃菲尔铁塔下，为高高在上的马克龙们演绎一出精彩的滑稽戏。
至于公社的血迹，《国际歌》的旋律，工人与农民，不在法兰西权贵们的眼界中。
跋
1926年，刚及而立的毛主席曾高亢演讲：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辉煌的「革命法兰西」已然远去，腥臭的「白色法兰西」早已塑成。
马克·吐温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而纵观当今寰宇，悲怆、遗憾、可怖的，又何止欧洲的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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