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减税”问题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做出有违自身利益的选择。社会舆论常常把“减税”等同于“藏富于民”，似乎只要是“减税”，对民众来说就是件好事。然而，从近年来美国政治现实来看，许多美国人不但不领特朗普政府“藏富于民”的“情”，反而坚决反对“减税”。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民”并不是一个整体，同一个公共政策给不同社会群体带来的影响往往是不一样的。在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和拜登政府的“加税”计划中，都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收获利益，成为“藏富于民”中的“民”，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会在“减税”或“加税”中受到损害。具体来说，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减税”/“加税”的不同影响，美国社会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三个阶层，“减税”计划对它们分别会带来以下影响：
第一，共和党“减税”计划的受益者是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层。他们既没有迁出美国和全球避税的能力，也不可能花高价(像富豪那样)请专职税务师和律师[1]为自己“规划纳税”(避税)或是通过慈善基金等方式避税[2]。因而，“减税”法案就会直接减少他们每年的纳税支出。并且，有可能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制造业蓝领岗位)等方式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他们是“新右翼”运动的主体，是特朗普赖以赢得2016年大选进而长期掌控共和党的核心力量，也是“减税”计划的社会基础。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群体并不是美国社会分层中处于最下层的穷人，从2016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的民调结果来看，特朗普支持者的收入水平整体高于希拉里和拜登支持者的收入水平。
第二，美国收入最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反倒会因为共和党“减税”计划而受到损害。“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两者总是相互伴生，这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常年针锋相对的美国政治焦点议题。除了极少数资源型国家(例如石油资源丰富、人口不多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中东国家)，从来不存在某个国家很少收税，但是公共福利非常好，公共设施非常好，电费、水费、油价极其便宜。所以，对美国那些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和无业人群来说，“减税”计划首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虽然远期经济增长可能会弥补他们的损失，但是这张画中的大饼并不确定，并且过于遥远。
具体来说，在美国社会的经济分层中，最穷的群体并不是白人蓝领，而是未就业依靠福利生存的人和在低端服务业、建筑业、农业、清洁业等行业就业的非洲裔、拉美裔美国人以及非法移民。对他们来说，其一，由于收入较低，“减税”主张对他们支出的减少微乎其微，因为他们按照原来的税收政策也不需要交多少税甚至本就处于免征区间;其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也使得他们较难胜任“减税”计划可能间接创造出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其三，为了财政平衡需要，削减税收的同时必定伴随着削减福利，这反而会损害对公共福利依赖度较高的他们的现实利益。因此，他们一直更支持主张“加税”并增加福利的民主党，是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大选中支持希拉里、拜登和民主党的关键力量。真实世界中很少发生席勒教授所描述的“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这样的故事情节。
并且，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社会群体虽然大体上都属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3]，但是两者却存在尖锐矛盾，因为第二类群体的公共福利往往来自政府向第一类群体征收的所得税。正如共和党新星、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自称“特朗普的忠实追随者”的J·D.万斯在他2016年出版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在特朗普胜选后红极一时，被称赞写出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心声，万斯能够成为最年轻的联邦参议员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中所写的：
我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赠予活着的人却能用上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儿……每隔两周，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能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我穷得不能给自己买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的强制下，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这就是我在17岁时的心态。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阿嬷口中的“工人的党”——民主党并不像他们被吹捧的那么好。……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4]
第三，跨国公司所有者和大富豪们较难从共和党“减税”计划中受益，甚至可能遭受很大损失。我曾分析过跨国公司海外避税的利益机制。大富豪沃伦·巴菲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秘书缴纳的税比我还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巴菲特一直支持“加税”计划，反复建议政府多从自己这样的大富豪身上征税以帮助穷人和支援国家建设，反对共和党的“减税”倡议，也因此被很多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视为“富人的道德表率”。然而，从2008年到2016年，8年过去了，巴菲特缴纳的税款(比例)始终还是要远远少于他的秘书。为什么?不是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增税”措施，也不是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几级税务机构不想多收些税，而是因为巴菲特避税避得太好了。正如共和党“茶党”议员曾经愤怒回应巴菲特的，“你要是觉得税率低了，少搞点避税手段，就可以多缴税了”。换言之，奥巴马的“增税”计划只能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富人的实际纳税率和纳税金额依然很低。
美国大富豪中也有少许“避税不力”的特例，特朗普可能就是其中一个。2017年3月，特朗普传记作者、调查记者戴维德·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曝光了特朗普2005年的纳税税单。这份税单曝光前民主党、各路媒体乃至特朗普的共和党内对手们摩拳擦掌，认为即将抓住特朗普的避税把柄，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最终这份曝光的税单显示，特朗普在2005年的纳税比例达到了25.3%。这一数据令美国主流媒体异常失望，纷纷谴责曝光者约翰斯顿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立场有问题，是特朗普的卧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纳税比例超过20%的情况在美国大富豪中极其罕见(虽然这一税率依然显著低于美国收入较高的中产阶层的实际税率)。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减税”法案有利于他自己这样的不善于全球避税(因为他的产业主要是在美国的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少数富人，但是并不利于大多数和他一样富有的人。
所以，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曾经的富豪朋友们大多支持希拉里，大手笔投入为其助选，乔治·索罗斯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甚至涉嫌支持乃至策划多起反特朗普的街头暴力活动。同样，特朗普的2020年大选和2024年初选的筹款工作也并未得到多少美国富豪的支持，相反拜登则代表民主党再度赢得富豪与资本的青睐[5]。我们常常能看到，许多美国知名富豪和大公司轮番单独或者联名写信反对“减税”计划，高呼“我的钱太多了，应该多拿一些去建设国家、帮助穷人”。如此高尚的“道德血液”在极少数富豪和极少数大公司身上流淌着，或许可以相信，但是，要说美国大多数富豪和大公司都是如此，相信的人就是“幼稚”了。
多说一句，美国政治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多数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都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在这里“屁股决定脑袋”并不是贬义。事实上，在政治中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是非常难的。某种程度来说，之所以美国的民主政治确有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大多数人(不论贫富、不论知识水平)都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按自己的利益选择立场、谋划行动，美国政治诸多运作由此展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的民众却未必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反而可能“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注释：
[1]对工薪阶层来说，请专职的税务师和律师太贵了，花费超出了他们可能获得的避税利益。
[2]美国富豪捐出全部或部分资产成立慈善基金会是很常见的，例如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名人。实际上，这主要是避税手段，根据美国税法规定，只要每年将3%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慈善基金会就可以免税。并且，美国慈善基金会开支可以包含高额的行政费用，例如可以用基金会的钱给子女开高薪，自己家族的许多开支也都可以由基金会来承担。近年来，桑德斯等民主党名人也越来越多地将矛头指向富豪们通过基金会逃避遗产税的行为。
[3]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键区别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即是否拥有可以带来财富自我增殖的资本。依靠劳动还是依靠资本，这会让不同群体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进而让国家治理产生不同路径的选择。
[4]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31
[5]相比颇为不顺的2016年大选筹款工作，特朗普的2020年大选、2024年初选筹款情况要好不少，募集了更多资金。但是，与2016年和2020年的桑德斯类似，特朗普巨额竞选资金很大一个来源是20美元左右一次的小额捐款。多家大企业则一反常态地声明，将不再为共和党的竞选活动提供政治献金。
(本文摘录自强舸著《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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