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批革命者，只要不依附权势，不随波逐流，而敢于探索真理，追求真理，那命运总是不济的。他们经历过许多历史事变，如抗日、二战、蒋介石垮台等等。在这些事变中，他们确实没有发挥过应该发挥的作用，虽然不能说一事无成，但他们所做的毕竟是微不足道的。正因此，不只别人常常讥讽他们没有干出个“名堂”来，即便他们自己，也无可奈何地深自愧疚，觉得他们未能做得更多，不能干预历史事变的进程，总是个“不可否认的大缺陷”。对于他们这些垂垂老矣的人来说，有这种感觉是很自然的，也有普遍性。岳飞的《满江红》有道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把岳飞的“三十功名”换成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空悲切”的感叹与他们这一辈老年人今日的感受就很相似了。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但这里有个根本的问题，即人类如何创造历史和创造什么样的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得讲客观条件，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情况，讲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撇开这些客观的起决定性的因素，不难就会容易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泥潭。
人们着意把蒋介石刻画成抗日英雄。但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不情愿地被迫走上抗日之路的。他的胜利是“惨胜”。在人民看来，他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杀人如麻的魔王。人们也曾把斯大林刻划成反法西斯的英雄。但在战争中他却是十足的孬种。人民也没有把他视为英雄，只认为他是个大独裁者。毛泽东赶走了蒋介石，这无疑是英雄壮举，但他却把人民赶入“史无前例”的苦难深渊。你能说他是英雄还是枭雄？这些历史上的两面人物，使一般的历史学家大伤脑筋，不好评说。其实，这些既是所谓“英雄”，又是魔王，是独裁者，是枭雄的历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塑造出来的。不管他们的业绩如何，终归他们都不是人民的英雄。
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公认的十月革命英雄。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因为他们就是人民的一员。他们的一生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最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希望，并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在十月的风暴中，他们同人民一起战斗，并带领人民去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应该指出，如果没有人民奋起斗争，自然就不会有这两位十月英雄。
列宁早死。在随后的岁月中，当苏维埃官僚们已经拥有愈来愈多的国家权力时，当人民的革命热情已经消退，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已经丧失殆尽，革命便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位十月英雄除了大声疾呼之外，他还能干些什么呢？正如历史已经昭示的，等待他的命运就只能是流放和驱逐出国的命运。列宁夫人在1927年曾说，如果列宁还活着，可能已被送进监狱去了。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官僚主义已经像潮水般淹没了苏俄大地，人民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丧失了斗志的情况下，列宁也难得有回天之术。他的命运也会同托氏差不多。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更缺少力量扭转形势。但他并不因此停止斗争。他义无反顾，坚决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一边，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他承担了全世界反动势力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全部沉重压力。在他一生最后的岁月中，他所做的，比他在十月革命时期所做的，更具有惊天地的英雄气概。正因此，全世界反动势力都把他视为最可怕的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困苦的老人。他被杀害了。但他的英名，他的思想言论一直在激励斗争的人民前进。这就是人民英雄的力量所在。而那些“胜利的”僭权者却只获得千古的臭名。
由此看来，一个正直的人民英雄，就在于他与人民息息相通，乳水交融，时时、处处、事事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言行的出发点，并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管他是不是成功了，或失败了。
现在有些人把苏维埃的瓦解归罪于列、托这两位人民英雄，认为他们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了“超前的”、现在还不能实现的事，以致招来今天的悲剧结局。这种责备实在不新奇，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过去借口客观条件不成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陈词滥调的再版罢了。这些陈词滥调早被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些精彩而有说服力的著作，就会明白今日的所谓“超前论”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正确的。
在过去的历史剧变中，革命者未能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这是因为力量太弱了。形势比人强，客观形势使他们不可能起到更大更多的作用。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给予他们的压力，比任何时期的进步人士所受到的压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像陈独秀那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广博学识多才多艺的人，在客观环境的压力下，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可见形势对他们是何等险恶了。在险恶的环境下，他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岂能奢望干出轰轰烈烈的伟业呢！
在一片黑沉沉的长夜里，在众人已经疲惫不堪、沉睡不醒的时候，只有那个孤零零的守更人还在警惕地监视着时光的流逝，到时候便敲起梆梆的更鼓，催促浓睡的人赶快醒来，去赶路，去耕作，去做工，去斗争。这样的守更人，这样的工作，确实平凡而又渺小，但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和伟大的生活意义，显示了一个人做人应有的高尚品格。
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固然不应自吹自擂，自夸自大；但也不应自视卑贱，妄自菲薄。我们固然不是时代的英雄；但也不是时代的侏儒。我们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只是平平凡凡的守更人，敲响更鼓，如此而已。回顾过去，堪以自慰的是，我们这些守更人，并没有逃离过职守，算得是坚守岗位。虽然也偶有打错更鼓的时候，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守护在沉睡着的人民身边，与他们共渡艰难岁月。我们没有做对不起沉睡未醒的人们的事，也没有趁人们熟睡时趁机去大捞一把。我们一直在说真心话，没有欺骗人民。仅此一点，便足以使我们抚心无愧，引以自豪了。
我记得有位王姓学者，称郑超麟为英雄，称陈独秀为英雄，还说所有坚持真理、不向权势屈服的人都是英雄。这话确实说到了人生的真蒂所在。骆星华兄写了《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没──一个托派医师的后半生》一文，敍述他为病人默默地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不为名，不图利，只知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为病人解除痛苦，因而赢得了普遍的同声赞誉。应该说，我们这位平平凡凡的医生朋友，就是一个极不平凡的英雄，是新时代新社会的楷模。一个人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此。
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历史性事业，是人类自觉改变私有制社会为公有制社会的最伟大的历史性工程。这是一项群众性的事业，而绝不是几个革命家，或某个革命党的事业。新社会的创建必定要经历极其复杂曲折、艰难困苦的斗争过程，既包括革命人民反对阶级敌人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包括反对人民队伍中的由于私有制的侵害造成的或沾染上的各种丑恶东西的斗争，诸如反对自私自利、贪婪、懒惰、赌博、偷盗、吸毒、嫖娼、卖淫、道德败坏、装神弄鬼、愚昧落后等等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通过这种种斗争过程，增长文化科学知识，提高革命素质，和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创建新社会、管理新社会的能力和才干，才能担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没有革命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增长和革命素质的提高，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觉悟，新社会的创立简直是不可以设想的。不难设想，在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专业性的社会分工和复杂的社会管理愈来愈细致的今天，如果没有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知识，就不可能管好现代化的大生产和复杂的社会机构，使其确保正常运转。也不难设想，一个二流子，或者一个浪荡汉，再或者任何一个通身都是私有制臭味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公民？又怎么能够管理和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呢？
恩格斯晚年总结1848年革命以来的经验就曾指出，由少数几个革命领袖领导被动的群众进行革命的时代过时了。今后的革命是：参加革命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今天，我们可以补充说，不仅要知道为什么要革命，还要知道如何进行革命和推进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几十年之后，这个群众性的革命自觉性和主动性的问题便更加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给予高度的重视。
十月革命后之所以退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常说的革命处在低潮中。所谓“革命低潮”，就是指群众由于种种原因（西欧几个国家革命的失败、俄国的落后性、多年战争和内战的消耗使人民感到疲倦等等），革命的热情冷落了，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了，没有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再没有力量投入到革命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的势力就会抬起头来，猖狂起来，革命取得的成就可能会丢失。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内战结束后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进一步深究来说，群众对革命消极和冷淡的众多原因中之一，则在于对革命和革命形势没有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因此，群众对革命就不会热心，当然谈不上为革命去进行斗争了。
我们姑且不说十月革命时期一般群众对革命的认识问题。就以十月革命前入党的二万五千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来说，他们对革命和形势的认识也是很不一样的，有深刻，有肤浅；有正确，有谬误。这二万五千个党员（当然包括斯大林及以后追随他的人在内）在反对沙皇专制主义和夺取十月胜利的斗争中，无疑都是英雄好汉。但在革命胜利后的新形势下，他们当中便开始出现了分化：一些人坚持革命，继续前进；一些人看到前进路上处处荆棘丛生，险象四伏，便畏缩不前，害怕了，甚至后退了。他们宁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不愿为未可测知的革命前景去冒风险。于是保守主义抬头了，革命意识慢慢淡薄了，革命的勇气和干劲也就逐渐丧失了。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在新的形势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意识和感情上的变化，一般群众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开始时，这种思想意识和感情上的变化还只是不自觉的，以后便渐渐地发展成为有意识的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思想和行动，而把革命的根本利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乎，斯大林主义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便出现了。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它使我们懂得，不仅要提高革命先锋队，而且要提高广大革命群众对革命和形势的认识，提高他们的革命自觉性和主动性是何等重要了。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的英雄，绝不仅仅是几个革命领袖，也不只是某个革命先锋队，而是广大的拥有千千万万人的革命群众集体。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只是少数领袖人物和先锋队具有革命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要使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集体也具有同样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才会有最可靠的保证。建立一支浩浩荡荡的具有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群众英雄集体，正是当今最迫切的任务。
1999年10月14日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