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毛泽东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某一社会矛盾现象用如下的理论来划分：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知道，人们曾经把1957年的所谓“右派”划为“敌我矛盾”，以后又把彭德怀问题划为“敌我矛盾”，把刘少奇等一大批人的问题划为“敌我矛盾”，结果如何呢？历史真会开玩笑。所有这些所谓“敌我矛盾”，后来都给一笔勾销了。可见这种理论毫无价值，它的用处只在于用来排挤和打击异己的力量而已。
由于思想的惰性使然，现在有些人想把陈独秀问题从原来划为“敌我矛盾”改划为“人民内部矛盾”。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改变。但这样的改变既不符合人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某条“标准”，也与陈独秀这个客观实际不符，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也常有人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视为“政见不同”。这当中也包含有“人民内部矛盾”之意。一般地说“政见不同”还可以，但如果把斯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视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进入“过渡时期”的社会里，如果仍然存在着官僚国家，这个“过渡时期”社会的根本矛盾就是官僚国家的统治集团同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决定着“过渡时期”社会的发展方向，要么就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要么就退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已为十月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所证实。正是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斯大林代表着官僚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托洛茨基则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利益。我们只有从这一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问题，才能解开十月革命以来全部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之谜。
二
“圣言堂”的问题。陈独秀认为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万世皆准的制度，没有包医百病的学说。这是对的。但不能说根据前人的已被社会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来进行论证是不对的。很明显，比如唯物主义、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这些都已被证明为真理的、前人研究和创立的科学理论，我们难道可以不要吗？有理由相信，陈独秀绝不会把这些科学的理论成果当作“圣言堂”之类的东西来反对的。在自然科学上也一样，我们难道可以不要原子论，不要牛顿定律，不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前人的理论是不是真理罢了。
毛泽东过去提倡反对本本主义，后来竟发展到连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要了。笔者就遇到过这样的大专院校校长，自然是位共产党人了，竟连一套马恩列选集也没有，当然更谈不上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了。今日的书坊能摆上书架的马恩列的著作真是少而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现在的时尚是实用主义。不论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都以“实用”为主。凡能够促进“发展经济”、“发财致富”的就被认为是好的。难怪今天有些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便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了。人们希望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去也就顺理成章，当然不愿再谈什么社会主义。
有朋友说，毋需在历史的陈年烂芝麻的问题上多花笔墨。我们应当正视现实。现实的问题更为迫切。为什么资本主义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落后国家的劳动阶级（经过共产党）能够先于欧美的劳动阶级取得政权？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其历史意义如何？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历史阶段？所谓“改革开放”的意义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如何？……。这些无疑都是当前极需解决的问题。凡关心国家和社会命运的人都应当深入去探讨。这比纠缠在那些陈年烂芝麻的问题上不是更有意义吗？
199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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