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了《人民公社大家一起穷、一起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平等”吗？》（今日头条：首发2024-06-14 12:06·陈初二）一文。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可是，在那个时代，人民公社真的让全体农民实现了平等吗？”
作者是80后，他听他的祖父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大家都充满干劲，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渐渐暴露出来。由于集体劳动的效率不高，农业生产水平下降，粮食产量连年下滑，许多人陷入了饥饿的困境。”
接着他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在那个时代，我国农村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家家户户吃得一样，穿得一样，过得一样。可是，这种看似平等的分配方式，真的让所有人受益了吗？“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民公社时代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的平等。”“总之，人民公社时代的‘平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它让大家都陷入了贫穷和饥饿。”
读了此文，我觉得作者完全是脱离了基本事实，想当然地对人民公社的平等作出了自己否定结论。虽说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信口开河，说话还是从基本事实出发。
一，人民公社由吃不饱饭到吃饱饭转变的基本事实与原因分析。
作者是80后，因而对人民公社的了解来源于他祖父的印象，因而就有了这样的了解和看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大家都充满干劲，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渐渐暴露出来。由于集体劳动的效率不高，农业生产水平下降，粮食产量连年下滑，许多人陷入了饥饿的困境。”作者的祖父辈年岁已大，或许对我国农村发展的情况缺乏整体的了解，但作者本人是80后，应该是有基本的中学或中学以上的学历吧，因而百度一下我们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产量数据，人口数据，这不是什么难事吧？中国人口在1956年是6亿多人，到1983年是10亿多人，人口净增加4亿，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农业生产水平下降，粮食产量连年下滑，许多人陷入了饥饿的困境，那这多出来的4亿人是喝西北风长大的？人民公社时期，以6-7亿人口为基数，25年间平均每年要增加1600万人。而我国人均粮食拥有量，1959年是252公斤，1979年是340公斤，在人口大幅增长的环境下，人均拥有粮食却增加了88公斤，平均每年增加了4.4公斤，这么多粮食是怎么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
人民公社时的确存在有吃不饱饭的情况。但那是因为粮食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旦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吃饭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从粮食增长速度来看，从1959年到1979年，20年人均粮食增加了88公斤，平均每年增加速度是4.4公斤；而从1970年到1979年的后9年，从289公斤增加到340公斤，平均每年增加速度是5.56公斤，比20年平均增长速度快了1.16%。而我国人口增长，1959年是6.72亿，1969年是8.07亿，1984年是10.44亿。从1959年到1969年10年的人口年均增长是1.35%；1969年到1979年的10年人口年均增长1.68%，1979年到1984年的5年平均增长1.38%。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在1969-1979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回落，而我国农业的粮食产量却在人民公社后期处于加速增长状态。粮食产量增长加速与人口增长减速的这种交叉变化，恰恰是我国从吃不饱饭到吃饱饭转变的基本原因。
以上是我们讨论人民公社时期从吃我饱饭到吃饱饭的转变这个基本事实的认识。
二，说说人民公社的平等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反复地对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的平等问题进行了质疑。
但这种质疑却并没有却不得要领。作者对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缺乏基本的了解，因而对人民公社的质疑也是没有道理的。
人民公社的社员是平等的。这平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社员可以凭借劳动投入参与生产队重大事务的决策，即决定生产队的大事，主要是生产经营重大事项和选择队管理人员等。在这里的平等表现在“谁劳动谁管理”的原则上。这是所有在产权企业的员工所没有的权利。在采用资本经营方式的企业，员工是没有权利参与企业管理的，所有的重大事务都由老板或股东大会大会决定，一般劳动者则没有权利参与管理。
2，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社员可以凭借劳动投入参与生产队集体成果的分配。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体现了大家作为劳动所有者，按照劳动投入分配相应产品的平等权利。在这里通行的准则是“谁劳动谁受益”。这同样也是所有产权企业的员工所没有的权利。在产权企业，员工是没有资格进入企业生产成果分配的环节的。企业盈利仅仅归老板或股东等少数资产者所有，劳动者是被排除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之外的。
3，从农民的生存环境看，人民公社形成了服务社员的良好的生存环境：包括普及中学的文化教育环境，深入到大队的卫生医疗环境，生产科技服务环境、商品供销环境、机械服务环境及行政服务环境等。出几元钱的书杂费可以读一个学期的书，谁生了生病，跑到大队卫生室即可请来医生诊疗，到了婚姻年龄的孩子只要人品没有大问题，就不难找到自己的对象等等。人民公社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极其友好的环境，这种环境是每个社员、每个农民都普遍受惠的。
4，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互助和集体保障的环境，更是现代许多人向往的平等待遇。那时生产队有孩子多、劳力少，暂时遇到困难的家庭，但因为生产队人性化的政策，使这些家庭能够顺利地度过那个困难时期；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到了一定年龄，即可享受五保待遇等等。
人民公社的平等，就在于它建立的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由于在法律上建立了“谁劳动谁说话”的基本制度。因此，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要求。这在古今中外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在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公共产品，从而使全体农民都能受益。
三，人民公社到底是共同富裕还是公共贫穷？
人民公社是共同富裕还是共同贫穷？
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看看人民公社的发展到底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1，农村电力化的变化：
我是1959年生的，在小时候，即文革之前，农村还没有通电，那时点的灯称为洋灯。
但后来不久就通电了。有了电，就有了电灯；有了电，在干沟时就再也不用那老式的水车车水了，而可以用水泵打水了。有了电，脱粒就可以用脱粒机了；有了电，农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可以有电影看了；后来更是挨家挨户地装了广播。有了广播，农民可以了解国内外的新闻，可以听戏曲等等。
2，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性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农村电力化，为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是为农业的水利化创造了条件。我国的农业生产本来是处于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的原始种植状态。我们这里（江苏武进）是平原，说起来是鱼米之乡，但那时的田头到处是坟墩头，高的地方可以做戏台，低的地方则一下大雨就成水塘。因此，虽然有二百多亩耕地，但实际能种却只有150多亩，有许多高低差大的地块却不能种植，因为一旦大雨或干旱，种下去的东西要么淹死，要到旱死，常常是本都收不回来。因此，生产队在响应公社大队号召，参与统一安排的水利工程建设之外，对本队的田地进行全面的平整，用大量的人力把各家坟地牵移至适合的地方集中埋葬；把所有田块进行格式化整治，形成了适合机械耕作的较大的、标准化田块。在此基础上，开挖了灌排沟，形成能够抗旱和防涝的排灌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靠天吃饭的状态。
3，人民公社文化教育体制的建立。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公社所在地还没有中学，但几年后，就有了中学，而且还有高中部分，每年招收一个班的高中生。我的祖父祖母都为文盲，父亲是高小学历，母亲也不识字，但到我们兄妹四个，两个读到高中，两个读到初中。
除了文化教育之外，农村广播系统的普及，公社放映队的设立，也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青少年时代，晚上与村上的同伴出去看电影是一个最重要的业余活动。当然，还有大队或公社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以及专业剧团下乡表现等等。另外，大队或公社还有图书馆可以借阅等等。
4，方便社员的卫生医疗体制的普及。
记得我在读高中时，有次祖母生病，十分严重，已经处于生死边缘，家里都准备后事了。但我叔叔喊的大队卫生室的医生到了，他观察病情后及时进行了针灸，祖母的病情立即逆转，转危为安。后来祖母活到了80多岁。那时的诊疗费有限，我们为表达感激之情，写了感谢信到大队卫生室。此事过去已经有50多年，但至今依然难以忘怀。
5，参加集体劳动争工分。
我家里共有八口人，祖父母年迈，父亲务工，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在兄妹四个中我是老大。因此，我家里负担很重，几乎年年都要超支。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很早就开始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除了星期天、寒暑假参加队里的劳动之外，在夏秋天的早上和放学后，也可以做一段时间。开始时做时间工成人每天10分工，我拿4.5分，之后逐步升级。到16岁时我已经足工，能够足工也就是要能够和成年劳动力那样干体力较重的活。至于定额工，完全按照你做的任务多少来记工，那是实实在在的，类似樵麦、樵稻、莳秧、送公粮、挖排水沟、挑灰、收稻等等，凡讲定额的都按照做的数量来记工。生产队采用工分制进行记工，并按照工分的累计量进行年终分配。基本的记工制度就是定额工和时间工两种形式。时间工你需要有足够的劳动时间，而定额工则需要你能够完成足够的任务。那些力气大的人确实是能多争工分。有人认为生产队是平均主义，没有多少差别，这显然是不知道生产队采用工分制进行劳动投入差别反映，并依此差别进行分配的实际情况。在生产队采用工分制进行分配的条件下，工分是社员参与集体年终分配的系数，一个人能在集体分配中占有多少份额，决定于你的工分在集体工分总量中占有多少比例。因此，工分是要争的。在具体的劳动场合中，你做得多了，别人占的比例就少了；反过来也一样，因而大家在集体生产劳动中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在工分制和队里的干部管理处于正常的情况下，生产队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养懒汉的现象的。
6，吃饭问题。
说到人民公社，总有人会说吃不饱的问题。
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而言，由于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存在吃不饱的感觉很正常。有段时间我到山上拖石头，一天吃三斤米的饭，仍然感觉吃不饱，在现在来说会觉得不可思议。我家里有八口人，只有一个多劳动力，因而粮食不够吃是很正常的。但队里也有劳动力多而人口少的人家，粮食是有余的。因此，通常到青黄不接时，会向这些有余粮的人家买一些来补足。我们队2百亩左右的耕地，人均2亩地左右。年年按任务交公粮，社员基本够吃了。
因为人多地少，我们这里要求种一定面积的双季稻。队里与公社的矛盾常常就表现在这双季稻的面积多少上。在种单季稻时，一亩稻的产量多在7、8百斤左右，而双季稻两季相加，大约8、9百斤左右，收获粮食虽然稍多，但化费的本钱及人工却需要双倍，因此，生产队对种双季稻很是抗拒。有两年因为生产队违背了公社的种植计划，少种了双季稻，因而受到公社的处理。
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是随着人民公社时期的发展不断增长的。以水稻为例，开始只有三、四百斤，因为这时的肥料只是农家肥和人工积累的肥料为主，而且管理也跟不上；后来随着化肥、农药的使用增加，以及合理密植等措施的采用，产量增加到5、6百斤、7、8百斤，后来到有杂交稻时，那就上千斤了。
我们这里的自留地主要是种一些蔬菜或山芋藤等饲料类作物。每家都养猪、鸡鸭等。对社员来说，养猪的猪灰按担交付给生产队，也可以换算为一定数量的工分，也是一种争工分的途径。而养大的猪卖了也是一大笔收入。条件好的人家，到年底时会自己杀猪，能吃一条猪，在当时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生产队除了按人口分口粮，按工分分工分粮之外。沟塘里捉的鱼，是按人分到户的。这个不记帐，不做资金核算；另外，队里养的猪杀了，肉也是按人口分到每户，这同样不做经济核算的。当然还有其它一些经济作物及饲料类作物，也常常会按户分而不做经济核算的。
人民公社时期的种植基本是有机种植，生态环境较好。在这样的夏天，中午到稻田里去转一圈，或许就可以弄一、两斤黄鳝；或者几个人结伙，拿着脚盆到沟塘里去洗浴、摸蚌壳等等。
7，生产队农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过程。
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是做得很辛苦的。以致有许多过来人谈到此时，说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年代。但是，这在人民公社的前期和后期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有一个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开始时，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量很大，农业水利工程的大量开展，再加上需要积累农家肥，采用人工除草，加上精耕细作的要求，因而农业生产的作业量巨大，当时形成了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大气候。
但是，随着农田的标准化建设的完成，随着农田水利工程的减少，随着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增加，许多作业量趋于减少状况。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开始，社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员的劳动强度也有了一定的缓解。从电力机械的使用到拖拉机的使用，减轻了不少的工作量。而化肥使用的增加使人工积肥的比例大幅降低，因而省了不少人工；农药的使用，特别是除草剂的使用，更是使社员节省了不少时间。而后期杂交稻的推广，更是大大提高了水稻种植的生产力。
以上我们例举了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决不是作者所说的共同贫穷。从农村不通电到通电，这一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没有文化教育体系到普及中学教育体系，从没有卫生医疗体系到建立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从靠天吃饭到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改善；从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到化肥农药的增加使用；从人力和畜力为基础到农业机械的使用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所有这一切，正是人民公社社员不断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人民公社时期处于艰难的创业期，社员的生活内涵的丰富和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但是，不用否定的是，社员的生活是随着人民公社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的。一方面是个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全体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形成。
熟悉手扶拖拉机的人都知道，在启动时，开始摇动时是最吃力的。但一旦摇动之后，就会由慢到快，越来越快，直到它自我快速运转。这就是飞轮效应。人民公社时期是我国经济从0到1的飞跃过程，这一过程是艰难的，但它却是最基础的工程。没有人民公社的基础建设，哪来的工业化中国？没有人民公社的劳权制度和以农民为中心的服务体制，我国怎么可能增加4亿有文化、有素质的劳动者，怎么可能会有后来的所谓人口红利？又怎么会有所谓的世界工厂呢？
没有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的基础工程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性的改善，没有人民公社二十多年发展在各方面创造的条件和形成的粮食产量不断加速增长的趋势，1980年之后的所谓包产到户怎么可能一下子解决了吃饭问题？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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