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我应邀在台盟中央2024年6月3-4日于杭州召开的“台盟中央第十三次协商议政论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的发言要点。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国家战略。正确认识、理解与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这一战略确定的前提，也直接决定着战略实施效果。总体而言，可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来认识、理解与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宏观视角中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什么?
1、一定是一个首先立足于中国持续发展需要的自主对外开放进程，绝不是迫于外部压力而首先按别人需要的被动性开放。
40多年的开放实践，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凡是依我国自身发展需要而自主开放的领域，走过的是“以我为主，外来为辅”之路，经验积累与成就是显著的。比如，中国的航天领域、汽车工业中的重型卡车行业等。
凡是“放弃自我、以外来为主”的开放，往往是一个自废武功、既丢掉市场也丧失自主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过程，这方面的教训并不少见。比如，小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等领域，都有深刻的教训。
就说当前中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火力全开的针对美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叙事”的全面猛烈批判，是吸取了深刻教训后的觉醒清醒和警觉，这一醒悟是代价换来的。美国曾高举“中国产能过剩叙事”这一幌子得手过成功过，既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又使美国大大得益。
2013-2016年中美交锋之中，时任美国国财政部部长的雅格布.卢，同今天老年财长耶伦如出一辙，拿“中国产能过剩叙事”，诱迫中国针对冶金、煤炭与化工等领域“减产能”。结果呢?就像2019年这位不再担任财长的老牌美国政客在北京大学公开炫耀的“他们成功了”：中方接受了“中国产能过剩叙事”，承诺在G20框架的所谓“监督机制”下“去产能”。中国自2016年起连续多年的大规模行政性“去产能”政策实践，严重对冲了中国工业体系，导致众多企业陷入困境甚至被强行“关停并转”，这是过去多年经济增速连续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金融领域，在曾经一度的“对外开放”中，只讲外人蓄意灌输并诱迫的所谓“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少讲甚至不讲我国实情、金融本质、金融仅是服务并附属于实体经济;过于渲染美西方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外衣与所谓“管理经验”，而对其早已“过度的投机性和虚拟性”不仅视而不见，反而看作崇尚的“榜样”;只是被美西方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投机性方式的“花里胡哨”所迷惑，而看不见风险快速积聚及其危害的严重性。如此以来，有多少原本属于中国公众与国家财政分享的金融收益，却被别人轻而易举地拿走了?几十年下来，中国金融领域有没有一度“走偏了走歪了甚至走邪了”呢?
正因如此，新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就必须也一定是首先立足于中国持续发展需要的自主对外开放进程，决不是迫于外部压力而首先按别人需要的被动性开放。
2、一定也必须是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对外开放，亦即，必须也一定是有利于具有中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与发展的对外开放进程。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公平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近代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从中国五千年历史中走出来的。公平以及对公平的追求，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古代就有着朴素社会主义要素的原因所在。共同富裕是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基本条件。由此才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对外开放以及全球化的实践表明，公平与共同富裕并不是对外开放与全球化所能保障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且不说，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不仅没有带来美国社会的公平与共同富裕，反而导致了财富的高度集中、贫富悬殊、不公平加剧、社会撕裂。就讲我们中国自身，四十多年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快速而巨大的分化，衡量财富分布不公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快速上升，甚至成为该指标全球最高水平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必须高度重视而坚决扭转的。
因此，才提出了新时代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而必须也一定是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过程，也就是有利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与发展的进程。从中，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决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有着管理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一定也必须是一个有利于国家意志不断强化、国家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的双向开放进程，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对外开放，也是一个他国对中国的开放：一个“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的历史性进程。
越是对外开放，越是市场化，就越是需要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弊端而离不开国家的干预管理，更在于现代市场体系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首先由国家构建起来的，市场首先是国家的，市场是有边界的，无论市场构建还是市场边界的延展，都需要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国能力予以确保。世界不是平的，变乱交织的当代，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核心。不管是为了把控好本土对外开放，还是为了获取世界对中国的开放，都需要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予以保驾护航。
4、一定是一个既讲合作也有斗争的统筹开放与安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进程。
高水平开放一定是一个坚定反对美国霸权从而充满着艰巨斗争的过程，也一定是一个打掉美国霸权从而争取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
作为一个大号海洋国家的美国，如同其母体英帝国，早已是一个典型的海权性霸权国家，一定也只有通过“结盟”战略，才能够深度介入并支配亚欧大陆。只有深度介入并支配亚欧大陆，才能够建立并维持其世界性霸权。所以，除非打掉美国霸权，将美国势力彻底赶出亚欧大陆，否则，作为美国霸权工具的“北约”一定会东扩，“北约亚洲化”也一定是美国的企图，这是由英美霸权的基因及其霸权维持需要所决定的。
中国作为一典型的陆权大国，天生就不具有“结盟”的基因，也没有这方面的需要，看重的是“周边”：靖边才可安邦。然而，美国霸权越来越成为中国开放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和破坏者。所以，高水平开放就一定不是一个只讲合作没有斗争、只讲开放不讲安全的过程，就一定是一个坚定反对美国霸权从而充满着艰巨斗争的过程。高水平对开放格局的形成，也就一定是打掉美国霸权后的结果。
由此，仅就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言，现有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是有“天花板”的，美国的控制权不会拱手相让。对此，中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权衡“中国投入”对中国发展权益的“效果”，必须杜绝“充当冤大头”。
二、中观视角中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什么?
1、一定是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开放战略而不断校准自身空间发展定位的进程，也一定是中央与地方有效有力互动的过程，还是一个离不开地方政府有效有力参与建设新型市场的进程。
对此，中欧班列的开启与拓展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重庆、义务、成都等地已经根据各自产业发展需要，开通了“渝新”、“义新”、“蓉新”铁路通道，只不过经营运输线路的平台机制有所区别而已。在国家提出并确定“一带一路”开放战略后，这些早先拓展西向铁路运输线的地方政府，眼前更是豁然开朗，积极响应，更加前瞻性宏阔性地定位自身空间发展战略，或者成为向西开放的枢纽，或者成为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形成了如今各具特色的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大开放格局中的核心地带。
当然，中欧班列有一系列需要不断健全完善之处，也只是初级阶段，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伴随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欧班列的不断拓展也是一个新型亚欧大市场的建设进程，而且，这一新型大市场不仅需要我国各个地方政府、企业和国家力量的有效参与，也包括相关国家的积极参与。
2、一定是一个产业政策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一能力不仅意味着产业政策的及时有效，更需要注重微观支撑，产业政策的落脚点一定是微观层面的企业。
高水平开放既关涉我国自身市场的健全完善和创新，也涉及他国市场建设以及各国间市场一体化融合发展，而产业政策是促进市场规则、机制和相关业务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对此，中国的“新三样”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工业的兴起，是一个典型的新型国际化市场建设和产业合作新局面塑成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产业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促进基于自主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驱动的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确保传统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相互促进，是产业政策能力提升的关键。这既是高水平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水平开放的必然结果。
三、微观视角中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落脚于企业和个体尤其是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进程。仅就企业而言，高水平开放不只是如何让外资企业更顺利地进入中国并顾及其在中国市场上的舒适感，更在于中国企业如何更加顺利更加安全更加舒适地“走出去”。
多少年来，以至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困难或者最为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是货币问题、税收问题、人身财产安全问题。货币问题不仅仅是迫于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结算问题，还有投资对象国的货币汇率问题。由于所在国货币汇兑管制及其货币贬值问题，致使众多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和辛苦经营所得无法兑换成包括人民币在内的硬通货并汇回国内，往往产生较大损失。双重征税以及人身财产安全问题，也是明摆着的。
这些问题绝不是主要依靠企业更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必须由国家力量出面解决，这意味着必须将国家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上去。对此，至少有两点需要一再强调和重视：
一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需要国家力量，是国家出面解决的问题。比如货币问题，当前因为美国威胁制裁中国的商业银行而影响到中俄正常贸易的结算，难道就因为这一点而使中俄贸易停滞不前了吗?决不可以!中国必须引领全球众多国家尽力“去美元化”，不能因为美国霸权的淫威就一再软弱妥协，关键岗位上的一些人员决不可自行寻找各种理由予以拖延。
对此，中国的金融部门以及中国主导或共建的多边金融组织必须勇于走在前头。金砖国家共建的新开发银行(NDB)作为一家政府间组织与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现任行长罗塞夫在这方面就值得充分肯定与赞赏，这位前巴西总统上任伊始，就敢于勇于善于极力推进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间的货币合作，坚定推进“去美元化”浪潮，这是什么?这叫“政治家办多边银行”!与类似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诸如货币和海外人身财产安全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属于具有革命性和战略性意义的区域或全球性新型机制建构，对此，必须在国家层面上树立起强大的政治意志、政治毅力和绝对的自信。
二是，一定也必须坚定而快速地引领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对此，一定也必须认识到，“共同发展”、“发展导向”是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最为关切也最为紧迫的最大追求，是中国与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公约数、最大思想叙事，也是最为共同而瞩目的思想框架。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这些国家同北方国家间的贸易额，全球南方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高达60-65%。这是奠定我们为引领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必须树立起强大政治意志、政治毅力和绝对自信的根本。
正因如此，必须也一定要认识到，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全球南方国家”，是中国与美西方争夺的重要国际力量。对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成功筹建运行就足以说明。西方以及中国内部的某些人士讲，正因当初英国开头的一些欧洲国家承诺参与，才使得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众多以及现在成员国超过100个，才使亚投行成功筹建。无论事实还是逻辑，完全与这种说法相反，绝不是因为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参与，恰恰是因为几乎所有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域外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才使得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站在门外”而承诺加入，亦即，是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带动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参与，绝非相反。
总之，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非一览无余地对外人开放，更不是不讲条件的单方面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绝不是什么普遍的“单边开放”，一定也必须是双向开放。高水平开放不仅仅是“营商环境改善”，而是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中国全面参与乃至引领新型全球化的进程。高水平开放，并非单纯的“引进来”与“走出去”，而是一个必须坚定秉持巩固中国基本制度的原则从而有着明确目标导向的制度强化进程。高水平开放，不只是一个单纯围绕市场化商业化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建设不断增强的进程。高水平开放，不仅是一个国际合作进程，也是一个坚定反对美国霸权的重大斗争过程。
写于2024年6月1日星期六
（作者介绍：袁东，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供职于财政部国债司和金融司，以及闽发证券公司、中国银河证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中再资产管理公司、中船产业基金、中国银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发展基金，2013年11月开始参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2016年起曾担任亚投行首席司库专家和亚投行高级研究员。袁东教授在经济领域深耕多年，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见解独特，已公开出版《中国证券市场论——兼论中国资本社会化的实践》、《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与全球格局》等专著15部，主编4部，合著2部，译著1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在一般报刊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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