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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新闻我原本搂一眼时还以为是个讽刺事件：一位学风与胆识颇为超前的进步学生，将自己的一堆生活垃圾大摇大摆的摆放在央美的毕业展上，以极为讽刺艺术的手法解构嘲讽那帮老学究、老艺阀、老垄断们陈词滥调的艺术教学……
这新闻多么的浪漫！
结果定睛一看，我敲！这作者竟然不是在整活，她是认真的！
……好好好，厉害……恭喜这位高材生，在艺术层面已有进入“上流圈子”的风范与天赋。
不由想起1917年，杜尚曾在纽约把一个腥臭肮脏的搪瓷尿壶当成“现代艺术品”高调展出，用达达主义狠狠地抽了那帮自以为懂艺术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布尔乔亚嘴脸——装逼就得抽！
这样的新闻不胜枚举，我记得此前国内也有一个小伙，在人流不惜、叽叽啧啧的美术馆里，故意把自己的书包扔在角落，然后暗中观察，结果真就引来一帮“艺术咖”举着手机对着那普普通通的书包一顿狂拍，且众口赞论这个书包的摆放、灯光的布置、体现的意境、反映的价值……
随后，小伙吹着口哨，于众目睽睽和阵阵闪光灯之下一把将书包拾起背走，徒留那帮端着相机和手机的“艺术咖”们伫立原地目瞪口呆……
艺术是大众的浪漫，是群体情绪的另类展现。
不妨去看看2022年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专业的黄同学的毕设作品：以父亲为原型制作的工人雕塑，光是废铁、钢筋等材料就用了1400斤，自己切割焊接，足足三个月才完工。他的父亲正是一位建筑工人，作品的主题也是希望以建筑的语言致敬父亲和所有最基层的城市建造者。
艺术如若走向“不装逼会死星人”的曲高和寡，再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鸡立鹤群」式姿态孤芳自赏，那就免不了被大众市场乃至群众铁拳教育。
这一点，恐怕居庙堂之高而端坐塔尖太久的官媒如《浙江日报》、《光明日报》等，其久居舒适办公室里指点江山、动辄喜好颐指气使训斥群众的编辑们是早已忘却了。
潮新闻，《浙江日报》旗下
光明网，《光明日报》旗下
恰似《光明日报》铸社成立之初的宗旨：
为知识分子读者服务。
又似《光明日报》改革开放之初的呐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论是人民政权下的工农主体，还是毛主席1963年11月的原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社会”要素，悉数被抹去。
倒也应证了毛主席在建国后不到十年时那段警语：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这句话出自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而在更早两年之前即1955年5月，主席曾发出过一段跨越时空、更为投射今日象牙塔乱象的担忧：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半个世纪之后，作为官媒的《光明日报》严丝合缝的“践行”了毛主席的心虑，公然以“为什么专业要向非专业道歉”的叩问，张目自己“名为捍卫专业主义，实则炫耀权力主义”的垄断作风……
着实令人心寒，更是让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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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去年曾有媒体发问“年轻人反感专家的原因”：
究“专家”大肆泛滥且频频观点雷人以致遭到青年群体反噬的根本原因，想必还是那个逃不开的缘由：脱离群众。
曾经的专家、知识分子是什么模样？
撸起袖子可开山凿渠、架桥修路、测天绘地，卷起裤腿可刨土施肥、化苗为林、绿满边疆，抱起算盘可核弹轰鸣、潜艇下水、卫星升天，站上讲台可熟授党史、深剖主义、宣扬思想。
后来出现的一堆新“专家”、新“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模样？
无病呻吟地写几本伤痕小说，吊儿郎当地解构、污化、杜撰、编谣党史国史革命史，以各种方式和载体大刮特刮历史虚无主义之风，配合卷土重来的新生资本家倒逼国家经济政策，时不时“何不食肉糜”得羞辱一下底层民众，以“艺术”“文明”“开化”之名大行帏乱荒淫之事……就都可以自封或被与之蛇鼠一窝的媒体冠以“专家”“知识分子”之衔！
门槛之低，身心之肮，真乃笑话。
还记得前年有一篇刷爆全网的酸腐文章《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堪称“下流知识分子群体”精英主义与专业主义的集大成作……
内容不贴了，有兴趣的同志可自行检索。
应该来说，文字也好，艺术也罢，包括音乐、习俗、饮食等一切文化产物，其使用权和改造权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为精英阶层所把持。
以文而论，不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词，还是“深藏内府处，一书惊天人”的长著，长久至今，文字始终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
属于底层大众的只有“说”，而“写”永远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情趣是他们写的，政治是他们写的，历史也是他们写的，就连底层大众都是他们的笔象之一，他们才是垄断一切解释的“周期律性”的势力。
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就曾认为：
在所有的文学当中，诗歌是一种精英文化，尤其以古典诗词为甚。
上可以文案依附权力，“以诗谋仕”；下可以曲调取嘻人间，“以诗戏妓”——这就是旧时文人的多数“风骨”，以致绵延至今。
而普罗群众呢？史书长册里，他们永远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织布编麻。
他们是官吏皮鞭下的宫殿建筑工，他们更是文坛大夫笔触下的粗鄙无用人。
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浩浩汤汤的长史之中，“愚昧”总是首选词。
哪怕如晏阳初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也大抵不过“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祖师爷”胡适先生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更是提出“五鬼乱中华”的惊世学说，在“愚昧、贫穷、疾病、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为首鬼——这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众的。
是群众的愚昧耽误了胡适之们的优雅，是群众的粗俗妨碍了胡适之们的进步。
总之，一切都是人民群众的锅。
放眼望去，今天的文艺圈某种“主基调”难道不也如此？
《人民的名义》里，莫名其妙地让王文革去干一系列毫无逻辑的疯事，塑造一个疯子的形象；
《最美逆行者》里，莫名其妙地让群众去破坏抗疫管理，塑造一群“不识大体的人”的形象；
《无问西东》里，莫名其妙地让学生去打人斗人，塑造一群流氓的形象；
《攀登者》里，莫名其妙地让学生去砸窗户，塑造文盲的形象；
《我不是潘金莲》里，莫名其妙地让女主一路上遇到各种贪嗔痴，塑造底层“炼狱”的形象；
《哪吒》里，更是莫名其妙把所有老百姓都画成丑态百出的歪瓜裂枣，只为了突出主角的英明神武、光芒万丈……
「描写好小人物」，这个事情其实并不难，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圈”对于底层人物、市井生活的描写，要么是以尖酸刻薄、阴险狡诈、坑蒙拐骗的抹黑手法塑造，要么是以“住在大平层里吃泡面”、“挎着奢侈包包扮穷人”的不察事实。
真正的底层生活和万家灯火，今天的许多文化创作者们早已是看不见的。
身处塔尖的他们只能以「想象」和特有的反动阶级立场去描摹他们以为的普罗大众，这倒称得上是“略过了‘可怕的三十年’、向传统的社会秩序靠拢”——在旧日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阶层的描述里，大众的“愚昧”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这个判断下，精英群体显然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群众。
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时也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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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年的“文字已死”，到2024年的“为什么专业要向非专业道歉”，此般矫揉造作的垂垂哀叹不是今天才有的，更有甚者曾在网络呻吟“今中国文脉已断……”
与之相配的是这种言论：
什么是优雅的“高跟鞋”，有多么的优雅？
民国女性众亿，但能成军阀家妾的不过几千，倒是妓女达到百万之众。除为奴为妾为妓之外的老妇丑妇残妇，则不过是战争屠刀下、一辆辆运尸车里的女尸罢了。
同时，就说这优雅高贵的军阀太太，多为穷苦女性卖身，“一朝得意，惟以发展兽欲为无上快乐，每一督军起码有姬妾十人以上。有所谓长腿将军者，妻妾共有三十余人。但是数量是这样多，角色仍然时时更换”（见：王书奴.《中国chang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36页）
1930年，南京国府公布《亲属法》，明文规定纳妾制度应该废除，原文如下：
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认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毋庸以法典及单行法特为规定。至其子女之地位，例如遗产继承问题，及亲属结婚限制问题等，凡非婚生子女，均与婚生子女同，已于各该问题分别规定，固无须另行解决也。
但是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却是：
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
高跟鞋，还优雅吗，还怀念吗？
敢问是谁，废除了这尸山血海里滴着血滴的“高跟鞋”？是谁，将亿万被凌辱的妇女从军阀里、从妓院里、从日本慰安队伍里、从蒋府国军里拯救出来？
正是崇拜贵族的小资们所不屑鄙视的1949新中国。
所谓“贵族崇拜”、“贵族向往”，以及推崇的“贵族气质”，其本质就是精英史观——而这种史观的素材兑现，是需要建立于根基庞大的精英集团垄断之上的。
军事武装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垄断、知识垄断、舆论垄断，五点共同组成领域分明、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
蒋府民国时期，社会中有官民压迫，体制内有官阶压迫，军队内有将士压迫。
抗战怎么丢掉大片国土的，解放战争又是怎么输的？
前线壮丁流民炮灰堆成尸山，后方高级军官则带着妓女小妾进战壕——“将悦则长胜”，看他国军的气质贵族不贵族？
这贵族气质也被他们从“十里洋场万具尸”的长三角，带到了大西南。重庆成为陪都后，一时间名流云集、冠盖满山城。
然而奢华的贵族精神救得了中国吗？
白修德给出评价：
在战争接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的…重庆过去的精神仅止于轰炸完结时，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危险过去了，这精神就死了。
再看中共军队，真土鳖！别说军官等级的贵族制度，竟然还有“士兵委员会”这种事物，甚至还有“班长给新兵洗脚”的解放军传统。
和他蒋记国军一比，毛主席的部队真是“土得掉渣”。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支土得掉渣的军队，在中国发动了土地革命，废除了缙绅阶层不纳粮的特权，让广大农民翻身、穿上了“劳保鞋”。
历史上鲜有“锄豪强，抑兼并”的政策可以真正落实：自公元前7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封建史上第一次限田令以来，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士大夫阶层与地主后代们，怎能不在他老人家死后携“贵族气质复兴”反攻倒算、感叹“文脉已断”？
千年华夏，最令苟且小资们颤抖——甚至何止是颤抖，简直是泪如雨下、恨不得愤郁而终的，或许就是那一声拔地而起的“人民万岁！”
一句“人民万岁”，不但让农民拥有土地，更“大逆不道”的是还胆敢让他们识字看书、学法参政、将所有在旧社会中收拢于上层精英的权力，统统下放下沉。
他不但让底层百姓穿暖食饱，还要让党内党外过去学识匮乏的人多学多识，“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一个人人皆登“劳保鞋”的社会，只能说明其包含着两个侧面：既无油光长靴，又无血痕赤脚。
而这，正是共产党打下的新中国给予这个世界的最大创造：砸碎一切油头粉面的“贵族”，浩荡六亿神州，放眼尽是舜尧。
刚过去不久的5月24日，就是新中国发起扫盲运动的七十二周年。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
那时，无数工人和农民，那些半辈子没碰过笔墨纸砚的旧中国“屁民”、“贱民”，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那是一个仅有三百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九个人识字。
当时合作社找到其中七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也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为此，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
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
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
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主席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八百多字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
毛主席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扫盲教材。
这些教材五花八门，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1960年，扫盲工作开始注重巩固成果。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七年之后，毛主席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又严肃地指出：
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由于知识垄断而形成腐化的周期率性的痛点，毛主席一直深为担忧。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这样言辞批评过：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
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所以，他会给出这样的定义：
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他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进入50年代，党内的某些风气和社会上的诸多现象，让老人家越来越不安。
他早早地告诫过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可是似乎这样的党内劝诫愈发无人回应、愈发被淹没。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的距离，在50年代后期有了一丝扩大的端倪，这令毛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农民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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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
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中国国情出发，像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农民积极分子，从来就不该被边缘化，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阶级的地位，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
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
因而，还有一则近来爆火的新闻——一名武汉大学选调生，被分配到甘肃嘉峪关后，在社交圈写小作文痛骂嘉峪关是“落后的隔壁小县城”，觉得自己坐在火车车厢里像“黑奴”，她的硕导发言“那边有什么好男人配得上我的学生…我不允许我的学生当野妇”更奇葩狠毒——这与《光明日报》揶揄人民群众“不专业”“不配批评央美艺术品”，本质是同一件事：阶层差距扩大之下的阶级凌辱，以及打着“专业主义”旗号的权势至上与慕强主义。
这样的闹剧不是偶然。
2021年时，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去云南龙陵支教，结果受不了当地的落后、学生等当地人的所谓“素质低”、教育环境恶劣，旋即在微博上恶语吐槽甚至破口谩骂、侮辱讥讽：
这让我想起了同样被抹黑泼污的知青下乡运动。
半个多世纪前，持续十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曾深刻地改造了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在蜕变为「劳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成长为一批脊梁坚硬的「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也曾于80年代抵御自由化风潮的抗争中表现出了风骨和战斗力。
直到今时今日，那段火红的岁月依旧在庇护着共和国：
2012年的十八大，七个常委中四个知青，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二个知青；
2017年的十九大，七个常委中三个知青，二十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知青；
2022年的二十大，七个常委中四个知青，二十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七个知青。
所以，苏联与东欧亡故，但中国未倒。
“合乎历史进程”的是，上山下乡也不可避免地在新世纪遭到南方系的大规模抹黑，直至2012年后随着精准扶贫运动的开展和整治舆论的实施才些许消沉。
抹黑知青下乡，与2021年这位支教生大骂龙陵县的落后别无二致，都是出于“维持”自己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优雅高位，而必须进行的阶级俯瞰和阶级打压。
没有打压、乃至怒目圆睁的破口大骂，怎么能体现自己的阶层优越呢？
1966年3月，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这话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过时。
精英阶层酷爱诘难“穷山恶水出刁民”，当我们跟在那些鲸吞者和食利者的背后、不知不觉充当了他们的舆论打手时，可曾想过：所谓“穷山恶水”是如何形成的？
那些年我们口中的所谓“刁民”，他们又是如何被环境塑就的？
B站账号：阳春白靴
1951年，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的日子时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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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很简单，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艺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跃于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丁玲，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专注于农民个体和革命生产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当年是多虑吗？
与“社会主义的艺术”反着来的是什么？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艺术。
它需要特殊的观摩框架以欣赏，需要特殊的权力渠道以推广，需要特殊的歪曲视角以解读，需要特殊的制度平台以保护。
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艺术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过去，艺术的一系列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书写篇章的人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创作的原动力不是为了去分离集体、把自己摘出来，而是要服务和讴歌集体、将自己放进去。
读史总是惜今，两年前读到那篇《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胃反酸水之际，更让我其时感叹“此时此刻，恰如彼时此刻”：
就在这条嘲讽“野蛮生长”的博文发出的第二天，“浦东抢菜”的新闻上了热搜，上海疫情进入严峻期……
还记得鲁迅先生写的《推》吗：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
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
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
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
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事实证明：当开始面目狰狞抢菜的时候，是没有功夫端咖啡、品红酒的，也不再嫌弃有没有三黄鸡和绿叶菜。
事实同样证明：到最后赶来支援的，还是全国各地那些被瞧不起的、“给点面粉和土豆就能活”的“乡毋宁”。
包括这种言论，同样令人犯呕：
从历史账开始算起，地域差距是从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显著拉开，而自改开初始，中西部地区生产的煤炭、电力等生产要素，其资源价格都是按国家核定的计划价向东部地区提供的——但是，东部地区生产的消费品却是按照市场价进入全国市场，这里面谁“占便宜”谁“吃亏”？
直到现在，能源的价格仍然由国家统一裁定控制，但消费品的价格也依旧由市场调节。
“发达八省市”中，上海和天津甚至一直以来压根都没有水力发电。
2021年一年，四川省全口径水电外送电量1368亿千瓦时；而仅今年上半年，四川省累计外送水电达到1.35万亿千瓦时，足以满足头号经济大市上海将近十年的全社会用电需求。
除了四川，同样“非发达八省市”的云南、湖北等水电大省，也是“西电东送”的主力省份。
试问：谁养活谁？
四川国网电力公司曾有公开对外解释：
按照国家西电东送的战略，四川境内向家坝、溪洛渡、锦屏、白鹤滩等梯级大型电站，均由国家统筹安排开发和消纳。
四川的电量在全国范围内被统筹分配，省内省外有严格固定的分配比例，从来就不是四川内部优先消纳。
在正常年景，四川每年夏季都是丰水期，多余的电基本都外输到以江浙沪为主的华东地区。
上面四川国网提到的白鹤滩水电站，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仅次于三峡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但也属于三峡集团），立项于1958年，长年供应着江苏和浙江两座发达省份、也是两座用电大省的电需：还有上面提到的四川锦屏水电站和溪洛渡水电站，也是供应江苏省；四川雅中水电站，供应江西省；四川向家坝水电站，供应上海市。
上海外滩华丽炫彩的夜景，其中有三成以上灯光来自西南地区的默默输电；而纵观全上海市，每五户居民就有一户的家庭用电是四川人照亮的。
这些清洁能源供应的意义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战略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它直接推动华东发达地区每年减少发电用煤14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500余万吨。
华东诸省市的企业和人民群众不仅用电无忧，更能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城市化的便捷而免去承担工业化的污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所谓「靓丽名片」。
风力发电量前十名省份中，有八个都来自“三北”地区，内蒙古、新疆及河北分别位列前三；而太阳能发电量的前八名无一例外也均被三北地区省份包揽，除青海居于第一外，新疆、内蒙古同样位列前三。
还是那个问题：谁养活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净供电量最高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内蒙古、云南、四川、山西、新疆，贡献量均超过1000亿千万时。
相比而言，经济大省即“发达八省市”基本都是净受益者，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四省每年来自省外的支援电量都超过1000亿千瓦时。
除了能源，西部省市对“发达八省市”这三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贡献和数以万吨计的粮食贡献，就更无需多言。
四川是水电产量第一大省，河南是小麦产量第一大省，山西是产煤第一大省，陕西是天然气产量第一大省，内蒙古是风力发电第一大省、火力发电第二大省——东部发达地区的背后，正是这些能源大省默默的原始输出。
包括劳动力的流出，三十年来多少背井离乡的东北人、河南人、四川人、安徽人、云南人，在东部发达省市吃尽底层务工苦，还要背负地域歧视名……
经年累月之下，东西部各省市之间定位层级和财税规模的鸿沟形成，此时反过头来，在全国一盘棋的规划下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平移等中央统筹手段反哺欠发达地区，要被称为“八省市养活全国”？
还还还是那个问题：谁养活谁？
不妨再重复一遍本文探究的主题：阶层差距扩大之下的阶级凌辱，以及打着“专业主义”旗号的权势至上与慕强主义。
各位可有更深一层体会......
跋
八十二年前的延安，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发表过一段雷霆讲演
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
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
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从1915到1966，经历过两次伟大文化革命的中华民族不应当丢掉历史遗产。
既得利益阶群的飞扬跋扈，不论是居高临下指点群众，还是趾高气扬拒绝批评，亦或是私有制下慕强与拜金共同催生的地域歧视，本质都是权力运行秩序发生质变后，诸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催生的产物。
色厉内茬的“专业主义”，保护着清华美院与中央美院；歇斯底里的“小地方厌恶症”，笼罩着被攻击的淄博烧烤、哈尔滨的冰雪世界、云南的大山、通往嘉峪关的火车……
上层的傲慢，总是这样在底层的挣扎面前乐此不疲的变化着模样。
它们有时化作曲婉婷优美的旋律，有时化作方方别墅里的日记纸张；它们时而像极了贾浅浅的“屎尿屁”，时而又像极了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有这样一段话，引以本文结尾吧：
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
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
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
……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鼕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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